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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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东亚古代瓷业的发展中，高丽青瓷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生产最早、质量最优的青瓷。此时的高丽瓷以镶嵌青瓷为主迅速发展。通过以上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简略论述，可以看出它的产生和发展，除其本土的条件的因素外，曾经与中国的瓷业有很大的关系。

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东亚古代瓷业的发展中，高丽青瓷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生产最早、质量最优的青瓷。因而，它在世界瓷业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亦享极高盛誉。据南宋《袖中锦》刊载，当时被南宋誉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记有“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

　　在此时期，作为瓷器故乡的中国，制瓷业生产正进入空前蓬勃发展的两宋繁荣时期，新兴窑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创建，名窑名瓷不断涌现，新生的瓷窑体系亦一批批形成。然而正在此时，作为瓷器发祥地的中国却赞颂“高丽秘色”“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中国人在南宋古文献中的这种称颂，应是对高丽青瓷中世纪高峰发展期真实面貌的如实记载。

　　优美怡人的高丽青瓷，是高丽陶工学习了中国制瓷工艺后的创造，它是高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为研究两国陶瓷工艺的交流和升华，本文想就中国青瓷和高丽青瓷的关系谈点看法，高丽青瓷和越窑、汝窑的关系古文献中曾有记载，而将耀州窑和高丽青瓷联系在一起的想法，产生在1985年，当时自己从耀州窑遗址发掘出五代天青釉和唐代青釉白彩瓷，曾将此想法告诉过一些学者，还给西北大学和台湾省刘良佑先生的学生讲课时谈论过，但一直未能写出文章，1997年受韩国美术研究所之邀，曾就耀瓷和高丽青瓷的关系写了一篇探讨性文章，登载于次年该所出版的《美术史论坛》第7期上。

　　近几年盛蒙韩国留台的李恩敬和留学北京大学的金英美帮助，又看到一些高丽青瓷的资料，对此问题增加了认识，想在此再谈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高丽青瓷的渊源与发展

　　从考古资料得知， ... 半岛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远古时期的新石欺时代，该半岛的先民就开始了陶器的 ... ，生产的半球形和大口深腹圜底红陶钵，往往采用篦纹和附加堆纹进行装饰。进入青铜时代，红陶多为素面，有平底罐和圜底釜，又出现了彩陶和黑陶，器物种类增加了圜底壶和长颈壶。进入公元初，半岛形成了高勾丽、新罗、百济并雄的三国时代，受到战国秦汉灰陶、瓦当和原始瓷器的影响。此时亦生产灰陶瓦当和褐绿色陶器。此时的陶器很多用作墓葬陪葬品，出现了一些象生的雕塑品，如女俑和骑马武士俑之类，带有鲜明的古坟文化性质。到了7世纪，半岛成为新罗统一的时代，在中国的影响下开发了低温绿色铅釉和初期的高温石灰釉瓷。

　　新罗王朝曾派出佛教僧侣（留学僧）和学者（留学生）到中国唐朝修学。有不少新罗人亦到唐朝来定居，还在中国的居留地建起“新罗坊”。在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使半岛的瓷器生产得以萌芽。八世纪新罗衰微，分裂为新罗、后百济、泰奉后三国，但所奉行的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的政策则继续进行。

　　九世纪初，海将张保皋进而从中国招聘生产瓷器的工匠，使之移居到新罗专门从事陶器生产。这些迁居新罗的制瓷工匠，为 ... 半岛带来了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此时引进的中国先进制瓷工艺，与当地传统的古陶艺相结合，开始了半岛青瓷器的 ... 。约在9世纪后半叶，新罗已烧制出与唐代玉壁底造型相似的青瓷器，它为日后高丽青瓷的创烧和鼎盛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应是高丽青瓷的起源和预备期。

　　公元918年，后三国泰奉的侍卫王建自立为王，定都开城，国号高丽，于936年同意了半岛，是为高丽王朝，直至1392年灭亡，为时474年。在此四百多年中，高丽王朝烧造出举世闻名的高丽青瓷，为世界瓷器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高丽青瓷的发展历程，根据郑良谟先生研究大体可分为初期、发展成熟期、鼎盛期、衰退期四个大阶段。

　　1、初期（10世纪）：此阶段高丽青瓷的生产，接续了9世纪新罗时期的青瓷工艺。烧造的青瓷有两种型式。一种形式为类似中国越窑晚唐时期的器型，称为“玉璧底青瓷”，其造型为敞口、浅腹、缓斜壁、圈足大而矮。是“釉色漂亮、胎质致密、瓷化好”的优质青瓷。另一种形式为敞口、深腹、急倾斜壁，小圈足造型，胎粗松，釉色青绿偏灰，称之为“绿青瓷”，是民间用的粗青瓷。

