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胄的绘画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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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黄胄的绘画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一黄胄是天才型的画家天才型的画家，往往不师而能。名师指导的学生能超过名师的，少之又少，而黄胄虽然受过赵望云的影响，后来却能独立门户，在画史上的地位也似乎更高，这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黄胄还应该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画家。解放以来，画有性情者，以黄胄为最高。黄胄的画的特色也就在其中了。黄胄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草原风情的作品。实际上，黄胄在人物画上贡献最大。

论黄胄的绘画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

　　一

　　黄胄是天才型的画家

　　天才型的画家，往往不师而能。现在画画的人非常多，很多人自幼聘名师指导，进少年宫、青年宫、考上大学、读了硕士乃至获得博士学位，甚至当上大学教授，仍然画得一塌糊涂。而黄胄自学成才，自幼就画得一手好画。他在1943年拜著名画家赵望云为师时，已经画得很好了，而且正是因为画得好，赵望云才愿意指导他的。名师指导的学生能超过名师的，少之又少，而黄胄虽然受过赵望云的影响，后来却能独立门户，在画史上的地位也似乎更高，这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

　　黄胄还应该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画家。他25岁时画的《爹去打老蒋》就被选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受到美术界的重视，更得到徐悲鸿的称赞。这幅画当然不算太成熟。那么，他32岁时所创作的《洪荒风雪》就已经很成熟了，这幅画当时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即是说在国际上已产生一定的影响了。后来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历年的展览中，这幅画是必展的作品，至今不但不算落后，而且仍然是很出色的。齐白石是公认的一代大师，也是天才的画家，但齐白石60岁时，其作品才因陈师曾的推荐，在日本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上展出，再产生影响；黄宾虹80岁时才举办平生第一次画展。前几年，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讲学，去拜访晏少翔老先生，晏老在解放前的画界是颇有地位的——他是湖社后期一个分社的领袖，他告诉我：“黄宾虹83岁时，我请他来讲学，讲的是美术史，那时我们只知道他是美术史家，还不知道他画画。”但黄胄32岁时，绘画已饮誉国内外，而且其作品至今仍很出色，难道不是早熟的天才吗？

　　二

　　黄胄学习绘画的特点是：无所不师，无所必师

　　前面说他不师而能，但在能的基础上加深就要学习了。天才人物学习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很多人学习很刻苦，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读多少书，画多少画，坚持再坚持，但效果未必好。真正的人才（包括天才型）学习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所谓如饥如渴，不学反而难过，学习成为一种本能。据知情人说，黄胄几乎每天画画到下半夜一二点才睡，有时画到天明，稍睡又画，中午只在沙发上睡几分钟，起来又画。20世纪70年代，我就听说：“黄胄是纸老虎。”原来他一年画画用去24刀宣纸。这恐怕不是赶任务，也不是有什么压力，而是出于他内心对作画的需求。画画人有了这种需求，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了。

　　从黄胄的画可以看出，他早期的画就没有专师哪一家，他的人物、动物等造型，来自自己的写生，笔墨就是当时流行的画风，但显然比流行的画风更丰富、更完美，也更深沉。即是说，他广泛地吸收了新旧传统的画法，又根据他所表现的对象加以变化。所以，他的画更杰出，虽然个人鲜明的风格不是十分突出，但也不同于一般。

　　稍后一段时间，他作画更熟练。他基本上是依性情作画，性之所致，笔亦随之。看样子他的画是很神速的。有人说他是速写入画。而他的速写也是性情使然。以性情入画，则画见性情，画惟见性情，方是真画，方是活画。画无性情，皆是死画。画画人纵有功力，若无性情，则画无灵气，虽曰画而非画也。解放以来，画有性情者，以黄胄为最高。

　　性情特强之人，所画人物、禽兽、花卉、山水皆性情也，笔也性情，墨也性情，一任性情之放纵，传统、成法皆不在话下。有人说黄胄不懂传统，每一笔皆不合传统。若从传统 ... 论笔墨，如何下笔，如何运笔，一波三折，平、圆、留、变、重等等，他的笔墨确是不太符合的，但黄胄的笔墨却符合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生动，他的画气高韵足，无古法，而自家法立于其中了。黄胄的画的特色也就在其中了。

