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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与河朔藩镇间的矛盾也不断在产生着，甚至发生过「”四镇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冲突。但是正如人们早已注意到的，唐廷与河朔的冲突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了。传统的解释常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由于唐廷无力取得对河朔战役的实质性胜利，因此被迫逐渐放弃了对河朔地区的控制权，于是只能默认与纵容河朔藩镇的半独立状态。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唐廷对河朔的「”放弃”，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其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与河朔藩镇间的矛盾也不断在产生着，甚至发生过「 ”四镇之乱”这样大规模的 ... 冲突。但是正如人们早已注意到的，唐廷与河朔的冲突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了。 传统的解释常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由于唐廷无力取得对河朔战役的实质性胜利，因此被迫逐渐放弃了对河朔地区的控制权，于是只能默认与纵容河朔藩镇的半独立状态。 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唐廷对河朔的「 ”放弃”，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唐廷也是在主动「 ”放弃”河朔。这种「 ”主动”放弃的背后，关涉的是唐廷对河朔的一种政治心态与理念的变化。 安史之乱结束之初的代宗一朝，一向被认为是一个「 ”姑息”河朔藩镇的时代。不过早有学者指出，其实代宗朝政治矛盾的重心，已由唐廷与安史余部的矛盾让位于宫廷斗争，及唐廷与关中军阀以及与西部吐蕃的较量。 不过代宗一朝宽容藩镇的态度，确实坚定了这些藩镇擅地自袭的决心。 向这一联盟发起挑战的德宗。德宗的即位，真正拉开了唐廷在安史之乱后重振权威的序幕，建中二年，德宗乘成德旧帅李宝臣去世之机，决定裁抑两河藩镇。而这一切，要直到不久之后京师长安「 ”泾师兵变”的爆发才有所调头，为了稳住关中牺牲的则是德宗对河北、河南藩镇的全线赦免。 永贞元年（805）即位的宪宗也是在成功打压了京畿周近以及南方的藩镇后，开始与两河藩镇较量。 宪宗的初衷和德宗颇为相似，即不仅想要实现中央对两河藩镇「 ”输税、立官”的义务，而且意欲更革其世袭的积弊。虽然和德宗一样，宪宗在之前也已经取得了制裁其他藩镇诸如西川和浙西的巨大成功，但其制裁河朔成德藩镇的想法却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无论是宰相还是翰林学士们的质疑，以至于自己对此事是「 ”仪久不决”，以至于最终选择放弃。 对比德、宪二帝对两河藩镇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宪宗比较早地意识到「 ”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无法一蹴而就，相较于德宗兴师河北时的意气奋发，宪宗对待河北藩镇其实是委婉妥协了。宪宗「 ”元和中兴”的成功，自然也就不是建立在完成这个曾经让德宗孜孜以求的目标基础上。 而对于此后即位的穆宗及其臣下来说，也许正是没有意识到宪宗「 ”元和中兴”的成功，其实恰是以向河北河朔藩镇妥协为代价来实现的，因此当他们再一次试图将河南、河北等同视之，并且以强硬的措施加之于河北三镇时，他们发现，唐廷现在连宪宗时代所取得的对河朔藩镇的主导权都已经丧失了。 随后的文宗一朝可能是确立唐廷与河朔关系新定位的关键时期。表明上看文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向于河北的横海镇用兵，显示了唐廷对河北的再度强硬。 但就文宗本人而言，作为安史之乱后首位不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皇子，文宗本是不久前敬宗暴毙后的宫廷轻轧中意外即位为帝的。但就文宗此次意欲讨伐的横海镇来说，作为河北藩镇中影响力最弱的横海，其在宪宗平定淮西后就已经结束了世袭的传统，此后的节帅任命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显然这其中自然有其树立政治合法性与权威的意味在内。 但历史显然高估了文宗的政治抱负和能力，因为对资历与实力均不算太强的横海的讨伐，唐廷也进行了三年才「 ”仅能下之”，而且还导致了「 ”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的局面。另外，横海之役的结果也并没有加强唐廷在河北权威的树立，因为就在战役结束前夕，文宗首肯了位于河北西部、此时出于勤王一方的义武军节度使的内部推任，而不是由中央任命。 因此与其说是文宗为大和初年的河朔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倒不如说，文宗只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下脚台阶。 可见，由武宗时代最终确立下来的「 ”河朔传统”，是唐廷与河朔三镇在名实方面妥协的产物。虽然表明上看，它似乎加剧了河朔藩镇的割据状态，但是倒真是帮了日渐孱弱的帝国大忙。 因为在唐末动乱之际，这样一个具有「 ”传统”特权的河朔，却真成了基本没对帝国造成太大威胁，甚至还可以提供给帝国些许援助的地方。比如独自镇守在帝国东北边疆的幽州藩镇，自给自足地扛起抵御契丹入侵的重担。 以唐廷承认藩镇帅位世袭为核心的「 ”河朔传统”，并非安史之乱结束后不久就已奠立的一个传统。他是唐廷与河朔藩镇历经八十年左右的较量后才逐渐形成的。「 ”河朔传统”形成的历史，其实是唐廷为什么会退出河朔。 固然，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唐廷在 ... 、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得它力图收复河朔控制权的行动无法取得成功。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从唐廷试图收复河朔伊始就已存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 ... 的疲软、财政的拮据、政治的 ... 等问题，确实是日益变得严峻了。 唐廷的退出河北河朔，不仅是因为上述问题的日益严峻迫使它「 ”被动”或「 ”无奈”地放弃对河朔的控制权，而是在主观上，唐廷也已经不想再去干涉河朔了。换言之，唐廷的离场，既是一个关涉其政治能力的问题，更关键的，则是一个关涉其政治理念的问题。 这个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河北对帝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它对帝国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这背后，暗藏着的其实是一条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逐渐压倒旧有意识形态的逻辑链。 9世纪后的士人逐渐意识到，河朔藩镇至晚在大历末年即已形成的「 ”意在自保，势无他图”的心态，决定了它们实际上已经不构成对帝国的致命威胁。而当时的环境来看，河北的存在与否对帝国的正常运作也没有太大影响。他既不为帝国提供财赋，也不为帝国分担近在咫尺的起义压力。相反，没有河北，帝国到时可以减轻不少经济和边防负担。 如此来看，得失与否天平逐渐偏向「 ”放弃河北”一边或许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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