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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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石涛题自己的画兰诗：“十四写兰五十六”，这是他五十六岁时叙述自己写兰花的经历是从十四岁开始的，从石涛的画学来说，写兰是他的余事，他写山水、人物所开始的年岁，或者还要早于十四岁，我们没有得知他自己也如写兰一样，曾作过叙述否?依据生于庚辰，则壬午石涛应为六十三岁。看来还是应该从石涛自己说的庚辰为准。石涛的《金陵怀古册》亦作于丁亥中秋。

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

　　石涛题自己的画兰诗：“十四写兰五十六”，这是他五十六岁时叙述自己写兰花的经历是从十四岁开始的，从石涛的画学来说，写兰是他的余事，他写山水、人物所开始的年岁，或者还要早于十四岁，我们没有得知他自己也如写兰一样，曾作过叙述否?

　　由于石涛的画历久，风貌多，尤其是他的伪作多，伪作的派别多，不容易掌握它的性格，而石涛的年岁，历来对他的记载和考证虽多，但仍不免于错杂，失去了辨证的依据。因而要来研究石涛画派的过程，风貌的变易，辨清他的年岁，也将消除一些论证上的困惑之点。至于平生行实，就更需要以他的年岁来证明了。

　　（一）

　　历来研究石涛的年岁，有如下的一些材料：一，清汪绎辰《湘老人题记》所载《重午景图》题诗。二，日本版《支那名画宝鉴》所印之《五瑞图》题诗及近人程霖生《石涛题画录》所记《重午即景图》题诗。三，日本永田编《清代六大画家展览图录》和日本八幡关太郎撰《支那画人研究》所记“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

　　清汪绎辰《清湘老人题记》所载的《重午即景图》的题诗：“亲朋满座笑开眉，云淡风轻节物宜，浅酌未忘非好酒，老杯口口为乘时，堂瓶烂漫葵枝倚，奴鬓崩髻艾叶垂，耄耋太平身七十，余年能补几首诗。”署款的纪年为“己卯”。

　　《支那名画宝鉴》所印的《五瑞图》题诗，与前者相同，惟第七句作“见享太平身七十”，纪年为“乙卯（酉）”而非“己卯”。程霖生《石涛题画录》亦记《重午即景田》 其纪年亦为己卯，而其诗句则与汪绎辰《清湘老人题记》所载的相同。

　　其次是日本永原所藏见于日本永田所编《清代六大画家展览图录》和日本八幡关太郎撰《支那画人研究》所记的“石涛致八大山人的信札”中有“闻先生年逾七十，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四五，诸事不堪”云云。

　　据上面的几种材料，汪绎辰所记的《重午即景图》石涛七十自寿诗和程霖生所记的《重午即景图》诗，纪年是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据此上推，石涛的生年应为崇祯三年庚午（公元一六三０）。

　　见于《支那名画宝鉴》的《五瑞图》石涛七十自寿诗的纪年是乙酉，为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０五），据此上推，石涛的生年则为崇祯九年丙子（公元一六三六）。

　　按八大山人生于天启六年丙寅(公元一六二六)，根据那通石涛与八大山人的信札，八大山人与石涛的年岁是“年逾七十”与“六十四五”之比，作为石涛崇祯三年生，至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八大山人七十四岁，石涛整七十岁，以石涛为崇祯九年生，则石涛比八大小十岁。

　　根据上面所列的材料，除汪绎辰所记的仅见于文字外，其它如《五瑞图》，程霖生的《重午即景图》以及日本永田编《清代六大画家展览图录》所发表的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都还能见到实物，试以石涛的画笔和书体，从它的风格、习性来辨析上述所列各件，证明都是出于伪作，因而这些材料也就丧失了它的可靠性。

