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洼文化分型和年代修订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认知网 www.lishirenzhi.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摘要：寺洼文化分型和年代修订由于山羊角及陶器底部谷物印痕的发现，我们知道当时已采用农业和畜牧。至于寺洼文化和洮河流域的齐家和辛店二期的先后关系。寺洼文化比较马家窑文化为晚，并且有些遗址和后者便在一处，似乎应该受了很大的影响。寺洼文化或许和后来的氐羌民族有关。卡窑文化，严格言之，不能算是寺洼文化。寺洼山铜器至今为止仅出一铜镯。

寺洼文化分型和年代修订

　　由于山羊角及陶器底部谷物印痕的发现，我们知道当时已采用农业和畜牧。陶制或石制的弹丸，也许是作狩猎用的，自然也可能是作玩具的。衣服方面，由于纺轮的发现，可见已有纺织品；大概冬天还利用兽皮来御寒。陶业很发达。陶质颇粗，羼杂有研碎的陶末。手制，外表面或磨光或粗糙。陶色砖红或灰褐，常有斑驳不纯。器形以陶罐为最多，大都有两耳，口部常作马鞍形，纹饰有凸饰，但无彩绘。除了陶罐外，尚有陶鼎陶鬲。已知用铜（曾发现铜镯），但石器如有孔扁斧和石弹丸，仍加使用。埋葬 ... ，有火葬后盛于罐中的和全尸平放仰卧的两种，后者较为普通，且有时是乱骨一堆，或许有“第二次埋葬”的风俗，不必都由于后世的扰乱。墓中多有殉葬物品，以供死者灵魂的使用。

　　关于年代方面，我们只能大略的断定它是晚于马家窑期彩陶文化，早于历史上的汉朝。寺洼期的墓葬是埋在马家窑期居住遗址中，并且寺洼陶利用马家窑期陶碎片研末羼和陶土中，可见时代必定较晚。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置狄道城（今日临洮县）即汉陇西郡治。洮河流域入秦版图。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王弟长安君反，死屯留，迁其民于临洮。秦时的陇西郡临洮县在今岷县，即蒙恬筑长城的西端起点。洮河流域，至少在今日的临洮和岷县一段，当时逐渐汉化了。至汉时当地的文化，和内地没有多大的分别。我曾看见临洮汉代砖墓，和墓中所得的汉代灰陶罐，汉式镜等，和内地的完全一样。至于汉以后虽有少数民族居住的时期，但都是使用铁器的民族，所以可以推定寺洼文化是汉以前这地的史前文化。

　　至于寺洼文化和洮河流域的齐家和辛店二期的先后关系。安特生因为齐家文化尚在石器时代，并无铜器；辛店虽有铜器，但尚不多；所以将二者都放在寺洼文化之前。很清楚的，他这一假设的根据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寺洼和辛店的前后关系，更难确定。吴金鼎因为寺洼陶技术的简陋（不用拍制技术），并且凸饰技术和马家窑期陶器凸饰相同，推断寺洼早于辛店。根据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辛店陶也有用凸饰的；而用拍制与否，不过表示制陶技术的不同，不足以定先后（辛店陶的浅绳纹是否由于拍制，尚成问题）。就文化的全貌而论，自然以辛店文化较为接近马家窑文化。但辛店和寺洼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承袭马家窑文化一系统，后者是由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这要待将来发掘工作较多后，才能够下断语。

　　至于绝对年代，因为证据不够，更难断定。安特生初以为寺洼文化约在公元前2300—2000，最近修改为公元前1000—700，移晚了1300年。他先行假定寺洼文化是在沙井文化以前，又假定二者前后是适相衔接的。这二个假定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尤其是后者显然是与事实大概不会相合的。他更进一步以为一个文化的寿命大约是300年，这假设更属过于大胆。这次修正寺洼的绝对年代是依照着沙井文化期的修改而移晚的；在寺洼文化本身，并无证据可以作他所定的年代的根据。这修改后的绝对年代，虽较为合理，但可能仍是错误。梁思永先生也曾就安特生所定的加以修改，提出公元前1400—1100作为寺洼文化的年代，留出300来年给寺洼和沙井间文化的变迁期。但是我以为寺洼和沙井根本是二个文化，后者不会从前者变化而来的。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发现以前，我们似乎不必多费精力再作无根据的推测。

　　至于寺洼文化的来源，和他所受的各种影响，也要待今后的发掘工作，才能够确定。现在只能就我们所已知道的，稍加讨论。寺洼文化比较马家窑文化为晚，并且有些遗址和后者便在一处，似乎应该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细加观察，便知道二者显然属于两个文化系统。看不出多大的影响。这点就陶器而论，很是显著。二者的陶质、制法，都不相同；文饰方面，寺洼陶无彩绘者。器形也多互异，仅大口两耳低罐和小口腹耳罐，有点相似。二者都有凸饰，尤其是耳部垂直波状凸饰颇为相同。这些或许是表示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至于和齐家文化的关系，裴文中氏说：“寺洼文化可能为齐家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造成”。似乎裴氏对于齐家陶和典型的寺洼陶，都未加深切的研究。因为二者除“不加彩绘”这一点外，没有其他重要点完全相同。这消极方面的相同，自不足为文化因袭或影响的证据（补记：我们现在知道齐家陶确有加彩绘的）。陶质、制法、器形和文饰，都不相同。

　　二者的陶色也大都不同，仅有少数砖红色光面陶，虽外表相似，细察之便知道不同。口缘附加两耳这点虽同，但耳部的作法，大小，厚薄及纹饰，仍是互异。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重要证据，可以作他这一理论的根据。就其差异点而论，我们相信典型的寺洼陶决不是承袭齐家陶的。寺洼和辛店期的关系，除了辛店小罐口部有时也作马鞍形以外，看不出什么关系来。至于和青海西宁县的卡窑、下西河二处出土的遗物相比较。安特生自己曾屡次声明二者文化并不相同，仅陶器无彩，常带马鞍口，且皆有铜器，所以暂时归并一起，实则二者的铜器形制互异，陶器也多不同，卡窑文化中并无鼎鬲，即其双耳罐的形状也稍异。二者的年代是否同时，如有先后，那一种较早，也成问题。暂时我们都无法解决。

　　寺洼文化或许和后来的氐羌民族有关。至于它和汉族文化的关系，只能在陶鼎陶鬲上推知它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寺洼文化中的鼎鬲，和中原不同，只能说是受影响，决不会是移殖其地的 ... 的制品。因为在汉代洮河流域的陶器、铜镜等完全是汉式的，可以看出民族移殖的结果和仅受文化影响者的不同。

　　裴文中氏根据安特生的材料，不仅以卡窑的“寺洼文化”，受塞斯安文化的影响，并且以为寺洼山出土的铜器也是塞斯安（斯基泰）式的，证明也曾受塞斯安文化的影响。卡窑文化，严格言之，不能算是寺洼文化。至于说寺洼山出土的铜器也是塞斯安式，不知何据。寺洼山铜器至今为止仅出一铜镯。塞斯安文化中标准型的镯子有好几种样式，但和寺洼山这一件，都不相同。在裴文中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以前，我们只好置之不论。在寺洼山所得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出塞斯安文化的影响来。

　　来源：《考古学论文集》

本文标签：文化汉朝文物考古

特别申明：本文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立即与我们联系（devmax@126.com），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