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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墨家第一任巨子：墨翟 墨翟生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之间，而墨家学派则贯穿了整个战国学派并且一直保持于显学的地位。墨翟与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们共同完成《墨子》一书；这本著作的地位如同《管子》、《庄子》、《吕氏春秋》、《荀子》、《孟子》等书是代表着一整个学派思考，并且呈...
墨家第一任巨子：墨翟
墨翟生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之间，而墨家学派则贯穿了整个战国学派并且一直保持于显学的地位。墨翟与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们共同完成《墨子》一书；这本著作的地位如同《管子》、《庄子》、《吕氏春秋》、《荀子》、《孟子》等书是代表着一整个学派思考，并且呈现出一种对世界的理解与互动方式。
墨翟及其徒众的兴起乃与春秋晚期手工业的发展有关；在手工业里，有手工业店的业主、工作于其中的师匠们、以及从师匠而学艺的学徒。墨家的徒众的组成者就是上述这三种；墨翟个人乃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并且曾学于鲁国史官的后代，阅读百国史书，这一点好学且博学的特质，几乎是先秦诸子（孔、孟、荀、惠施、韩非等）共同具备的特质。
墨翟及其团队的制造技术甚且胜过工匠大师公输般（鲁班）；我们可以看出墨翟与孔、孟皆同源于邹鲁文化。更重要的是鲁国的文化内涵，蕴育了这样一位特殊的哲学家。从《墨子》来看，墨翟的思想涵盖了：﹝天文、数学、物理、逻辑、军事、工具制造、宗教、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其体系实已远超过了孔子的人文思想，人文式的文明哲学。墨翟的文明哲学体系是东周数百年里诸子思想中最为宏大的规模；特别是其知识理论、理性态度、研究精神、自卫队式的侠义作用（且周游各国推行反战和平，主张与提供防御队伍及技术），社会哲学、效益主张等五者是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儒家所发展的伦理优位原则及道德判断能力外，仍应具备的全幅内涵。事实上，若二家精华可以结合，则由鲁学所提供的文明哲学内涵于整个社会而言，实是极巨大且完备的建构。
墨翟的立说虽与儒家同源于鲁国，但却以反儒为其起点，并且反对孔子所崇尚的周代人文精神，而是要重建夏代的文明哲学。这一点与墨翟反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墨翟同时具备了良好的管理精神与组织能力、方法，其墨家团队无论是在组织训练或领导统御、企划服务各方面都达到极高的效益与成就。墨家团队成立的宗旨是：主张社会公义与利益世人；其行动由「巨子」领导，并拟遣派成员到各国执政，成员服从命令，遵守团队纪律、分工合作、任务编组。
这可说是何以墨学可成为显学的另一个关键；这是先秦第一个具武装自卫且有文明哲学支持的建国队伍，也是中国二千五百年中唯一出现的特殊团体。在后代形成的帮会或有如其一般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但却缺乏其文明哲学与精神理念的高度。我们不妨说，墨翟是鲁文化培育出来的另一位奇特天才。放眼古今中外，这样的哲学家，的确是绝无仅有。
墨翟为第一位的巨子，第二位则为禽滑厘。墨翟故后，其团队分为三：相里勤、相夫氏、邓陵子三派，但「俱诵墨经」；在这三派中，发展战国中晚期，有走向辩学解决「名实」的知识论及存有论问题之发展者；亦有走向宋荣，尹文一系「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以主张反战和平立场，以「救民之斗」、「情欲寡浅」、「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为口号的发展。
这与同为显学的法家主张「富国强兵」有很大的不同，而反而更近于《孟子》的「仁政善民说」。而宋尹二者又兼有黄老的思想，正如同墨家辩者与名家有明显的互动一样；都是战国中晚间各家学说相互交流的结果。
至于，宋荣，尹文二者究竟应全归于黄老或墨家是很难由其保存的仅有可靠文献去判定的。此二者的思想在当时代由诸子的文献看来是极具影响力的，尤其是宋子的「荣辱之辨」（在《荀子》〈正论〉、〈非十二子〉、〈解蔽〉）等篇；《韩非子‧显学》；《庄子》之〈逍遥游〉、〈天下〉篇；《孟子。告子》皆有记载）。不过若就荀子将宋荣与墨翟归为一类（〈非十二子〉）则可以较确定其应属墨家学派的继承。而《庄子‧天下》而将宋尹二人并称。是以，我们乃保持此二者与墨家学派在战国中期的发展作一连接地说明。
