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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多相而少将的这一人才局面一直困扰着北宋。而在北宋众多的宰辅大臣中,我最推崇的有五位,我把他们称之为五绝,分别是“智绝”赵普、“仁绝”王旦、“斗绝”寇准、“德绝”范仲淹、“胆绝王安石”。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斗绝”寇准,纵观寇准的一生,他的宦海之路几乎用一个字就能够概括,那就是“斗”。和皇帝斗,和同僚斗,和下属斗,和契丹斗。而他的成功与失败都离不开的就是“斗”字,曾有人很早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多相而少将的这一人才局面一直困扰着北宋。而在北宋众多的宰辅大臣中,我最推崇的有五位,我把他们称之为五绝,分别是“智绝”赵普、“仁绝”王旦、“斗绝”寇准、“德绝”范仲淹、“胆绝王安石”。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斗绝”寇准,纵观寇准的一生,他的宦海之路几乎用一个字就能够概括,那就是“斗”。和皇帝斗,和同僚斗,和下属斗,和契丹斗。而他的成功与失败都离不开的就是“斗”字,曾有人很早就对寇准有过“不学无术”的评价,正因为寇准的“不学无术”才有了贯穿其一生的“斗”
寇准“不学无术”的来历:
《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咏适自成都罢还,准严供帐,大为具待。咏将去,准送之郊,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这段记载就是寇准不学无术的来历,那这里的“不学无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再来看一看《霍光传》的记载,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这两段话中都有“不学无术”这个词,那么这里面不学无术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不学无术并非是没有才华,张咏所说的学术不足,所指的也绝非是学问。在这个时候的学术应该是分开讲的,一个是学,一个是术,所谓的“术”则代指的是为官之术,观霍光的人生,可以用“强横”二字而贯穿,而霍光的强横使得他成了汉朝的权臣,也是因为他的强横导致了仅仅死后三年就遭到了清算,宗族被诛。张咏在这里,是对寇准的一种告诫,因为寇准做官也有着同霍光一样的弊病,就是“强横”,说好听一些叫做正直耿介,可这种正直耿介导致的却是四方树敌,张咏是希望寇准能够学会官场之“术”的,懂得圆滑与变通。而寇准虽说理解了张咏的用意,但貌似终其一生对“术”都没有掌握到家,他的成功是源于他的耿直,而他的失败的根源则是源于他过于的“耿介”。
因“不学无术”而被宋太宗誉为当代魏征
还是把目光挪到《宋史》上,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有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后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每期会赋役,未尝辄出符移,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百姓莫敢后期。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通过这段记载我想寇准应该在各位的脑子里已经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奏事的时候和皇帝意见不统一,皇帝要离开,寇准跑上前去拉着皇帝不让走,非要把事情说完。这件事具体是什么事情,并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记载,但想来应该也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要不然历史上不会没有记录的,可就是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寇准就能拉的皇上不让走,这个行为确实很符合张咏所说的“学术不足尔”。耿介与否放在一边,单君臣之礼这方面,寇准作为一个臣子都不能弃之不顾。这也就是宋太宗,没有给他定个欺君之罪,还把他比作魏征。
可如果大家真的把寇准当成“纯臣”或许就和寇准本身的行为有所矛盾了,在寇准的身上,存在着明显的多面性,起码就立储一事上,寇准所表现出来的就并非“不学无术”那么简单。
立储一事中,寇准或许“学之有术”
在宋太宗晚年,立储一直是困扰着太宗皇帝,也是困扰着群臣的一件大事。而寇准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了极其高明的“术”。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
寇准这个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少有人能够看透。他一向以耿介而闻名,因耿介而被太宗欣赏。可是这件事里的寇准我丝毫没有看出他耿介的一面。储君的选择关系到立国之本,一般以耿介而闻名的人,对立储一事上都是态度极其明确的。可是看寇准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却是顾左右而言他。把如此重要的国事,完全说成宋太宗的家事。对宋太宗不仅没有提出他的建议,甚至连一个表态都没有。寇准与宋太宗对立储一事上的交流,与其说是政治智慧,不如说成是为自己留下退路。将来无论是谁当皇帝,寇准都不会因立储的建言上而有负面的影响。在这件事上寇准是绝不吃亏的,如果将来是寿王登基,寇准可以说成自己是支持者,那么自然会在寿王那里得到好处。可如果并非寿王登基,寇准也有自己的话,自己是顺着太宗的意思来的,作为臣子根本无力来改变皇帝的意思,那新皇帝也自然不会对寇准有意见。所以说,寇准是否耿介,真的很难给他一个定论。因为在寇准的身上,矛盾点不是这么一点。