　　历来考订石涛年岁的材料，既然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而近年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实物材料，这些材料，证明都是绝无疑义的石涛真迹，计有：一，石涛自书《钟玉行先生枉顾诗》。二，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真本。三，石涛自书《庚辰除夜诗》。这些真迹，提供了准确无疑的石涛年龄，从而也澄清了过去淆乱论证的荒诞伪迹。

　　１、石涛自书《钟玉行先生枉顾诗》：

　　“丁巳夏日，石门钟玉行先生枉顾敬亭广教寺，言及先严作令贵邑时事，哀激成诗，兼志感谢，录正，不胜惶悚。”

　　 “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既失故乡路，兼昧严父颜。南望伤梦魂，怛焉抱辛酸。故人出石门，高谊同丘山。竭来敬亭下，邂逅兴长叹。抚怀念旧尹，指陈同面看。宿昔称通家，两亲极交欢。须眉数如写，骨气光采寒。翻然发愚蒙，感激摧心肝。识父自兹始，追相遥有端。便欲寻遗迹，从君石门还。一为风木吟，白日凄漫漫。清湘苦瓜和尚昭亭之双幢下。”

　　根据诗的首句：“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是指的明崇祯十七年甲申明亡时的动乱。接着他写道：“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是说当明亡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童，面“兼昧严父颜”，就连他父亲的容貌也已模糊不清，当听到钟玉行的叙说后，才使他“识父从兹始，追相遥有端”。假使说石涛是生在崇祯三年，到崇祯甲申，他已十五岁，年近弱冠，是不能再称“龆龀”的， 又如何可能“兼昧严父颜”呢?

　　２、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真本。

　　“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已来，见往来者所得书画，皆非济辈可能赞颂得之宝物也，济几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总因病苦，拙于酬应，不独于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济是此等病，真是笑话人，今因李松庵兄还南州空函寄上，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予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只不能迅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济顿首。”

　　从这封信里看到，八大山人七十四、五，石涛还不满六十。按邵长蘅作八大山人传，说八大山人“弱冠遭变”而“黄安平为八大山人画像”上面八大山人的自题：“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肘年四十有九。”甲寅为康熙十三年（公元一六七四），以此可知八大山人生年为天启六年丙寅（公元一六二六），至崇祯甲申——（公元一 ... 四）为十九岁，与邵长蘅所记“弱冠遭变”是正相符合的。根据石涛信上所说两人的年岁，是“七十四、五”与“将六十”之比，也就是说石涛比八大山人要小到十五岁左右。以八大山人天启六年生，下推十五年左右，则为崇祯十三年左右，那么，当明朝灭亡的时期，石涛才四、五岁， 真是“龆龀遭险难”了。

　　３、石涛自书庚辰除夜诗

　　诗首序言：“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语可尽平生之感者，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非木，不能解语，以报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生平也，此中忽惊忽哦，自悼悲天，虽成七字，知我者幸毋以诗略云。”诗共七律四首，中有“花甲之年谢上天”之句，兹不全录。

　　依据诗的序文，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００）石涛自己说是年为周花甲，这就完全肯定石涛的生年应为崇桢十三年庚辰（公元一 ... ０），依据旧传统计算，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所谓“周花甲”，石涛应为六十一岁，又，石涛山水册，其中一页题诗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庚午长安写此。”按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九０），其时石涛五十一岁，亦证明为生于崇祯庚辰，比八大山人整小十五岁。

　　又案：石涛有一位朋友淮南李辚，所著的《虬峰文集》里有赠石涛六十和哭石涛诗。赠石涛六十诗中有句云“出腋知君岁在壬”，是说石涛是生于壬午年的。依据生于庚辰，则壬午石涛应为六十三岁。看来还是应该从石涛自己说的庚辰为准。哭石涛诗在《虬峰文集》中编年于丁亥。丁亥为康熙四十六年（公元一七０七），其时石涛六十八岁。案石涛画的《双清阁之图》后有姜实节、杜乘题，姜题即在丁亥十月十七日，未言石涛卒。 石涛的《金陵怀古册》亦作于丁亥中秋。 又案十余年前发现一册石涛著的《画谱》，是由石涛自书的刻本，前有广宁胡琪的序言，作隶书，亦为石涛所书，序后纪年为康熙庚寅，可知此书的印成至早在康熙庚寅，而书的扉页又印有“阿长”、“清湘老人”二朱印，又可知此书印成后为石涛所亲见并印上了自己图章。庚寅为康熙四十九年（公元一七一０），照此看来，此时石涛尚健在，他已七十一岁了。

