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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就是天子崇祯。其情其景，相当于一家有限公司突然遇到经济危机，董事长崇祯自己私人有钱，可他不愿拿出来，而是要求员工们勒紧裤带为公司募捐，而这些被董事长软硬兼施的员工们最好的对付手段就是哭穷。...
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就是天子崇祯。其情其景，相当于一家有限公司突然遇到经济危机，董事长崇祯自己私人有钱，可他不愿拿出来，而是要求员工们勒紧裤带为公司募捐，而这些被董事长软硬兼施的员工们最好的对付手段就是哭穷。
比一比，看看我们谁更穷
变态的古代中国，颇为盛产一些变态的人与事。历史上，帝王将相斗富故事层出不穷，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晋的石崇与王恺：一个用蜡烛当柴烧，一个用糖水涮锅；一个用香料涂房子，一个用赤石脂搞装修；一个把门前四十里路用锦缎围起来，一个针锋相对，干脆就围五十里。帝国大首长司马炎对这种荒唐行径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觉得有趣得紧。就在这些达官贵人炫富比赛之时，帝国子民却饥寒交迫，呼号于途。于是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看上去强盛一时的西晋帝国只维持了极为短暂的时光。不过，权贵们斗富是常态，而比一比、看一看我们谁更穷——或者可以称为斗穷——则是非常态，这样的奇迹，就出在怪事如麻的晚明。
崇祯年间，天下鼎沸，关外女真渐成气候，关内民军势成燎原，崇祯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忧心如焚，最终仍免不了做个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究其原因，固然有大厦将倾、独木难撑之窘，但其时国家财政之捉襟见肘和以崇祯为代表的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哭穷似乎更有直接关系。
甲申年正月，“流贼”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经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一百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差点从龙椅上跳了起来：哇塞，我靠，怎么要这么多钱？吴襄于是就为他一笔一笔地算，算到后来，崇祯闭嘴无语了——他实在无法忍受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件大事。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苟延残喘，国库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户部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所谓内帑，说白了就是属于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但这无疑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崇祯默然良久，依旧哭穷：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说罢，像是为了给他的哭穷增添一点生动的细节，他竟潸然泪下。
国库没有钱，皇帝有钱不想出，想要再杀鸡取卵或竭泽而渔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已经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都对拿钱来保卫自己的家天下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跟自己的口袋过不去呢？国丈周奎既是崇祯的岳父，也是当时最有钱的富豪之一，可当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到他府上劝捐时，虽然徐哭着劝了半天，周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徐愤然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崇祯知道后，只得密令周奎，要求他捐十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银子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口，而是一个劲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太少，至少得两万两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余下的两千反成了他的外快。
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条，表示他们家里已经穷得只能卖房子度日了。魏藻德出任多年首辅，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知道一分钱不出肯定说不过，于是含着眼泪捐了五百两银子了事。总之，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就是天子崇祯。其情其景，相当于一家有限公司突然遇到经济危机，董事长崇祯自己私人有钱，可他不愿拿出来，而是要求员工们勒紧裤带为公司募捐，而这些被董事长软硬兼施的员工们最好的对付手段就是哭穷：董事长啊，我们家里穷得一天只吃两餐稀饭，老鼠都饿得直咬自己的尾巴，我虽然爱公司，可我们无能为力啊。