　　2、发展成熟期（11世纪）：此阶段是高丽青瓷工艺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正是北宋的陶瓷艺术空前繁荣发展，各名窑辈出，以不同品种和风格见长的各个窑系逐渐形成之成。当时的高丽国在抵御契约侵扰的同时，大力兴办教育，振兴文化艺术，也加强了和宋朝的文化科技交流，优秀的北宋陶瓷艺术对高丽青瓷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日后高丽青瓷的飞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发展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1世纪中期前段的高丽青瓷， ... 提高，出现了花口和口沿外翻的碗盘，器壁由原来的斜腹变为弧腹，圈足日渐变窄，开始流行阴线刻划、印花、铁花和堆花，纹饰以唐草和水波纹为多，亦有鹦鹉纹。

　　11世纪中期以后，高丽青瓷 ... 技术成熟，胎土呈浅灰色，含铁量减少。釉呈半透明状的青绿色，釉中气泡多。器物造型曲线柔和，由中国式样逐步向本土高丽式样变化。装饰手法中镶嵌纹样逐步增多，阳刻和阴刻线条都较犀利。在纹样图案中以菊花唐草纹为主，但开始出现了折枝花和云鹤纹。 　　3、鼎盛期（12—13世纪前半期）：高丽青瓷鼎盛发展期长达130多年，其中又可分为前期的纯青瓷鼎盛期和后期的镶嵌青瓷鼎盛期两阶段。纯青瓷鼎盛期，是在12世纪前50年。此时高丽青瓷的发展状况，曾被宋徽宗宣和五年派往高丽的使者徐兢所目睹，并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 ... 工巧，色泽尤佳”。此时的青瓷，青釉釉层较薄，呈翡翠般绿色，釉呈半透明状，内含大量的微小气泡。在装饰手法上有素面、阴刻、阳刻、象生造型等。图案由以前的满地装，向主纹和从属纹相结合的方向发展。青瓷纹样几乎不见此前的菊花唐草纹，出现了牧丹唐草、宝相唐草、莲花唐草和相同内容的折枝花等。同时镶嵌手法有所发展，由此前的粗糙工艺变得精湛，除用作从属纹饰外，也以折枝花的形式单独出现。此外还采用了青釉下绘红彩、绘黑彩、画金、堆白等装饰手法，上述装饰 ... 还往往结合起来使用。

　　镶嵌青瓷的鼎盛期，是在12世纪后50年至13世纪20年代。此时的高丽瓷以镶嵌青瓷为主迅速发展。此种镶嵌工艺，是先在器胎上划出阴纹，再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最后施釉烧成。烧出的镶嵌填彩呈现出黑色和白色的花纹。与绘画花纹相比，工艺费时费工，但花纹的立体感较强，是高丽陶工在世界瓷器史上的一个贡献。鼎盛期的这种高丽镶嵌青瓷，青釉透明度强，以亮丽为特征，因釉的硬度大，使器表出现了大量的开片。纹样则由此前的写实性逐渐转向程式化和图案化。在大量采用镶嵌装饰手法的同时，还配合采用了绘红彩、绘黑彩、堆白等装饰手法。在釉色、纹样和器物造型方面，都已由原来的中国式样变化为高丽式样。

　　4、衰退期（13世纪中期以后）：亦可分为三个阶段，但总起来看此时的高丽青瓷日渐衰退，这种衰退主要表现为工艺水平上的粗糙。器胎粗劣，且有黑色杂质；青釉不纯正，往往呈褐、黄色；造型厚重，修坯不精细；纹饰结构和装饰手法改变，主体镶嵌纹样日减，再从辅助镶嵌纹样增多发展到押花印花纹样，这种押印花成为日后李朝印花技法的渊源。

　　通过以上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简略论述，可以看出它的产生和发展，除其本土的条件的因素外，曾经与中国的瓷业有很大的关系。笔者在学习和初步研究高丽青瓷的过程中发现，对高丽青瓷有过影响的中国瓷窑较多，目前可看出的有越窑、定窑、汝窑、耀州窑、磁州窑、修武窑、吉州窑等。这些瓷窑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高丽青瓷起到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越窑、汝窑、耀州窑三个青瓷窑场。

　　二、越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述了他在高丽的见闻。在该书卷三·十二器皿条中载有：“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 ... 工巧，色泽尤佳。酒樽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陶炉，狁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 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在此段记述中，徐兢明确指出高丽青瓷和定窑、越窑、汝窑有密切关系。关于与定窑的关系，他指出“其酒樽之状如瓜”和“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情况谈的很明确，此处不再论述。值得研究的是“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的一段记述。我们在此将该文字记载前后换个次序。这段话的文意就成了：除酒樽和陶炉是仿照定窑制度外，“其余”的高丽青瓷“则大概相类”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此文献记载表明，处于纯青瓷鼎盛期的高丽青瓷与越窑和汝窑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要了解中国和高丽瓷业的工艺技术交流，首先需要研究越窑和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