　　（二）

　　石涛的生年，既已获得肯定，那么，一向记在石涛历史帐上的一件事，就值得提出疑问，而这个问题，对研究石涛说来，是一向被引起注意并认为是石涛平生突出的事情。

　　顺治八年辛卯（公元一六五一），在庐山的萧士玮伯玉曾写过一封信给虞山钱谦益，这封信是由石涛从庐山专程送往虞山的，钱谦益的萧士玮《春浮园集序》：“丧乱甫息， 伯玉遣石涛僧贻书劝以研心内典，刊落绮语，余方笺注楞严，谢绝笔墨，报书曰：如兄约久矣，书往而伯已不及见。”同时在石涛离开虞山回去的时候，钱谦益又送石涛绝句十四首，诗后的跋语说：“石涛开士自庐山致伯玉书，于其归，作十四绝句送之，兼柬伯玉，非诗非偈，不伦不类，聊以代满纸之书，一夕之话，若云长歌当哭，所谓又是一重公案也，辛卯三月，蒙叟弟谦益谨上。”

　　石涛的生年既已肯定，以此来辨析，这能是石涛的事情吗？顺治八年辛卯，石涛才十二岁，从庐山到常熟，不能不算是长途跋涉，以一个十二岁的小沙弥来担任这样一个使命，是可能的吗？近情理吗？

　　再且，钱谦益赠石涛诗的跋语，自称“弟谦益谨上”，顺治八年，钱谦益整七十岁，以一位七十高龄的长者，对十二岁的小后生，既称“弟”，又书“谨上”，这样称呼，近情理吗？

　　石涛是住过庐山的，他到庐山的行程，看来是这样，石涛有一本山水花卉小册，自题为“丁酉二月，写于武昌之鹤楼”，另一页题着“作于岳阳夜艇”，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其时石涛十八岁。石涛又有一页山水扇页，题着“秋日与文野公谈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 ... 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纪年为庚辰，庚辰正是石涛“周花甲”之年，上推四十年，应为顺治十七年庚子（公元一六六０），这时石涛二十一岁，照此看来，石涛十八岁时，是在武昌、岳阳一带，二十一岁时在庐山，那么，顺治八年，石涛根本不在庐山，又如何能替萧伯玉送信往常熟呢?

　　萧伯玉的《春浮园集》中，有一首五言诗：

　　“鄱湖望匡庐，退寻旧游，次而纪之以诗。”

　　“忆昔从南康，探胜到栖贤，譬如嗜色人，温柔乡在焉，躯之不肯去，欲终老其间，舆曳与人掣，醉向大林眠，婆娑双树下，乐如三禅天，石僧复招我，来作水口缘，晚云出谷口，缕缕如茶烟，数道忽狂驰，遍地兜罗棉，石公口喃喃，纵谈诗与禅，我竟不知答，直视欲无言。”

　　诗中的“石僧”，不知名叫石什么，他与萧伯玉一同游山，说诗，谈禅，是萧伯玉的一位方外友，那么，替他到常熟去送信给钱谦益的就是这位石僧， 看来倒是很可能的， 而这位石僧，应该就是钱谦益诗中的“石涛开士”，钱谦益对一位擅于谈禅说诗的法师，临别赠诗，称兄道弟，就显得很自然了。

