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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经在福建建阳作官，偏好风水相地之术，以致弃官周游天下，自号布衣子，时人又称其赖布衣。除《催官篇》外，宋代留存下来的重要风水著作还有《茔原总录》。朱子四十岁时，其母去世，朱熹还在福建建阳为其母选择了一块上好墓地，第二年才将母亲入葬并与早逝的父亲遗骨合葬一处。到了元代，因朝代和文化更迭，被认为是风水文化的一个低潮期，其实不然。
宋元：登上名士案头
宋代，风水的流脉传承更为勃兴。随着宋代理气之风的兴起，风水两大派别形法派和
理气派也基本脉络分明，各有所钟，两大派别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风水大师。曾文迪、谢子逸等人承继了杨筠松的形法派传统，而王、赖文俊等人，以方位、八卦、星象理气为核心，善用罗盘，由此成为了理气派的鼻祖，赖更著有《催官篇》，名重一时。
赖文俊，字太素，处州人。曾经在福建建阳作官，偏好风水相地之术，以致弃官周游天下，自号布衣子，时人又称其赖布衣。赖氏是风水理气派即福建派的重要鼻祖之一，对理气八卦方位罗盘等的理论和应用建树颇多。纪晓岚总撰《四库全书》收录了赖布衣《催官篇》二卷，并加以评述，认为：该书分龙、穴、砂、水四篇，各论催官之道，“龙以二十四山分阴阳，以震、庚、亥为三吉，巽、辛、艮、丙、兑、丁为六秀，而著其变换受穴吉凶之应。穴仍以龙为主，而受气有挨左挨右之异。砂、水几篇尤以方位为断。”关于风水方位分“三吉六秀”的说法，并以此为主要理论核心加以详细阐述，在传世风水理论典籍中，《催官篇》是最早的。
在“论穴”一节中，虽然它仍以龙为主，但加入了方位的吉凶判断，同时又有关于接受生气挨左、挨右的理论。由于强调八卦及其方位的作用，以及五行生克制化，并加以演绎，所以，纪晓氚认为，其说多有“悬解”。比如，寅甲方(即在东方)两个方位的山势容易出疯子和跛足的人，其根据是，因为东方是震卦，属木，木气重而生风，而且，又跟天上二十八星宿同属东方的尾星和箕星对应，而这两个星宿也喜欢风;震卦在人体上对应属脚，脚部受风过多容易生病，由此推论多出病跛之人。同样的道理，“丙方上应星马，故有蚕丝之祥。丁方上应寿星，故多寿考之兆。兑龙辰水，辰有金 ... ，兑为口舌，为毁折，
故主阙唇露齿。又辰酉逢合，土塞金声，故主重舌含糊。”显然，这种推论有主观机械主义的痕迹，有不少虚妄的成分。尽管如此，其理论又符合阴阳八卦五行理论，因此，连纪晓气也不得不承认说“而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能言之成理。”
除《催官篇》外，宋代留存下来的重要风水著作还有《茔原总录》。该书是宋大中祥
符三年(公元1010年)任司天监保章正官职的杨惟德撰写并呈送宋真宗的关于葬法的专著。内容庞杂丰富，记载了包括五音姓利、择日禁忌、镇符、遁甲、贯鱼等各种 ... 。
至宋代，风水登上了文人墨客的案头，为当时名士所看重。就连朱熹这样的大儒，也对风水颇有研究，在《朱子全书》中就有“卜居”“山陵议状”等条目。他虽然反对当时还颇有市场的五音姓利法，但并不反对择葬，《山陵议状》中有不少对风水葬地的记述。朱子四十岁时，其母去世，朱熹还在福建建阳为其母选择了一块上好墓地，第二年才将母亲入葬并与早逝的父亲遗骨合葬一处。据后人分析，朱子为其母祝氏选择的墓地，“龙自高山脱脉，穿田起为平冈，又逶迤数节为湖田，双脉合而为穴，穴据湖水，本身前起高阜，为太阴文星之案。外洋暗拱，左右映带，得水藏风之美地也。文公子朱在、孙朱皆官侍郎，科第不替。”
到了元代，因朝代和文化更迭，被认为是风水文化的一个低潮期，其实不然。尽管文人记载和研究留存较少，但民间对风水的看重始终没有削弱，甚至在皇帝的高级幕僚中，风水营建也成为重要的观念，这种观念并对元朝皇帝也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朝定都北京城时，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影响。北京城的营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完全按易经
八卦的原理布局，而在选址上，则突出显示了风水关于上应天星、大势开合、层层拱卫的帝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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