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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考古歷史6000年、建城史700年以來，勤勞勇敢的上海先民不僅篳路襤褸以啟山林，開創了發祥於松澤文化、廣富林文化的上海古典文明，在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同時，也與入侵自身的病毒（瘟疫）相鬥爭。瘟疫的滋生與環境息息相關，其中戰爭、乾旱與饑餓是瘟疫爆發的三大因素。中國早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就以“疾”“鬁”“疥”“盅”“禍風”“疾年”等文字予以記錄。而最早的防疫記錄則見於《周禮·天官·塚宰》：“疾醫掌養
上海考古歷史6000年、建城史700年以來，勤勞勇敢的上海先民不僅篳路襤褸以啟山林，開創了發祥於松澤文化、廣富林文化的上海古典文明，在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同時，也與入侵自身的病毒（瘟疫）相鬥爭。
瘟疫的滋生與環境息息相關，其中戰爭、乾旱與饑餓是瘟疫爆發的三大因素。中國早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就以“疾”“鬁”“疥”“盅”“禍風”“疾年”等文字予以記錄。而最早的防疫記錄則見於《周禮·天官·塚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與一般疾病的區別之處是，瘟疫的傳染力極強，死亡率極高且快，常常是“大疫，民大饑，餓殍載道”。
相對於中原地區悠久的古典文明，上海建制較晚，直到宋代才由小漁村升級為上海塢（上海鎮）。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地廣人稀，文明不彰，故很難入朝廷政令及史家筆下。不過有學者考證，就江南地區而言，東晉前有關瘟疫的記載不多。但唐代的江南道、宋代的兩浙路以及明代的南直隸等江南地區，都曾是國內數一數二的瘟疫高發區。上海地方志書中最早的疫情記錄是明景泰五年（1454）的大疫。
古人根據瘟疫發生規律，有“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之說。自然，中國有著悠久的防疫傳統。千百年來的抗疫實踐證明，這些古老的防疫 ... 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學技信息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這些 ... 仍然大同小異。因此，厘清古代江南尤其是明代以後上海地區的疫災應對策略，對當代上海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唐宋時期：依法抗疫與行政問責
唐代上海地區隸屬江南道（唐貞觀元年置，轄境長江之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分江南道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今江蘇省蘇南、上海、浙江全境、福建全境及安徽徽州等皆隸屬江南東道，治所在蘇州。有宋一代，上海歸屬兩浙路。兩浙路至道三年（997）置，轄區基本繼承唐末的兩浙地區，大致包括今天浙江省全境、江蘇省南部的蘇錫常鎮四市和上海市，治所越州，杭州，是北宋經濟和人口最發達的一路。
據史料記載，隋唐五代時期，見諸文獻記錄的瘟疫共有 50 多次。其中，唐肅宗寶應元年（762），江東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唐德宗貞元年間（790），江南大旱，井泉乾涸，人多渴死，爆發瘟疫，疫死者眾。唐憲宗元和元年（806），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新唐書·五行志三》）。人口流失、土地荒蕪、經濟凋敝、人心恐慌給社會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乃至當時一些官員都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職。
宋代江南因經濟蓬勃發展形成的環境問題，成為疫病高發區。如鹹平三年（1000），兩浙大饑，民疫死。宋熙寧八年，“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七年，“浙西饑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可見瘟疫對於江南社會的破壞力之強。
面對突發疫情，唐朝 ... 建立的中央-地方醫療體系在治療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疫情爆發時，在中央醫政機構的指導下，地方機構與慈善機構，如寺院等，聯合開展治疫工作，主要有送醫送藥、抑製傳染、減免賦稅三類機制。為避免交叉感染， ... 還強製患者本地就醫，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強化。如《唐律》雲：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戶奴婢疾病，主司不為請給醫藥救療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為重視防疫工作，天寶五載（公元746年），唐玄宗親撰《廣濟方》，頒敕要求郡縣用大版刻錄，“當村坊要路榜示”。德宗時以同樣方式頒布《貞元集要廣利方》（《唐大詔令集·政事·醫方》）。
