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中国钱币专家马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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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访著名中国钱币专家马传德如果你问谁是瓷器收藏大家，得到的回答可能有古人，有近代人，有当代人。他就是钱币大师马定祥的次子、拍卖场上最叫座的马定祥专场的主人：马传德。1940年，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泉币学社在这里诞生。“我父亲是中国泉币学社中年龄最小的。”照片原件已由马传德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当时经营和兼营钱币买卖的商铺有lO家左右，最著名的当属戴葆庭的源昌钱庄和马定祥的祥和泉币社。

访著名中国钱币专家马传德

　　如果你问谁是瓷器收藏大家，得到的回答可能有古人，有近代人，有当代人。可如果你问谁是机制币收藏大家(或者哪怕钱币大家)，得到的回答会惊人地集中在施嘉干、李伟先、张璜、戴葆庭、马定祥，甚至洋人耿爱德、伍德华……他们全部是上世纪40年代那股钱币收藏热中的精英，活动范围也都或多或少地聚焦在解放前的老上海。

　　为什么他们在半个世纪后仍然无法超越? 为什么今天的钱币收藏圈没有出现能够与他们比肩的收藏大师? 这要先从他们的那个时代讲起。

　　在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一座现代摩天大楼里，记者走进一户充满老上海情调的人家，这里的主人拥有许多“财富”：重量级的钱币藏品、丰富的专业泉识，以及对于那些老藏家的鲜活记忆。他就是钱币大师马定祥的次子、拍卖场上最叫座的马定祥专场的主人：马传德。

　　“孤岛”上的安福路7号

　　在马传德的记忆中，老上海的安福路7号是个满载传奇的地方。这里曾经住着一代钱币大师罗伯昭。1940年，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泉币学社在这里诞生。

　　“我父亲是中国泉币学社中年龄最小的。”马传德指着一张黑白老照片给记者看“后面的房子就是罗伯昭先生的家，他和丁福保当年都是学社的领军人物。”这张照片是中国泉币学社第74次例会时的合影，定格了沪上那批泉界精英最意气风发的时代。照片原件已由马传德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孤岛”的上海有着最理想的避难所：租界。这里是保藏文物最稳妥的地方。于是，在这个战时的文化中心，古董收藏兴盛一时，而钱币就是其中的大项。当时经营和兼营钱币买卖的商铺有lO家左右，最著名的当属戴葆庭的源昌钱庄和马定祥的祥和泉币社。马传德回忆说“当时我父亲的店铺只有‘半开间’，门面只有两米宽，屋里也就五六个平米。”如此微型的店铺，恐怕是当时上海最小的了。可他突然话音一转：“但是，来这里的都是最顶级的钱币藏家！”

　　从安福路7号到祥和泉币社，这两点一线极好地勾勒出了当年那批老藏家的收藏生活。他们不是书香世家，就是名门之后，有些自己也成为了大实业家。他们同时具备文化修养与巨额财力，于是，知识分子的痴迷、性情和严谨治学，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香港钱币研究会首任会长张璜是祥和泉币社的常客，也是收藏和研究铜板的大家。上世纪30年代，一枚出该币的应有价位，不让对方吃亏。”马传德自幼随父亲参加钱币收藏圈的聚会，地点就在罗伯昭的家中，每周一次。在他的记忆中，那一辈的藏家孜孜不倦去追求的是“学问”二字。“他们有时因对一枚钱币鉴定上的不同观点，会争得面红耳赤，如同吵架一般，几乎把我吓呆了。”他的父亲马定祥虽是商人，却也很注蘑研究。“我父亲过手的钱币中，银元可以换300个铜板，他就拿银元去跟人家兑换，从大量铜板中找出稀少的品种和版式，用于研究。为了兑换，他常和炯纸店的小老板打交道，又在弄堂口一家洗衣店的橱窗里摆放铜板，以期与外界交往，结果从老外那里得到不少好东西。最能体现他在钱币收藏方面爱玩儿、敢玩儿性格的，足他曾借外潍汇丰银行大楼的会议室主持过一次“中国稀见币拍卖会”，亲自掌槌，那可是中国硬币的第一次拍卖!