寇准重视人才,在提拔后辈上竭尽心力:
在《钱若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淳化初,寇准掌选,荐若水洎王扶、程肃、陈充、钱熙五人文学高第,召试翰林,若水最优,擢秘书丞、直史馆。岁余。迁右正言、知制诰。会置理检院于乾元门外,命若水领之。
这里面明确的记载着寇准因人文学水平高,而去举荐他们。当然寇准所提拔的人不仅仅他们,在《寇准传》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
也就是说丁谓也是从寇准门下出来的,我们姑且不论丁谓后来与寇准发生矛盾,也不去讨论丁谓是不是奸臣,我们能看到的是,寇准在对人才的举荐上,一直都做着贡献。
可寇准的矛盾之处也在于对人才的态度上,因为寇准在提拔人才的同时,也在打压人才。
晏殊是北宋著名的才子,可在《晏殊传》里,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殊奏:“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帝爱其不欺,既成,数称善。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每称许之。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即便晏殊素有神童之称,有才华,可寇准竟然以“殊江外人”而打压他,可见在寇准的心里地域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续资治通鉴》中有过这么一个记载:时新喻萧贯与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帝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帝喜,谓准曰:得人矣!由这两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寇准的心中,人才或许并不及地域重要。可以为了地域而去打压一个人,那他到底是重视人才还是不重视人才呢?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问自己,寇准所举荐的陈充是益州人,钱熙是浙江人,他们两个也是南方人。那么寇准为什么不打压他们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真有才华,而晏殊和萧贯只是会写文章并没有真材实料么?或者真的像是人们所说的,寇准这个人结党营私,而提拔自己的学生呢?
寇准的结党之嫌
在《寇准传》中,有过这样一个记载:广东转运使康戩亦言: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准,而昌龄畏愞,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这一段话里,我们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在朝中的很多重臣都与寇准的关系匪浅,或是由寇准提拔,或是畏惧寇准。不论是否属实,也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本着孤证不成立的原则,我们来看一看《续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日,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以求再用,晓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管军臣僚,陛下亲信内侍,无不著意;恐小人朋党,诳惑圣听,不如早令出外。”帝曰:“有何名目?”惟演曰:“闻准已具表乞河中府,见中书未除宰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遂不进此表。”帝曰:“与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谕旨,因言:“中书宜早命宰相。”帝难其人,惟演对:“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用三两员参知政事。”帝曰:“参政亦难得人。”问;“今谁在李迪上?”惟演以曹利用、丁谓、任中正对,帝默然。惟演又言:“冯拯旧人,性纯和,与寇准不同。”帝亦默然,既而曰:“张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参政则可,恐未可为宰相。”帝颔之。惟演又言:“寇准朋党盛,王曙又其女婿,作东宫宾客,谁不畏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臣言出祸从,然不敢不言。”帝曰:“卿勿忧。”惟演再拜再退。
钱惟演是否是奸臣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话是否正确,如果钱惟演是在给寇准造谣的话,皇帝也是不会轻信的,那么可想而知,即便寇准在朝廷的势力没有钱惟演所说的那么夸张,但他的势力也绝对不小,而一个朝臣有如此大之势力,要说他没有结党之嫌,我也确实不信。可要说寇准真的结党,那他所做的事情,又总是在得罪朝臣。
他所提拔的丁谓,就是被他所伤害,而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丁谓对寇准的怨恨越来越深,要知道这是大众场合,而丁谓也是朝中的重臣,如此不给丁谓面子,就这么当众的嘲讽,或者是寇准觉得丁谓是自己提拔上来的无所谓,又或者寇准觉得丁谓人品不行而对其鄙视,总之,这件事上寇准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官场的情商,也确实不像是要结党的人。