　　黄胄的名言是“必攻不守”。则他不守于成法，不守于传统，他自己也是知道的。他把“城”攻下来，让别人去“守”，而他又去进攻了。所以，黄胄不守前人之法，而师法黄胄者却守黄胄之法，这皆是性情使然。有人善攻不守，有人只能守而不能攻。当然，守得好者也会有地位，明代画家“吴门四家”或守元人法，或守宋人法；而浙江徐渭也是必攻不守的，在画史上各有地位。但开派的大家必须能“攻”，开派大家的画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只好让给守法者去完善了，清代“四王”是守法派，董巨“元四家”一路画到“四王”手中更完善了。“四王”的性情决定他们只能守而不能攻。黄胄自言“必攻不守”，也和他的性情相符。

　　我曾说过：“黄宾虹法高，齐白石意高，傅抱石、黄胄气高。”而傅抱石之气高，贵在用笔能虚，然则黄胄之气高，用笔能在虚实之间。潘天寿、李可染用笔贵在能实，大家各有各的特色，绝不随人之后也。

　　黄胄不是完全不学传统，他经常去博物院看画，并且自己也收藏传统绘画，他还和传统画家以及鉴赏家一起看古画，这不是学传统吗？他的画一见即知具有传统的特色，然又绝不似某一家、某一派，而且用笔也不规于传统，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没有他不师的，也没有他非师不可的，他广师博取，为我所用，而非我为所困也。

　　黄胄中年之前，忙于创作，他遗留下来的临摹传统之作品尚不得见，他晚年反而有很多临摹之作。这正如学短跑，开始进步很快，在接近世界纪录时，再加快一秒钟，都很困难。所以，他到晚年，必须再进步，一定困惑不少。学习古人，也就是取得再进步的办法之一。我们现在反而能看到他很多临摹之作。我原来想他临摹的画一定是徐渭、八大等和他的画风相近的一路，事实并不如此。清初四僧之首渐江的画冷峻而静谧，和黄胄画的飞动而热烈完全相反。他也临摹，他在临摹的《梧石图》中题道：“此乃渐江稿，未解全似，却小有己意味。近百年来以模仿为能事者，改头换面，东鳞西爪，往往自诩似与不似，宗者，岂不自欺欺人。一九八四年，黄胄。”这幅临渐江之作，却并不像渐江之画，仍然是黄胄自己的画风。渐江的画是冷而静，用笔沉稳细劲，而黄胄临时，仍用飞动的笔势、粗细浓淡随意，而且梧下石旁还添画了一个美女。他临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的美人图，用的也是他自己的笔法。当然，也总有一点儿古人画的意思在内。他临任伯年的画倒有一些相似，但他总忍不住要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他专临明代浙派的画，其中以临吴伟画最下工夫，但他对明代的人物画皆不满意，在一幅《临吴伟东山携妓图》上自题：“见吴小仙郭清狂以至文徵明写《东山携妓图》，皆不佳，死板无生气。小仙平山过份草草，近于荒唐。明以后人物画日渐衰落，至任伯年方见起色。黄胄。”看来他对中国画史还是很熟悉的。这幅《临吴伟东山携妓图》，仅构图似之，其中人物的笔法全被他改了。吴伟的笔法是刚硬直率，而黄胄的笔法乃是飞动随意见性情。

　　黄胄晚年作画，路子更宽，有时专画鹰，有时专画鸡，有时专画猫。都显示出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和以性情作画的特点。

　　黄胄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草原风情的作品。草原放鹰，草原放牧，草原舞蹈，草原套马，草原琴声，草原庆丰收，草原逐戏等等。大草原的风情，美丽的姑娘，强健的小伙子，飞奔的马群，活泼的毛驴，帐篷、草地、河流，无不在他笔下有所表现。现在西部大开发，对于大草原来说，也会有破坏，当西部美丽而原始的大草原面目全非时，我们仍能从黄胄的笔下领略到当年大草原的风情。那时候，黄胄的作品就更珍贵了。