　　还有化名“包申甫”的李鸿章侄孙李荫轩，把收藏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动辄重值不吝。他将自家花园洋房的一半房间用来收藏钱币，一天到晚埋头其中，自得其乐。荣氏企业的继承人王亢元，为求一枚珍币，一声令下叫佣人把成套的西式沙发和美同奇异牌冰箱搬出去卖掉……

　　“那些大藏家是不在乎贵的，但东西一定要真，要好。凡是自己看上的钱币，对方开价他们从不还价，而且还会主动提只要是自己还没研究透的，一定留下来，直到研究透了为止。只要发现一枚出谱钱币，他便会追根寻底查个来龙去脉。”中国泉币学社创办的《泉币》杂志，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展所长的平台。如郑家相、王荫嘉等泉学大师，都是笔耕不辍，发表过大量重量级的学术文章。

　　在这种文人雅集的推动下，中国钱币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阶段。

　　不可逾越的断层

　　“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家庭最后进来的是古董，最先请出去的也是古董。”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岁月里，马传德不断看到父亲的话被印证。“罗伯昭先生家原本是三楼的花园洋房，后来缩到只有一两间了。他无奈之下只好把收藏的钱币、古玩一点点变卖。”

　　当大师成为往事

　　和老一辈的钱币收藏大师相比， 我们缺少了什么?

　　对此，马传德毫不讳言：“最重要的是文化底蕴。”细数那些出色的老藏家，每一个都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丁福保是清史专家，张纲伯是大鉴赏家，王荫嘉深谙金石考古和版本目录之学……所以他们对钱币能研究得很深、很透。”今天的学校教育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当年的家学渊源相提并论的。我们可以爱好国学，自强不息，但再也无法达到他们当年的境界。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完全改变。

　　今人比老藏家缺少的另一样重要东西是财力。怎么会? 现在财力雄厚的买家大有人在呀。但是想一想，今天的人哪个能做到卖沙发卖冰箱只为买一枚币? 又有几个人真能做到好币当前完全不考虑价格? 罗伯昭是生利洋行经理李伟先是永安企业和永安纱厂的大股东之一；孙鼎出身晚清官宦世家，是立志创出“东方西门子”的著名工商业者，据说他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月薪比陈毅市长都高……且不说这些人的身家究竟有多少，即便同样家财万贯，今人依然有一点“致命伤”：老藏家们是在拿全部的家当来做收藏，而我们这个时代强调的只是用闲钱来玩儿收藏。

　　说得再深入点，不用工作的绅士和女士只存在于奥斯汀( 英国小说家) 的小说和王尔德( 英国剧作家) 的戏剧里，我们的时代已经将他们永久废除。靠工作挣钱的人，就算再怎么腰缠万贯，也始终都会有生存的危机和意识，因为我们穷过；而他们，是一群已经贵族了好几代，以至于压根儿不会考虑没钱是否会活不下去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厢比较有多少钱，而在于能花多少钱。从纯经济实力的角度看，今人依然逊色。而这，也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

　　所幸的是，历史不可能重复，也不需要重复。正如某位历史学家评论罗斯福时说的：“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比前人多做了什么。”前人为我们打好了基础，只要将其和我们自己时代的优势相结合，就可能做出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那么，和老一辈的钱币收藏大师相比，我们又多了些什么?

　　我们有能在几秒钟内查到古今中外各种信息的网络，有从前不可想像的资源共享和大交流，有盛世光环下热烈的收藏氛围。也许我们再也出不了那样的大师，但就像马传德指出的：“大师们当年从没想过要成为大师。”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应该利用我们的资源，玩儿出时代的个性。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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