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品] 黄士陵书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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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名家名品]黄士陵书法评述清黄士陵八言联（一）清黄士陵七言联（一）清黄士陵四言联（一）清黄士陵五言联清黄士陵篆书四条屏黄士陵作为晚清印坛四大家之一，其艺术已广为人知、载入史册了。现予以介绍，相信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会对黄士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它是黄士陵书法转型期的一件作品，值得研究。此时黄士陵篆书线条稳定、笔力坚实，已初具规模。

[名家名品] 黄士陵书法评述

清黄士陵 八言联（一）

清黄士陵 七言联（一）

清黄士陵 四言联（一）

清黄士陵 五言联

清黄士陵 篆书四条屏

　　黄士陵作为晚清印坛四大家之一，其艺术已广为人知、载入史册了。黄士陵的篆书虽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与其篆刻相比，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他治印的声名太盛，当是主要原因。另外，他的篆书面世数量较少，也阻碍了人们对他篆书艺术的认识与评价。另一个可能是黄士陵遵循“印从书出”的前贤教导，更多地将篆书视为“日课”而无意做书家有关。

　　黄山市博物馆珍藏有黄士陵书画作品三十多件，多年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现予以介绍，相信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会对黄士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些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早年由徽州地区文物商店征集而来，因此，这批藏品与它处藏品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地域特色上。藏品中书法占了大半，均为篆书，又以对联居多，四条屏次之，横披一件。年款最早为甲申年，（1884），黄士陵36岁，最晚为乙巳（1905）年，黄士陵已57岁。这些藏品三分之二有上款，与他篆刻作品中的上款比较，印之主人多名见经传，而黄山市博物馆藏品中受书人基本无考。写给“瑞生”的有三件，而“谷生”上款达六件。另有写给“衡卿”、“徽伯”姻亲的。根据黄士陵作品上的纪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基本都是他在家乡时所作。这些作品应是家乡人索书或黄士陵主动所赠，晚期估计也有鬻书者，黄士陵晚年曾在家乡刻有“在黟减半”楷书印可证。经过对作品年份、书体、署款特点及书法老练程度的总体比较、研究，已明显呈现出早、中、晚三期。下面分述之。

　　早期书法主要写吴让之一路，署款为行书。“愙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一联因有甲申（1884）纪年，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标准参照物。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听鸟说甚、问花笑谁”及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四条屏。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册《穆甫学篆节录》，约三十二开本大小，封面署同治丙子（1876），黄士陵28岁，此年黄士陵尚在南昌。据有关人员介绍册中内容为摘录古文，多达几十篇，认为是黄士陵学篆练习册。其实这册《穆甫学篆节录》是黄士陵创作或应酬时所用的底本，略同于绘画中的粉本。笔者曾见过黄氏将几十幅楹联写于一条长长窄纸上，用途是一致的。因为写一篇篆书，碰到一、二个乃至几个难字也是正常的。《穆甫学篆节录》亦为吴让之书风，也有徐三庚的影响，可见他写吴让之篆书时间较早。笔者曾在黄山市私人藏家处见过几件黄士陵篆书日课，都写的非常认真，不亚于正式作品。

　　“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及书曹植《箜篌引》四条屏大约也书于早期而略晚者。《箜篌引》面目较杂，书者一方面欲追求金文的斑驳、浑朴气象，另一方面长期学习吴让之而养成的用笔习惯又时时流露出来。结体欠稳，用笔亦较生硬。但它是黄士陵书法转型期的一件作品，值得研究。最后一屏中“景”、“可”、“民”、“不”等字已初具自己面目。

　　第二时期书法以小篆为主、兼有大篆，即所谓“合以古籀”。因黄士陵在吴大徵幕下较长，篆书曾受到吴的影响。此时黄士陵篆书线条稳定、笔力坚实，已初具规模。如“万福源头归德积，六经注脚在躬行”、“精鉴今之特健药，慎言古有磨兜坚”等。写给“瑞生”的两副四条屏为第二时期较晚者，这时黄氏书风已基本形成，笔划更加稳健且有姿态，气息古朴，尤以《说文后叙》一件为佳。三点水的写法，“皆”、“国”、“山”等字的下部弧圈包围结合处故意错落不对接等特点，已成了黄士陵成熟书法后的明显特征和特点。黄士陵第二时期书法还有一个特点，既署款改行书为隶书，我们发现吴大徵的一些篆书也是用隶书署款，是否在这点上黄士陵也受到吴的影响？或许笔者所见有限，目前尚未见过黄氏单独隶书作品，说明黄士陵隶书仅为署款而存在。