　　 三

　　黄胄画毛驴最闻名，但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人物画家。实际上，黄胄在人物画上贡献最大。

　　中国的人物画到唐代是一个高峰，至宋代已开始衰落。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就说过：“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仿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宋人已认为人物画（佛道、人物、仕女）“近不及古”了。元、明、清三代人物画是远远不及山水、花鸟之盛的，清末尚有任伯年支撑人物画局面。其后有徐悲鸿倡导人物画改革，继之有蒋兆和的改革成功。徐一度对人物画的改革功劳巨大。他们借鉴了西洋画法，几代人受其影响，其中产生了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等名家。方、刘、杨之外，加上黄胄是徐、蒋之后的人物画四大家。其中以黄胄影响最大。

　　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都是学院派的，他们受徐、蒋系统影响，一律借鉴素描，以素描为基础，以中国的笔墨表现出来。方增先在素描的基础上，加以传统花鸟画的笔墨形式，素描的关系，也是化为湿笔表现的。他在浙江，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指导他笔墨技巧的是潘天寿、诸乐三、吴之等花鸟画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出版了《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加上他的几幅作品，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初学人物画的青年中。刘文西也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开始属于浙派，后来他到了西安，又吸收了京派的 ... ，加之长期受大西北的地理环境之影响，更多的属于京派，他基本上用西方素描的 ... ，不过以毛笔水墨表达而已。刘文西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创作大型的主题性绘画较多，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杨之光在广州，他毕业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直接受过徐悲鸿、蒋兆和的指导，开始也是用毛笔作素描式的皴擦，后来到广州，又受岭南派的影响，着色也以西洋光线明暗为基调，形成了独立于京派和浙派之外的特色，但又有京派和浙派的优点在内。以上三家，不仅在浙江、西安、广州有较大的影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黄胄被批判而被迫停笔时期，他们的影响一时很重要。

　　黄胄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学院式的素描训练，但黄胄聪明（如前所述是天才型画家），他不是不会画素描，而是不画那种当时苏联式的学院派的僵死的、过于精细的、于中国画无益的素描，他又是性情中人，画速写十分生动。苏式的学院派素描浪费人的精力，泯灭了人的灵性，如果根深蒂固，在创作中国水墨人物画时，其素描关系会时时跑出来干涉笔墨的表现。

　　黄胄没有这些自找的障碍和干扰，他又曾经受过传统派画家赵望云的指导，加之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使他不受某一家某一派的约束，而独立门户了。

　　中国画的高下关键在笔墨，黄胄曾说过他画毛驴是为了练笔墨，最终为了表现人物画的笔墨。一旦受了素描的干扰，中国画的味道就不纯了。黄胄的笔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规定，如前所述，他一超而直入中国画标准的最高境界——生动，而且有传统中国画要求的最高准则：散、淡。散就是胸无杂念，包括没有素描式，光暗对比等约束；淡就是绝对自然。黄胄因性情使然，不期然而然的达到“散”和“淡”的极致，所以，他的人物画也生动到极致。

　　画人物画能画得很准确者，大有人在。形神兼备者也大有人在。但能使人感到可爱的人物形象则不多了。黄胄画的人物形象严谨也许不是他惟一能做的，但“可爱”却超乎常人，他笔下的春兰、渔家少女、草原姑娘等等，都是那样的可爱，看后令人动心，这就难能可贵了。这也就是我上面说的“不师而能”，乃性情中本有，非笔中锻炼而出。

　　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黄胄的画一出就受到全国画家的关注，争相学习。而且，有了一定的造型基础和笔墨基础的画家更是重视黄胄。“文革”期间，黄胄画遭到当局的严禁，但学画的人包括画家还是到处翻找以前他发表过的画，有的到照相馆里，找摄影业者翻拍他的画集，到处传观。“文革”中很多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如石齐等，都是受了黄胄的影响而成功的。“文革”后期，他被莫名其妙地“解放”了，他的作品又大量地发表和参展，影响就更大更广泛了。

　　黄胄是中国人物画史上里程碑式的画家，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即便在两千年的中国画史中，黄胄也是杰出的无人能够替代的人物画家之一。

　　来源：《中华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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