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李自成围攻北京时，住在彰义门外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把平生的全部积蓄——白银四百余两——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户部捐款出来时，耳畔响着轰隆隆的炮声，那是围城的李自成部队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号啕大哭。崇祯听说此事后，下令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慷慨赴国难的老人的锦衣千户只当了一天。因为次日崇祯即自尽于煤山，大明江山宣告易主。
李自成攻占北京，从崇祯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内。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三千七百万乃至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可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到死也没有算清楚。至于崇祯的老岳父周奎，果如徐太监所言，一个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财，一个月后都在夹棍威胁下送进了农民军大营，从周家抄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魏藻德的下场更惨，他被铁匠刘宗敏抓走，几十年来搜刮的财产成了民军的战利品，他本人的脑袋也被夹棍夹破，在极度痛苦中哀号而死，其子也被砍作两段。总之，在明帝国这只病入膏肓的恐龙彻底倒下之前，这些寄生于恐龙体内的寄生虫们以集体哭穷的方式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末路。这场哭穷运动让人想起一则寓言：几只猴子共同抬一块石头，其中一只猴子想，即使我不用力，他们也会抬走的，于是他悄悄松了手。不料其他几只猴子也作如是想。后果可想而知：石头掉下来，砸伤了所有的猴子。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当官员们斗富夸强时，社会肯定变态；当官员们哭穷装逼时，社会肯定更变态；第二，国难临头时，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与国家和政治离得极其遥远的引车卖浆者流。
讨小老婆是危险的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气象学家洛仑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演讲时宣称：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几天后会在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一论断被人们称为蝴蝶效应，它常常用来说明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之间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关系，也用来说明微小的细节也会带来巨大变故。
无独有偶，在英国民间，自从十五世纪以来，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民谣唱道：少了一枚马掌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失去了一匹战马。失去了一匹战马，打败了一场战役。打败了一场战役，毁掉了一个国王。这首听起来有些滑稽的民谣，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１４８５年，英国国王查理三世与亨利伯爵在波斯沃斯展开决战，此役将决定双方到底谁成为新的英国国王。战前，马夫到铁匠铺为查理三世备马，铁匠因近日来一直忙于为军马钉马掌，铁片用完了，他向马夫请求宽限时间。马夫表示大战在即，等不及了。铁匠只好把一根铁条切为四份加工成马掌。当钉完第三个马掌时，铁匠又发现钉子不够了，要求去找钉子。马夫不耐烦了：“上帝，军号都响了，我等不及了。”铁匠为难地说：“缺少一根马掌钉，钉上去也不牢固。”马夫说，“你就凑合一下吧。”——这样，查理三世的战马的第四个马掌就少了一颗马掌钉。
战斗打响，查理三世率军冲锋。这时，意外发生了：他的坐骑因突然掉了一只马掌而马失前蹄，倒霉的查理三世栽倒在地，惊恐的战马脱缰而去。国王的落马使士兵们阵脚大乱，一时间溃不成军，原本胜算在握的查理三世竟然成了俘虏。绝望中，郁闷万分的查理三世长叹：“卖糕的，我的事业竟然毁在这匹马身上！”后来，莎士比亚对此也总结说：马，马，一马失天下。
从查理三世因一根马掌钉痛失江山，到大明帝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时间悄然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的大明官员们自然不知道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夷人故事，只是，就像不可能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悬崖一样，人类社会内在的普遍原则，东西方同样适用。如果用蝴蝶效应和马掌钉连锁来分析明王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立国两百余年、曾经威震东方世界的老大帝国，它的灭亡竟然和一个高级官员讨小老婆有关。