另一种墨家学者的发展则是：游侠的社会运动，在后世称为「墨侠」，秦汉以墨家失去继承，但墨侠的精神却成为中国侠士传统与侠客精神，此是帮会组织团体的主要来源，这或许可说是墨翟对后代武侠世界，对中国文明的另一种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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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十辩
在〈天志〉、〈明鬼〉中墨子的态度是认为由外在的「天」及「鬼神」才可以规范社会大众，要让那些从事不仁不义行为的恶徒能心生恐惧，就必需有这种宗教观，并且有超越者来实行赏善罚恶赐予祸福。如此天下百姓才能遵守规范；其〈法仪〉中建构的「处事准则」就把法则的最高依据，放在「天」之中。这一点十分类似基督宗教。并且，墨子又认为「天」有「行广而无私」「明久而不衰」如西方上帝的立场，也就是：永恒、普遍、无私利、公平的道德原则给予者之建构。这个「天」在〈天志〉中是能造万物，制四时为纲纪，安排人间、万事的伦理性最高主宰；于是「天」是「义」的基础及根源，对墨子而言的「义」则是「公正且有效益（利）」的。「天」具「意志」、亦是一切权力的给予者。那么〈明鬼〉中其他鬼神就是较小于天，而被天所领导的其他神明了。
这一整个体系性的宗教理论在汉代起完全被道教所吸收，是以何以由《道藏》所录《墨子》一书就不奇怪了。而若不是《道藏》的收入，可能《墨子》亦自此失传，那么，在此我们尚可以明确地知晓墨家的另一种继承方式。
建立了这个社会道德的最高规范与众神的监视系统、「天」的赏罚祸福系统，墨子的外律道德体系完成，也同时建构了一切的「法源」及「创生原则」。另一方面在人间的政治体系中则主张〈尚贤〉主张为政应任用贤者；并由〈尚同〉中建立下级应向上层学习以形成整个组织体系的共同意识形态；这二项十分具有当代的组织学、管理学的精神；在〈尚同〉篇中墨子详细论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建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其用意是在建构一套文明哲学，而不只是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
这个唯贤是举、不分贵贱的立场在《孟子》亦可见到，但统一意识形态使「天子之视听也神」的态度却不是儒家所有的；这一点，以强大的权力意志作支撑是十分不同于孟子的「民本论」的；并且在现代世界只适合放在企业组织中。〈尚同〉理论可以说是这个理论上的优点，亦是最大的缺陷。
在〈兼爱〉理论上，关爱人类整体的立场已是世界的共识，而其〈非攻〉之自卫队强大防备基础下的团队立场，与反战立场、和平主张，更是现代国际间的共同态度。不过《墨子》的〈兼爱〉仍然是由天的意志来支持的，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确十分类于道教的理论，墨子的主张可以说是「人类以互助互利而可存在」 。爱人正是本互助互利而存在的基础而说的；在精神层次上，兼爱乃是普遍的、无差别的；在实践上则是「兼爱始于爱亲」，如此《孟子》中对墨子的批评显然是完全误解了其精神。
就社会层次而言，墨子则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前三者是反对周文明中用了大量的财富在王室的礼乐器具的制造，以及贵族的墓葬上面：这一点墨子反对的「乐」主要是「乐制」而不是声音的音乐，荀子在〈乐论〉对其批判是没有对准问题的评论。墨子主张，节省官僚体制与贵族的开支，强化生产，反对贵族浪费式的享受，这一点无论任何时代而言，其理论皆对准了时代的要害而加以批评。其思想乃可与《孟子》「养民说」互通，只是孟子固基于对儒家的继承与对周文的肯定而未能就此项目批评贵族中的器乐与葬品的使用财力、物力、人力问题。
《墨子》之〈非乐〉完全是站在反对消耗百姓人力财产「淫溢康乐」的活动。是以〈非乐〉篇是社会学的理论而不是美学的文本。正确的定义〈非乐〉之「乐」乃是「反对享乐主义」的「乐」，举凡一切有关的﹝器物、编制、建筑﹞之享乐都是其反对的对象。这一点与二十世纪九○年代起所主张的「朴实哲学」、「平淡哲学」意境相通，其主要原由仍然是为了使世人的资源更多地获得保存与爱护，把多余的财富人力用来助利于其他需帮助的人群。
在〈非命〉当中，墨子提出其「三表法」作为判断的基准；第一表为：「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此示世人乃可效法圣王，由良善的历史经验作行为判断的基础；第二表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此示世人的民情是施政者判定政策的关键依据。那么，就第二表而言，乃与《孟子》的理论完全相同。