而丁谓这个人,在《宋史》中被归为佞臣传,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与寇准的交恶,而陷害寇准,如果客观的说丁谓这个人的能力其实也是很强的。
在《东都事略》中对丁谓有过这样的记载:契丹入边,谓知郓州,敌骑稍南,民大惊,趣扬州渡,舟人邀利,不时济。谓斩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惧不复稽阻。又令人广旗帜,击刁斗,声振百余里,于是契丹亟走。这里可以看出了丁谓遇事处理过段,和极强的应变能力。当然对丁谓的记载也并不只此,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说能力丁谓是有的,而且在大是大非上丁谓一直也是非常配合寇准的,只是因为如此的小事,寇准就对丁谓冷嘲热讽。于“术”,寇准也确实是做的太不到位了。
而寇准一生中最大的辉煌,其实也是因为他的“无术”而促成的:
咱们来看看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几个重要表现:
是冬,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在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寇准的强硬,他不会照顾皇帝的想法,内心的深处就是对外部侵略者的抵抗,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皇帝的安危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起码一点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而且用自己的主战的思想在引导的皇帝,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皇帝同意了亲征。
而到了前线之后我们看看寇准的两个重要举动:
出遇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准曰:“机不可失,宜趣驾。”琼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在这里我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寇准是否对高琼有引导之意。真宗皇帝虽然想抵抗,但其抵抗的心意其实并不强烈,寇准于是同高琼两个人商议把真宗的这个抵抗的心意变得强烈。作为一个文官,又身居宰辅,和当时的前线最高指挥两个人私下来商讨这件事,如果被真宗皇帝知道,那后果可想而知。寇准需要做的是配合真宗皇帝,而不是在引导完真宗之后,又引导高琼。
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虽然历史上把这件事情能够比真宗预想的100万而减少至30万而称之为寇准的功劳,当然也的确是寇准的功劳。可如果纠结于细节他做的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换成赵普、王旦等人,我想他们会和真宗商议一番,然后会把这个作为真宗的命令而告知曹利用。可寇准不然,寇准以个人身份警告曹利用,即便他是宰辅之臣,立有大功,但真宗知道后会怎么想。史书上会如何记载,寇准都忽略掉了。后来的发展也的确如此,这件事就是寇准有大功,真宗就是错。为臣子不是这么为的,寇准是臣,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维护皇帝的颜面。要在心理和行动上都照顾到“真宗”。我并不是在批判寇准,我只是想说,寇准有能力,有忠心,他对朝廷负责,但作为大臣他表现出来的太强势,而忽略了皇帝的感受,最终,只要有人以挑拨皇帝自然就会对寇准有意见了。
果然,王钦若的挑拨,在皇帝与寇准之中形成了裂痕:
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没有办法,事实如此。寇准前前后后的所为,不管寇准是否有此心,但确实容易被其他人所构陷。
终寇准一生的为官之路,张咏评价他的“学术不足尔”贯穿了他的整个官场,因不知道为官之术,所以敢于同皇帝争执,而获得赏识,也因此而敢于去主导朝中群臣,甚至引导皇帝的想法,亲征与辽国开战,避免了早早的迁都。但也正因为他的“学术不足”而去打压南方人才,不顾及同僚脸面,不考虑皇帝的想法,而被同僚嫉恨,后来导致了皇帝的不满,最终被贬。即便在立储一事上寇准顾左右而言他,与自己一贯的行为有些不符,恐怕也是他知道在这件事上,寇准根本无力左右皇帝。可以说寇准是北宋时代,最有个性的宰辅之一,他强横,果决,他有着改变官场风气的目的,即便是他所表现出的不通晓为官之术,也无法掩盖他忠诚的内心,也无法掩盖他的才干。
最终,寇准在人们的构陷之下,被贬官到了雷州,在雷州逾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归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县人皆设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逾月视之,枯竹尽生笋。众因为立庙,岁时享之。无子,以从子随为嗣。准殁后十一年,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曰忠愍。这一谥号也是对寇准的盖棺定论,为官忠诚,即为忠,遭人陷害则为愍。谥号中对寇准加以了肯定,也包涵了同情。
参考资料:
《宋史》
《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东都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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