　　相类的青瓷色釉：越州秘色瓷具有青绿纯净的“千峰翠色”。高丽青瓷在学习“越州古秘色”的过程中，所烧的青瓷色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初期釉色青中偏黄褐，进而青中偏灰。到成熟期，釉呈半透明的青绿色，其色调与越窑秘色和接近，但透明度比越窑要好。到其鼎盛期，所烧青瓷的釉色从青绿变为偏兰的天青色，与越州秘色瓷釉有了区别。

　　相类的装饰手法：越窑秘色瓷是以“类玉”、“似冰”优美滋润的瓷釉见长，曾被中国上层统治者和文人推崇备至。在晚唐、五代一些著名诗人的笔下被称为“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都是赞扬秘色瓷的青釉。正因为如此，越窑的秘色瓷以素面为多，以便突出造型和青釉的优美。然而其中也采用了一些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其装饰手法有贴塑、划花、透雕、象生雕塑、金饰等。

　　相类似的装饰手法也被高丽青瓷所采用。特别是划花，在高丽青瓷中被称为阴线刻花，在11—12世纪曾被广泛运用。相类的纹样图案：越窑青瓷在唐五代和宋初的器物上曾装饰有不少纹样图案。所见的纹样有莲瓣、缠枝忍冬（唐草）、水波、鹦鹉、缠枝菊、宝相花等等。这些纹样图案在高丽青瓷上也同样被采用。通过以上比较，可清楚看出，越窑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才有了高丽青瓷和“越州古秘色……大概相类”的记述。

　　三、汝窑和高丽青瓷的关系

　　汝窑是北宋时著名的青瓷窑。南宋叶 的《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在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以汝窑为首位。徐兢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叙了他所见的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表明汝窑青瓷曾高丽青瓷的生产有过很大的影响。

　　汝窑在徐兢的书中被称作“汝州新窑器”，为此给后人留下了疑问，使人们怀疑在“新窑器”之外是否还有个“旧窑器”。其实。仔细阅读徐兢书中的这段话就不难发现，他所指的“汝州新窑器”是与“越州古秘色”相对而言的词句，在此“新”所对的不是旧，而是“古”，是对比形容越州窑和汝窑烧瓷的时间差距而言。徐兢写书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而越窑秘色瓷生产是在晚唐五代宋初，距宋宣和年间已有200多年，所以用了“越州古秘色”之说。而汝窑奉宫中之命烧制淡天青釉汝瓷的时间。

　　陈万里先生考证“是从哲宗元佑元年到崇宁四年（1086—1105年）”。叶喆民先生考证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佑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即哲宗、徽宗时期”。两种考证虽有区别，但都认为是哲宗元佑元年奉命烧制御用淡天青釉汝瓷的，期间距徐兢写书的时间也仅有38年，因此他才用“汝州新窑器”来称呼这种与高丽青瓷相类的淡天青汝瓷。当然，在奉命烧制淡天青汝瓷之前，其地就已经有了窑场，烧制一些民用白瓷和青瓷，而奉烧之汝窑是在其基础上兴建起来的。

　　汝瓷的发展，接受了越窑秘色和耀州窑淡青釉的影响，同时与禹县和汝州钧窑中的天兰乳浊釉有密切的关系。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融汇上述名窑之长，烧出了“内有玛瑙为釉”的优美青瓷，汝窑青瓷多呈淡天青色，釉层均匀较薄，釉质滋润，带有玉质的半乳浊状，多有细碎开片纹，开片往往呈鱼鳞状，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到“廖若晨星”般稀疏明亮的大气泡。这种淡天青釉对高丽青瓷的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只要观察不同时期的高丽青瓷就回发现，其青釉的色调前后有着明显的变化。11世纪中期以前，高丽青瓷的色调青中多偏绿；在此以后的青瓷色调，则呈现出一种天青和淡天青色，这种青瓷色调给人一种安详、平静、淡雅、柔和的气韵，很符合高丽民族的审美意识。不仅被高丽青瓷快速引进和推广，而且在此种青瓷釉的基础上，高丽青瓷的发展得以升华飞跃，在12和13世纪烧造出具有高丽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优美瓷器。

　　另外，汝窑采用的满釉裹足和支钉烧的 ... 也影响了高丽青瓷。汝窑的支钉细小如芝麻粒，支钉痕数量多见三、五个，少见六个。高丽青瓷初期采用了越窑的泥条和锯齿形支烧具，烧成后遗留的支烧痕较大，影响了器物的美观。后又受耀州窑的影响，采用三角支垫；

　　到11世纪晚期学习了汝窑，使支钉痕变得相当细小。

　　11世纪晚期以后，高丽青瓷在器物造型上也有一些与汝窑“相类”的器物，如铜锣形瓷碟和盘，四曲倭角台式套盒，花口深腹注碗等，都是仿照汝窑器 ... 的青瓷器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丽青瓷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汝窑的很大影响。此影响与越窑的影响相比，出现的较晚。但因正处在高丽青瓷鼎盛发展的前夕，汝窑的特点与高丽民族的心理素质又相吻合，所以影响力度相当大，进而更将此种影响融入高丽陶瓷文化之中，成为高丽民族的一种传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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