第三表也是：「发以为刑（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示一切公共政策的判定完成都要在实行过程中获得有效益的检证方可。这当是良好的施政判断基准。
不过，关于「命」的理解，墨子却与儒家大不相同，墨子不认为人有命定，而认为命运是各人努力的成就，墨子要人努力不懈，不断地展现人存在的可能，而不要相信有任何限定，同时并认为这才是「天」的主张；由此，人是可以自律，不断自我突破，但同时又因有外律规范；是以，人只要遵奉道德信念，一切的行为即是自由而且无限定的；那么，在此墨子的道德亦可以有自律的主张而不相妨碍。至于〈非儒〉则主要在于反应上述理论之儒家的﹝厚葬、婚礼、命定、法古的盲目性，以及战争上的仁义主张﹞。这里乃充分彰显其与儒家分道扬镳的态度。
以今日来看《墨子》的十大论题，我们可以看到墨子对于社会群众的阶层地位关系有极透彻的反省。其理论，从另一个角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于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群体性唤醒之「自觉理论」。这种自觉理论是有强烈的社会存在意识的，而且是「利义众生，兼爱世人」、「无阶级化」的阶层互动与社会阶层、社会秩序重建的论述。
墨子个人最突出的是其同时具备：逻辑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军事自卫队专家、又是制造发明家、社会团体组织者，并且具备着浓厚的侠义精神。我们或可以称墨学集团为一个武士集团。而这整个各面向的精神表现正可以说墨子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思想与行动、军事家；而其所要展现的理想型态则透过其存有策略而表现出来。
《墨子》哲学作为一个存有策略学的讨论几乎包括墨子所传的五十三篇而无有遗漏，无不可归纳为其存有策略表现所在者；但若要作为社会存有学则范围应集中在其十个主要理论主张上。
就〈兼爱〉论而言，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所有人都为了权力、利益而互相损害；追求其根本，自私自利乃是乱之源，要消除这个乱源则必需反对「交相恶」而提倡「兼相爱」和「交相利」。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解构主义」色彩并且能同具有「重构」能力的社会存有学主张；而「兼爱」乃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同理之爱，并且是泛爱世人的人道主义光辉。
〈非攻〉即是「反战论」：反对因战争所带来的侵略、耗费财力、物力；除了为民伐罪和被迫自卫之战以外一切战事皆在反对之列。这一反战的人道关怀与儒学是极为一致的社会存有学表现。
〈尚贤〉则是理想的政治精英主义，在这里墨子的「兼爱」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主张，加上〈尚贤〉则墨子的社会主义即应该说是一个「精英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之社会存有学。
〈尚同〉的精神其实更可以说：墨子是一个精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墨子认为天下的是非标准应统一，并统一天下的行为规范。天下的各层领导者都必需经选举而推举出来，如此贤人们则代表天下人的意见，并成为天下效法的榜样，再由这些领导阶层以统一天下的是非标准，是以由百姓、乡里长以达天子，由天子再通向「天意」。如此一切的「法」皆有其合法性，这个社会精英主义的合法性主张，即似于德国当代哲人，法兰克富学派的哈伯玛斯一般。这个社会存有学的展开可以说是其整个学说中的社会存有学理论核心。
另外在社会改造提案上则表现出：〈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几项论点。「节葬」包括反对厚葬，反对久丧，主张薄葬、节哀；并修正社会侈靡及动摇社会根本的源头，而其真正要「解构」的对象乃是周代的「宗法制」；也就是返回自然且素朴的社会状态，返回人性的基本面。这是一个「由解构而复原」的社会存有学学说。
〈非乐〉并不是反对音乐，而是反对浪费社会资源，使用巨大编制的音乐队伍，其真正的含意是一种「复原」手法，而使社会返回一个资源不被少数人把握的状态；仅由人性的基本需求来从事音乐活动即可。也就是反对过度贵族化的音乐编制，也反对少数人的特殊享受，这可看出是一个十分标准的社会主义主张。
在〈非命〉篇中并非否定「天志」之天命，而是否定阶级性宿命。换言之亦是一种对周代贵族统治意识于社会大众之控制合法性的否定和解构。墨子强调人为的重要，乃是希望以能力为本位，就事论事，并强调理性与知识和人的清晰分析判断能力，社会以此方能有良好的秩序。墨子的立意是在「否定」特殊阶级以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使得社会许多不良习惯可成为合法。如此命定之事只会腐化人心，若命定观念不正常地发展则万物皆会失去理性的使用，这将使偶然性的发生事件，和一切眼前现前性的发生皆被曲解为命定。长期如此理性的光辉必会瓦解，而《墨子》理论中的天志概念之贯彻也就必需在理性的基础中完成方可成立。