面對突發疫情，宋代在借鑒前朝經驗的同時，開始提升城市管理水準，建立了以 ... 為主導、社會力量為輔助的疫病防治體系。為確保信息暢通，宋太宗還命令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直接向皇室通報疫情，以資獎懲。據《越州趙公救災記》記載，宋神宗熙寧八年夏，吳越之地發生大旱災。同年九月，資政殿大學士趙忭出知越州。趙下車伊始，即展開全面調研：“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趙的調研決不是枯燥冰冷的統計數字，而是對屬下官員的一次考核問政。凡是不能及時匯報屬地情況的官員，一律拿下治罪。
可見，在重大疫情危機面前，早在唐宋時期就已做到有法可依與違法必究。其防疫抗疫的若乾對策，如 ... 主導、中央及地方衛生部門互動、民間慈善機構參與、整治環境、中醫藥防治、隔離患者、掩埋歿者，包括建立信息快報制度，尤其是依法救治與行政問責制度等做法，成為此後歷朝應對疫病災害時的仿效對象。
元明時期：破除迷信與民間慈善
元朝在南宋核心地區置江淮等路行中書省，統兩淮(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兩浙東路，兩浙西路)地。省會治於原淮南東路首府揚州。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地理民事非便，徙省治於杭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割江北揚州等地隸河南，改曰江浙行省。明朝時期上海隸屬於南直隸州，分屬蘇州府和松江府。松江府擁有華亭、上海、青浦三縣，嘉定、崇明二縣隸屬蘇州府。
元朝同樣是個疫災多發朝代，平均兩年就發生一次，遠高於史上其他朝代。且南方疫災多於北方，沿海多於內陸，平原低地多於高原山地；疫災多沿海、沿江、沿交通線分布，長江中下遊區、華北區、華南區疫災較重；經濟發達、開發較早、城鎮集中地區疫災多於落後地區；其中江浙行省為全國疫災重災區。至正十二年（1352）後，大疫一場連著一場爆發，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天，南方疫病流行，社會秩序極為混亂。
《中國救荒史》顯示：“明朝共歷二百七十六年，而災害之繁，則竟達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誠曠古未有之記錄也。”尤其是瘟疫，幾乎與大明王朝相終始。江南地區的蘇州府和松江府因水旱災害頻發，更成為疫病重災區。景泰五年（1454）夏，上海縣、華亭縣田廬漂沒殆半，大疫，死者無數，饑殍相枕。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554～1555）上海縣連年大疫，民死甚眾。乾隆《上海縣志》記載：“六門出槥車（槥：薄皮小棺）日以百數，棺肆不能給，多以葦席裹屍，至有一家相枕籍無收斂者。”連大致的數據都無法統計，可見疫情的嚴重與應對的力不從心。
面對突發疫情，這個馬背上取天下的元廷對當年草原瘟疫的殘酷情形，記憶尤深，因此也更加留心。如江浙地區發生瘟疫，時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祿立即從鹽課中預支賑濟費用，“歲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閩，預收鹽課，勸誘疑者，得米三十八萬餘石以賑”。元廷抗疫有幾種創新之舉：首先，打破迷信，鼓勵科學，針對人民盲目的迷信瘟神情況，元代轄地建立三皇廟，使人四時祭祀 ，並在其中進行醫療救治宣講，借以宣傳醫學 ，用實例使人相信醫學，從而摒棄巫術、祁穰等迷信行為 。“越三月而 (三皇廟)成 。覬覦一頭以劑起死回生者 ，幾數乾人 ，用是知醫之利。”其次，將防禦瘟疫與個人衛生聯繫在一起，提倡加強個人保健養生、個體清潔，以避免瘟疫的滋生、傳播，這也使得民間防“疫”精準到了個人。元代《飲膳正要》裡說：“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則百疾不入。”元人深知“病從口入”的道理。據《馬可.波羅行記》載：元製規定，向大汗獻食者，皆用絹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汙染食品。這是使用口罩的較早記載。這些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對於預防傳染病的發生有著重要的意義。
明代抗疫措施跟元代大致相同，主要對策有四大法寶：掩埋屍體、要員祈禱、派官施藥、朝廷賑濟。除了 ... 戰“疫”行為外，民間力量開始走向抗疫歷史舞台。以鄉紳賢良為主的民間社會慈善機構，開始根據自身力量展開一些救治醫療活動。這些慈善機構或自身配藥散發施救，或刊發治療疫病的藥方進行散發宣傳，或賑濟疫病遺孤，安葬病歿之人，彌補官方施力的空白區域。如明朝前期“預備倉”中鼓勵富紳捐糧制度，中後期民間“社倉”對官方預備倉制度廢弛的補充等。晚明愛國士人祁彪佳，在退官的八年間，就在家鄉紹興組織了慈善病坊和藥局。1636年他草擬當年應對瘟疫的藥局規條，同十位有名望的地方醫生簽署協議，共同主持坐落在城中一座古老的大佛寺中的藥局。每天派兩位醫生當值，每名醫生被要求輪流工作六天。據稱在當年六月至八月間，該藥局拯救了一萬多人的生命。