　　第三期作品除了篆书愈写愈老辣、愈成熟外，，其署款已改为带有明显碑意的行书。谷生上款的六件作品均写于这一时期，且出现了两个纪年，我们不妨先将焦点集中在此。乙未（1895）四月，47岁的黄士陵曾回过家乡，所刻“臣度上言”边款记此事，但在家乡住了多久尚不得而知。“飞电流云绝潇洒，银钩秀句益疏通”写于是年夏闰五月，是极有可能在家乡所写。“多载红药待春还，贪广异疏（蔬）行经笀”与“松霠绕院鹤相对，柳絮盍溪鱼正肥”两联因风格与“飞电”联同出一辙，书写年份自是不远。“一威仪以成德，泽经史而立言”虽然也写于乙未闰五月，但字体略有异样。上款虽注有“集峄山碑字”，仅是联句用了峄山碑內容，字体则与《峄山碑》不相干。此联中除了“一”、“泽”、“经”等字仍是黄氏风格外，“威”、“以”、“成”等字笔划则写的十分随意，如单独挑出来，让人无法与黄士陵书法联系起来。可能是黄士陵在习惯书写中主观欲求变化之一例吧。“耻躬不逮，寡过未能”联写于辛丑（1901），黄士陵53岁，此时的他已在前一年回到了家乡。而“辞倾三峡，笔扫千军”实则也是写于辛丑年，只是署了“重光赤奋若”太岁纪年。将两联相比，自不难看出二者的共同风格。又，1983年第4期《书法》、1995年第2期《书法丛刊》分别刊登了“史黄门急就章四条屏”、“鲍明远舞鹤赋四条屏”，两件作品均作于辛丑，有兴趣者可参看。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55岁的黄士陵又写了孔稚珪《北山移文》四条屏，与辛丑年所书的几件作品一样，笔划平实，摒弃一切造作，是“人书俱老”，复归平正之作。因这三件作品有明确纪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准参照物。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写于蜡笺纸上，因纸张的原因，显的圆润高洁。《历代名人楹联墨迹》一书中选黄士陵二联，其中一幅内容与此幅相同，篆法大同小异。经过仔细比较，黄山市博物馆所藏一联年代可能靠后。

　　黄士陵作品上所钤印章问题值得一谈。其中年以后作品上所钤印章多为大家熟悉者，如“江夏”、“穆父学篆”、“士陵印信长寿”、“黄士陵写金石文字记”、“黟山病叟”、“合以古籀”等，均见于印谱中。“造化吾师”一印钤于甲辰春所作“菊”上，印谱中收有一方几乎完全相同的印章，不同处在“造”字的篆法上。从边款得知，此印是为李茗柯所制。大约是李茗柯见到喜欢而求刻的。“老穆”一印从风格看已是成熟期以后的作品，与“具体而微”一印皆不见于目前常见印谱中。“黟山黄氏”、“士陵印章”两印钤于“听鸟说甚、问花笑谁”联上，也未见于印谱中，刀法稚嫩，显然为早年作品。以上几方印章除了不见于印谱，似也未见其它出版物，正可弥补阙失。

　　黄士陵的身体状况似乎不是太好，在《报任安书》四条屏末署“病后握管重若千钧，勉以书成，不暇计工拙也。”我们当然不能仅凭一、二次生病便武断地下结论，但他刻“黟山病叟”当不是空穴来风、无病 ... 。他在自题小像中称自己“老病交至”又是一证。据说他晚年还咯过血。黄士陵虚寿61，不算高寿。这里，顺便谈一下黄士陵的卒年问题。黄士陵卒于1909年现已被印学界普遍接受，《书法丛刊》2003年第3期曾刊出过“《穆甫学篆节录》稿本及其他”一文，该文作者根据安徽省博物馆所藏黄士陵“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边款“癸丑三月”而提出黄士陵卒年“应该是六十四岁或六十五岁”。但这方印仿邓石如风格，是其早年作品，其边款与黄士陵晚年风格不类，与其早年风格亦有距离，因此，笔者认为印真而款伪。该印曾见出版的印谱中，未收入边款，想必编者是有所考虑的。笔者又在黄士陵的后人处见到一本粘贴本印谱，收有此印及边款，说明此边款存在较早。除了边款伪刻的可能性外，还有一个可能便是“笔误”，这种例子在黄士陵的作品中曾有出现，如“宪炘”、“臣印宪炘”二印边款均署“辛未”，然此二印均为黄士陵四十以后作品风格，而按辛未算，黄士陵年仅23岁，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1931年辛未算，黄士陵添寿何止几岁？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的边款都不能做为黄士陵卒年的“新证据”。

　　黄士陵在书法、篆刻上均走的是规整、严谨的风格，绘画则是工笔。艺术家选择什么 ... 、题材作为表现手法和对像，是和性情有着直接的关联。董其昌在《画眼》中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 黄士陵未享高寿，与此当不无关系。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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