　　又按清王士桢《渔洋感旧集》载有闵麟嗣《宿开先听雨赠石涛禅师》诗，这里所称的“开先”是庐山开先寺，替萧伯玉送信的那个石涛，定然就是这个开先寺的石涛禅师，决不是十二岁的石涛。显然，萧伯玉诗里所称的石僧，也就是这个开先寺的石涛了。

　　（三）

　　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的，就是石涛的家世。

　　从乾隆以来，说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后。这一说法初见于江都员墩题石涛画的跋语，跋语说：“尝见公（石涛）手书《临池草》，载《内宫实录》一篇，低徊吞吐，意不尽言。……公名若极，应是亨嘉的嗣，所云‘托内官以存活’者，其即在思文平粤之日耶？吾邑洪丈陔华，以画师事公，得公自述一篇，序次颇详……”

　　明太祖朱元璋的从孙朱守谦，洪武三年封靖江王，封藩在桂林，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石涛有一方印章，文为“靖江后人”，又有一印，文为“赞之十世孙阿长”，这个“赞”就是靖江王第二代朱赞仪。当南京福王朱由崧败亡，当时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自称监国，旋为巡抚瞿式耜执送福建，为唐王聿键所 ... ，时为清顺治二年乙酉(公元一 ... 五)，从朱赞仪到亨嘉是九世，从石涛是亨嘉之子而言，他正是第十世。

　　石涛的这些印章所说明的和员墩的跋语是符合的，那么，石涛的《钟玉行先生枉顾诗》所 云“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 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云云，正是指的明末动乱之际，他遭到了家破人亡的险难，当时他还很小，也濒于垂死的绝境，因而被迫做了和尚。如果说，石涛所遭的险难亨嘉因争夺权位而被 ... 无关，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靖江王的灭亡，并不是由于清朝，而是由于朱家的自相残 ... ，作为靖江王的后人而言，只有这才是大险难。

　　然而石涛自书的《钟玉行先生枉顾诗》，也是无可置疑的真笔，却说他的父亲是石门县令广抚怀念旧尹，指陈同面看、“须眉数如写，骨气光彩寒”、“识父从兹始，追相遥有端”，这些叙说，看来石涛并没有随着他的父亲到石门，乃至连他父亲的形象也一无所知，这就与上述为亨嘉之子的说法，纯属两事，大相矛盾了。

　　曾经遍查了《石门县志》，县志里的文职表中所记从明万历到崇祯列任的县令共三十人，却没有一人是姓朱的。《石门县志》中还记着有一个朱道亨的墓，于是有人说这该就是石涛的父亲，看来其理由是既姓朱，名字中又有“亨”字。照这样讲，那也该叫朱亨道而不能是朱道亨，因为，朱亨嘉的“亨”字是名字的上一个字而不是下一个字，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石门县志》也明白记载着，朱道亨是石门县的一名学博。

　　如果完全承认江都员的跋语，那么，《钟玉行先生枉顾诗》就无法解释，如果依据这首诗来否认员燉的跋语，那么，石涛的那些印章，又将如何解释?而且， 不牵涉到当时重大的政治原因，而仅仅由于一个县令的家世，又何致遭遇到如此危急的险难?而且，作为一个县令，也够不上有内官。如果说，这位县令当时对清兵作了顽强的抵抗，因而遭到全家屠 ... ，而县志中又绝无这类的记载。石涛有一首《赋别金台诸公诗》：“吾身本蚁寄，动作长远游，一行入楚水，再行入吴邱。”他又有一方印章，文曰“湘南粤北长千里，越客吴僧尽一生。”清梅清有赠喝涛诗：“喝公性寡谐，远挟爱弟（石涛）游。出险澹不惊，渺然成双修，朝泛湘江涯，暮涉匡庐陬…。”都说明石涛离开自己家的行程是从南而北的，他十八岁时在岳阳、武昌，二十一岁时在庐山，之后才作了吴，僧越客，也证明当他“龆龀遭险难”，是在广西而不是在石门。