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湖北公安人。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官员一样，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佼佼者。毛羽健在京城任御史，也就是监察部的高级官员。从历史留下的记录看，毛基本还算一个敢于说话、比较正直的人。这个正直的人有一大毛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叫怕老婆。那时候，讨小老婆是文人士大夫常有的事情，毛羽健想得牙痒痒，却碍于河东狮，提都不敢提，面对如花似玉的侍女们，从来都做出柳下惠再世的样子。有一年，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老毛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他哪想到，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为恼怒，当即结束衣锦荣归的探亲日程，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御史和小老婆爱得兴高采烈时，老婆大人从天而降，傻了眼的毛御史除了讨饶，再没任何办法。
毛御史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大发雌威，和她充分利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驿站系统不无关系。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叫做“乘传而至”，也就是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来到北京。
今天的中国境内，到处都有以某某驿命名的地名，这表明此地在古代是如同神经般遍布帝国全身的驿路系统中的一个点。在古代，驿站兼有 *** 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密密麻麻的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 *** 之间的公文来往、官员们的交通往返才能得到及时而必要的保证。
可气的是，毛御史的老婆竟然利用这个系统不远千里从老家赶到北京争风吃醋，令毛御史又悲痛又郁闷。惧内的毛御史不敢跟老婆较真，这个可怜的人只能把一腔怒气迁怒于驿站系统。为此，作为监察百官、专事向皇上提合理化建议的高级官员，毛羽健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奏章里，他极言驿站之害，要求撤掉全国驿站。另一个叫刘懋的给事中也跟着附和，认为如果裁撤驿站，不但能禁止官员们揩国家的油，还能因裁掉了驿站工作人员而节省数十万两银子的财政支出。
节俭成性的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一道圣旨飞出紫禁城：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御史纳妾藏春的风流事做得不够小心，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首当其冲要数陕西。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总结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
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李自成家里几代人以来，一直以养马为生，家境中等，是故李自成小时候和侄儿李过一起上过一段时间私塾。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个姓艾的地主家里放羊抵债。成年后，李自成到甘肃当边兵，后来又回到陕西做驿卒。驿卒虽然不见得是桩美差，但至少要比那些朝不保夕的农民好。如果不是 *** 突然宣布裁撤驿站，可以想象，李自成多半会在这个养养马、送送信，为来往官员们搬搬行李的岗位上干一辈子，若天下不是太乱，他当然会积攒几个钱，讨上一个粗手大脚的婆姨，再拉扯一窝乱七八糟的儿女，然后四十来岁就成为一个慈祥的爷爷，谦恭而又麻木。
然而，世道变了，李自成没法再在驿站混下去，要想活命，他就得另谋生路，而这所谓的另谋生路，于一个生逢乱世的粗豪汉子来讲，只有杀人越货才是最简单最直接可行的——以后的故事就不用我讲了，前驿卒李自成最终成了大明帝国的掘墓人，当他率领农民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时，当初下令裁撤驿站、从而让他失业的崇祯走投无路，只好上吊自杀，这位原本老实巴交的陕西农民，因缘际会地成了那只引发龙卷风的蝴蝶。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节俭的确是美德，但过分节俭就是可怕的美德；第二，一部分人讨小老婆是危险的，它有可能导致另一部分人失业之后铤而走险。
从著名作家到痔疮良药
中国人在酷刑的创造上不乏天才，从远古的炮烙到晚近的廷杖，花样翻新的酷刑蔚为大观。窃以为，诸种酷刑中，最血腥者莫过于凌迟。所谓凌迟，民间通称千刀万剐。要言之，就是把受刑人绑在柱头上，由刽子手用锋利的小刀，把受刑人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地割下来。
有明三百年间，到底多少人死于凌迟，已不可考。不过，最著名的凌迟受刑者有三个，其一是刘瑾，刘瑾乃权倾一时的大太监，祸国害民，凌迟而死，纯属咎由自取。刘瑾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天完成。第一天凌迟了三百五十七刀；晚上，刘瑾被押回监舍，这个浑身是血，身上少了三百五十七方指甲大小肉片的家伙，居然还有心思喝两碗粥。其二是袁崇焕，这位晚明时期唯一具有军事天才的封疆大吏，仅仅因皇太极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笨拙的反间计，就被崇祯处以极刑。在他死后一百多年间，还一直背着汉奸的黑锅。尤为可叹者是，这位民族英雄身上的肉，竟被他所保卫的同胞们买来佐酒。其三则是下文将要说及的郑鄤。