顯然，元代防疫對策中已近現代口腔衛生觀念的個人保健意識，破除迷信、崇尚醫學之舉；明代民間慈善機構在社會抗“疫”力量之中的角色參與意識，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與深遠的歷史影響。
晚清及近代：走向現代抗疫的艱難歷程
清代在華亭、上海地區設立蘇松太道松江府，蘇松太道中後期依其駐地又稱上海道，轄蘇州府、松江府和太倉直隸州，順治年間駐地為太倉，康熙時期駐地為蘇州，雍正之後駐地為松江府下轄的上海縣。民國16年（1927年），根據孫中山的大上海計劃，設立上海特別市，擴大市區範圍包括上海、寶山縣的一部分，設立17個區，而上海地區各縣則仍屬江蘇省。自此，上海脫離江蘇省管轄，自立門戶。
有清一代瘟疫爆發依舊高頻，且有新疫發生。道光元年（1821年）上海發現霍亂病人。此後道光六年、二十年均有流行。同治元（1862），法租界鼠疫流行，居民患此症死亡者頗多。此為上海出現鼠疫之最早記載。光緒六年（1880年）上海開始有霍亂病死亡登記。光緒七年（1881），天花盛行，數十歲之人亦能沾染，得愈者十中一二。此為上海天花疫情的最早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上海猩紅熱流行，公共租界內約1500名中國人死於此病。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至八月（2～9月）南匯縣“喉痧大作，多至不救，有合家死亡者”。
1843年上海開埠以後，十裡洋場逐漸成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因大量人口的匯聚與流動，各種時疫的種類及傳染源都漸趨複雜。如民國7年（1918），世界範圍的流行性感冒襲擊上海，“身熱咳嗆，足軟頭暈，患者十居五六”，當年死亡418人。民國27年（1938）8月 難民大量湧入上海，霍亂迅速蔓延，當年登記霍亂11365例，死亡2246人。民國31年（1942）霍亂連續第六年流行，疫勢猖獗，當年登記患者2465例，死亡513人。鑒於瘟疫的惡劣影響，民國20年（1931）上海宣布為霍亂流行港口；民國21年（1932）、26年（1937）上海分別宣布為天花疫港。
在防疫方面，清末如宋朝一樣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統一的醫療機構。1843年上海開埠以後，受西學東漸影響，上海防疫工作逐步引入現代衛生理念。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設立糞穢股，專管環境衛生與垃圾處理工作。1873年為防止泰國及馬來西亞霍亂傳入，上海港開始實施檢疫制度。1883年公共租界自來水廠建成供水。至此上海的衛生防疫工作初見端倪。1907年白喉逞凶時，一個叫“中國國民衛生會”的組織，創辦一份《衛生世界》雜誌。就連商務印書館的語文教科書種也編入普及衛生知識的課文《鼠疫》。上海市民對傳染病的防治觀念大大增強。現代醫學理念的普及大大改觀了當時的防疫方式，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六月，在滬浙江富商沈敦和（仲禮）、朱葆三共同籌建“施救急痧醫院”，專治白喉。1913年，施救急痧醫院遷至廣西路143號，改稱上海時疫醫院，隸屬中國紅十字會，由中國紅十字會總醫生、愛爾蘭柯師太福（Stanford Cox）正式就任醫務主任。他經受添置的醫療機器達20余架，病房可容納數百人。他對大眾衛生問題也十分關注，在診治時，不斷向病人及其家屬宣傳飲食衛生和堵塞病源的道理。
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民國時期上海已成為中國東西方醫學交流的窗口和傳播中心，甚至，當時國際衛生組織在上海也建有分支機構。這對上海的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流行病學科普、防疫法規的頒布、防疫機構的設置、全民動員等。民國時期上海市防疫檔案內容大體上就包括傳染病防治、隔離、消毒、計劃免疫等。如1916年3月，北洋 ... 公布傳染病預防實施條例，1930年國民 ... 關於傳染病預防實施條例，1931年工部局衛生處實施傳染病報告辦法，隨後又先後頒發了清潔違章條例、食品衛生條例、管理公共浴室衛生規則等衛生管理法規。民國3年（1914），滬南警察分廳因各處發現鼠疫特設防疫所。1942年7月18日，霍亂疫勢轉熾，全市進行第二期防疫總動員。1947年上海市各界聯合推行春季強迫種痘實施辦法，等等。
亂世無良政。抗戰爆發後，上海華界、租界衛生防疫事業皆遭到嚴重破壞，傳染病迅速蔓延。抗戰勝利後，防疫工作得到一定的恢復。儘管如此，傳染病死亡人數仍佔上海人口死亡人數之首，食品、環境等衛生狀況很差，勞動衛生條件低劣，職業危害嚴重，廣大勞動人民生命健康仍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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