　　又按南都的覆亡，在清顺治二年乙酉（公元一 ... 五）。靖江王亨嘉称监国于桂林，亦在清顺治二年。清兵下浙江，是在清顺治三年丙戌（公元一 ... 六）。这时广西是唐王聿键，接着是桂王聿锷的势力范围。如果说，石涛是石门县令的儿子，与靖江王亨嘉无关系，那么，石涛的“险难”就应该由于他的父亲石门县令的原故。然而，石涛当时是在广西而不在石门，又如何能由于他父亲的原故而遭到“百死”之危呢?亨嘉还有一个兄弟，当亨嘉死后袭封。清徐X著的《小腆纪传》，还有这样的记载：“亨甄，盖亨嘉兄弟行，袭封时日不可详。永历元年（桂王聿锷）冬十二月(清顺治四年，公元一 ... 七），自象州返跸桂林，亨甄偕留守瞿式耜迎于郊。四年（清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０），桂林破，亨甄弃城走，世子某暨长史李某缢于宫中。”这里所说的“桂林破”，是被清兵所攻下。亨嘉的灭亡，不由于清，而亨甄是为清所灭亡的。看来，石涛的“龆龀”的遭遇，与亨嘉、亨甄似不能没有关系的。

　　那么，《钟玉行先生枉顾诗》里所说的，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谜!

　　（四）

　　石涛的画派，体貌多，因而风格多变，用区别它的时期来辨析它的变易之迹，考定年岁就有它一定的必要性。至于认识艺术风格，就要从他的风骨到情采，从他的习性作根本的探求，相反地可以与考订年岁相互引发。

　　认识一个画派，首先要明了它的渊源，当石涛的时代，画坛的风气，正当董其昌的南北宗之论盛极之时，从四王恽吴为主流的重“南”贬“北”的情势之下，如宗尚南宋的戴进、吴小仙辈，吴人已把这一画派摒于鉴赏之外。当时如金陵的龚半千、石溪，安徽的梅清，江西的八大山人以及石涛是完全站在主流之外的。

　　然而这些画派；虽与主流的四王恽吴风格异趣，他们的渊源，却并无二致。四王恽吴循着董其昌的艺术论证所推崇的是北宋和元到明代的吴派，而石涛也未尝不是如此。他与南宋到明代的院画派，确也是绝缘的，照当时的好尚，爱好元人的，大都爱好北宋，而石涛于此却有不同之处，如对郭熙，在他看来“未见有斩关手眼”。

　　石涛的渊源，大体是陈老莲、沈周和元四家，陈老莲的画派则流露在他早期的体制中。

　　古人有许多欺人之处，经常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师承所自，石涛正是如此，如他的画笔，有许多形体，都是从元倪云林而来，即他有一种尖细的书体，其源也出于倪。他虽不讳言对倪的钦慕，但有时不免要声明：“偶向溪边设亭子，世人又道是云林。”老揭他的底，看来就有些不愿意了。

　　石涛的艺术渊源，到元四家为止，从他的艺术形体里，除倪云林外，其他三家的风调，也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他的艺术旨趣，也认为他们“直破古人”，显然，他认为元代的画派，已凌驾于宋人之上。

　　其实，石祷对沈石田，也是钦慕备至的，有某些体貌都是从沈石田而产生，然而他是绝口不谈沈石田的，也从不谈陈老莲。

　　此外，他与梅清，也有共通之点，他早年往安徽宣城写黄山，与梅清极友好。但他二人的画派，看来可能有相互的影响，虽然梅清比石涛大十八岁，梅清在七十三岁时写的黄山图册，其中有一页，自言是采用了石涛的画本的。

　　然而石涛的笔墨，不论它是怎样的善变，形体是怎样的多样，而它的性格只是一种，不论他各个时期的画派有多少区别，而仍然有可能沟通之处，怎样的错综复杂也不能完全隐蔽它的性格的一致性，相反地从它的一致性中可以来认识它的变易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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