郑鄤是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天资聪慧，十八岁中举，二十八岁中进士，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一个十多岁就闻名全国的偶像派作家。文人大抵是容易高看自己的，尤其是那些少年得志的文人，他们一旦得意起来，就容易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郑鄤也未能免俗。他早年在京城做庶吉士时，曾大胆批评魏忠贤，为文坛领袖黄道周和文震孟等人所器重，大概已有把他培养成下一辈文坛领袖的意思了。郑鄤获罪于阉党后，辞官回乡读书写作——如果他一直坚持这种寂寞却清洁的生活方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不幸的是，文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哪怕只能写点诗词歌赋，也总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在朋友介绍下，郑鄤到北京晋见首相温体仁，希望温体仁举荐自己出山。然而，温体仁本是一个无能加阴险的官僚，会见时，不知天高地厚的郑鄤慷慨而谈，其结果是，温体仁不但不打算举荐他，反而觉得此人“锋芒如刃”，今后要是做了官，必然与已为敌，不如设法剪除——这大约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求职面试，主考官不用你也罢，竟然惹得他老人家要从肉体上消灭你。
恰好，郑鄤不肯为他继母的哥哥——也就是他舅舅吴宗达——的儿子科考出力，吴舅舅觉得这个名人外侄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免恼羞成怒，就写了一封揭发信寄给温体仁。温体仁瞌睡时遇到了枕头，马上把举报信整理成奏章，向崇祯上书。这封由首相亲自署名的奏章中，温体仁给郑鄤罗列了三条耸人听闻的罪名：杖母、奸媳、奸妹。在以孝悌治国的古代中国，三条罪名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致郑鄤于死地。然而，究其实，这三条罪名虽然不算莫须有，但都是人为的曲解和夸张。
以杖母为例。郑鄤的继母经常殴打奴婢，郑鄤为了让继母痛改前非，利用继母迷信的性格，串通巫婆设坛作法。作法中，巫婆宣称被殴至死的奴婢已到阴间起诉，继母将为此遭受报应。这个迷信的老太太吓得瑟瑟发抖，郑鄤一再向巫婆求情，于是以击杖二十了结。个中原由，原本是郑鄤同情奴婢，想让他那个凶恶的继母有所收敛，所谓击杖二十，也只是轻轻拍打了二十下。但温体仁的奏章就像一切奸滑官僚别有用心的报告一样，只有结果没有原因。至于奸媳和奸妹，则只是与郑鄤不满的士绅们传播的谣言。然而，三人成虎，何况当朝首相的白纸黑字呢？
崇祯接到奏章极为震怒，下令逮郑鄤下狱，由刑部负责审理。刑部尚书冯英审问之后，认为事情并非如温体仁所言，而且郑鄤本人颇有才名，是个著名作家，因而语气近乎回护。温体仁见冯英不肯按他的意思严办，借故将冯革职，郑鄤则被转移到锦衣卫镇抚司。但即便是以诏狱著称的锦衣卫，也觉得郑鄤当了冤大头，一直不予结案。这样，著名作家郑鄤就不明不白地关在大牢里。不过，他的狱中生活倒也充实：住的是单间，吃的是小灶，还在狱中为仰慕他的士子们搞讲座，收取可观的讲课费。
郑鄤在牢中关了四年后，凌迟噩耗终于来临。崇祯十一年，京师遭遇百年不遇大旱，在相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当局认为这是冤狱所致。但当锦衣卫同知吴孟明把郑鄤当作冤案上报时，却遭到了崇祯出乎意料的过激反应：他不仅不承认郑鄤有冤，反而认为郑鄤死有余辜，下令“将郑鄤脔割处死”。
凌迟郑鄤是在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当时，史学家谈迁亲往刑场观看，并留下了翔实记录。谈迁说，当郑鄤押进场时，看到一根有横丫的木头立在牌坊下，那本是凌迟用的，郑鄤居然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干啥的？到中午，凌迟结束，天色暗惨。回家途中，谈迁看到许多人购买郑鄤的肉，据说是用来炼制治痔疮的药——一个多年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竟然一刀一刀地零割了给人作痔疮药材。计六奇感叹说：“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微功，亦大奇矣。”
崇祯之所以要置郑鄤于死地，在于此时的大明已经有如鼎沸：这一年，原本已投降的张献忠和罗汝才揭竿再起，追剿的官军大败而还；虎视关外的清军深入山东，攻陷重镇济南。崇祯无可奈何，他得找一个出气筒。恰好，郑鄤就是最佳人选——在杖母、奸媳和奸妹三桩大罪下，崇祯对郑鄤的处罚越严厉，也就越能表明自己在道德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至于日非的国事，似乎也会因这种虚拟的道德优越感而注入一剂强心针。更何况，严惩郑鄤还既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又能诏示圣朝以孝悌治天下的既定方针呢？
这个故事说明，可怕的政治斗争具有匪夷所思的威力，能够把一个著名作家变成一堆痔疮良药。
本文原载于《书屋》２００８年第７期，原题为“帝国黄昏：晚明人与事” 作者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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