〈天志〉篇之「天志」乃是实践「德福一致」，并且人人一律平等，是不因阶层而有别的最高律则判定者。是具有意志的大自然秩序与人间社会的最高法则；此表现为社会存有论时，墨子乃透过「天志理论」，使得天人合一，社会与自然不相隔离，道德与法律有了最彻底的保障，善的根源具备了绝对的力量。这里使得《墨子》的社会存有学具有道德形上学的特质，这可说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和康德道德哲学的内涵文本。墨子的天志所说的﹝顺天意﹞乃是指：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是：别相恶、交相恶、必得罚。如此乃构成其社会存有学与道德形上学相连接；即进一步地完成以〈法仪〉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存有学理论。
墨子将赏善罚恶作进一步地扩大，以〈明鬼〉来加强〈天志〉在道德善恶实践、赏罚保障的确实性上有完整地执行；并对社会存在的秩序有所维护。在此，神鬼具体存在于人间并切实执行人类生活中各件大小事项的善恶赏罚。而〈天志〉则保障并履行社会秩序的总体规则。经由〈天志〉至〈明鬼〉，墨子的社会存有学已具完整体系，无论是其要解构或建构的部分皆已有所定位；再加上〈墨经〉中的知识运用与其面对社会事物的理性精神，并且可以透过知识与理性的力量在〈天志〉的带领中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使人类文明有一健康的发展，这是墨子文明哲学的崇高和伟大之处。
天下止武的信念
墨翟的另一个社会存有策略则表现在其守备思想的十一篇文本中，这是一种自卫队式的「 *** 会存有策略理论」。墨子生处在战国诸侯并争，天下动乱不安的时代，其军事守备学说的重心乃在于有效益地制止纷争、停止战争的发生。而训练人才到各国作为经营人才或国家顾问则是其实务上的运作方式。维护和平，重建公平的分配系统，重塑统一的意识形态，使国家机器变得有效率要不分阶级地位用人才。是以墨家团队跟培养政治人才，亦培养军事人才、哲学人才。
墨子考察了整个古代步兵、骑兵与攻城、守城以及一切攻守使用的可能性工具和制造上的可能性器具；这种才华实在少见；在墨翟之后我们再也未见到有如其文武兼备者。这整套技术当然与其起身于手工业，并据有许多工匠人物门人有关；而其整个武装自卫队的构成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其「非攻」的和平主张确实有效。
就现实的立场，要彻底地使他国不敢发动战争，不攻打自身所处的国家；最佳手段就是一方面据有强大的防备体系，另一方面宣传和平主张。一旦战争发动，有任何敌人攻击，即可有效地制止对方的攻战。如此，国家机器才能获得存在的保障，而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
一个良好的军事守备体系，所依靠的是良好的武器制造技术，以及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这是《墨子》〈经上〉〈经下〉何以会产生的重要原由之一。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何以在战国世代的文明哲学里，儒墨道法四家各有其长，而未可轻易舍其余三家，仅就一家，乃难能将其中任一家或另三家取消。这是因为儒墨道法各自表述了重建文明的重要强项，虽其中有若干重叠之处，但却皆未有论述完整的一家之言。
换言之，由《墨子》与墨家学派一例确可看出：战国诸子同关怀着文明重建问题，并且各自努力追求着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在那个传播工具不发达的时代里，我们会试想若能将﹝儒、墨、道、法、名、兵、五行、阴阳、医、农﹞等十家作全面的有效整合，中国文明必然会不仅今日所见的成就。
《吕氏春秋》虽有此宏愿，但包涵度仍大有不足，到了秦王与西楚霸王二度的焚书之后，中国文明失去了这个良机。到了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就只能是整理文献与世界哲学对话的局面，再也谈不上所谓整合十家重建文明哲学以为建国方略了。而墨翟的守备理论、武装自卫队，也随着「城」的不复存在，以及现代武器、现代科学的发明，军队国家化的时代发展，终是墨翟理论只能令当代学者关怀古典中国文明而感到悲壮与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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