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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蘇聯作家俄費·丘耶夫的“140次談話”中，曾經在蘇聯權力核心擔任過要職的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曾經吐露過一些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在談論工資問題時，莫洛托夫曾說：“我們當然有工資，您瞧，到我們這種級別，國家為我們包了一切，還有工資拿。我無法準確說出自己有多少工資，因為數字經常變動。”雖然莫託洛夫沒把話說死，但他隨後也明確表示，“能收到很多的錢”。在咱們的印象中，蘇聯這個曾經強大到連美國都戰慄的龐然
在蘇聯作家俄費·丘耶夫的“140次談話”中，曾經在蘇聯權力核心擔任過要職的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曾經吐露過一些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在談論工資問題時，莫洛托夫曾說：“我們當然有工資，您瞧，到我們這種級別，國家為我們包了一切，還有工資拿。我無法準確說出自己有多少工資，因為數字經常變動。”雖然莫託洛夫沒把話說死，但他隨後也明確表示，“能收到很多的錢”。
在咱們的印象中，蘇聯這個曾經強大到連美國都戰慄的龐然大國，最終轟然崩塌，“窮兵黷武”不惜一切地發展軍力，是一大原因，甚至被視為影響更大的主因。然而，仔細翻看蘇聯的那段歷史，我們便會發現壓垮蘇聯的可不僅僅是沉重的軍事開支，繁冗的行政支出也是不可忽視的一極。可以這樣說，有僅佔蘇聯人口約1.5%的一小部分人，卻硬生生把一個強大的國家吃到崩潰，令人難以想象的是，造成這樣結果的，居然是斯大林出於好意的一次嘗試。
在蘇聯前兩個“五年計劃”完成後，蘇聯國力得到顯著提升，一下子擺脫了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的標籤；得益於強而有力的工業基礎，蘇聯建立起強大的武裝，令世界各國刮目相看。然而，斯大林不久後卻開始發飆，他怒斥當下的權力階層“出於養尊處優的狀態”，貪圖享樂，完全忘記了參加革命的初衷。因此，在斯大林的直接影響下，蘇聯高層於1936年修改了憲法，重新定義了革命群體與領導階層，決定提高國家行政能力，加強群眾對官員的監督，從而“迴歸布林什維克在沙皇時期、革命和內戰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及艱難的快速工業化和集體化時期艱苦奮鬥和無私奉獻的作風”。
在這一系列改變中，斯大林初步嘗試建立起一套較為透明的制度：他提高了官員的福利和收入，同時加強了中央對官員權力的監管，以求讓官員無法藉助自己手中的權力，將國家資產“私有化”。可以看出，這樣的制度最初目的是好的，斯大林為了減輕高層的腐敗，也算是想破了腦袋。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套廉政制度最終卻背道而馳，非但沒能成功解決特權階層的腐敗問題，最終還壓垮了蘇聯。
起初，這套監管機制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尤其是在二戰結束後一貧如洗的蘇聯，杜絕官員貪腐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然而很快，這套制度形成了一種被稱為“管制等級名錄制度”的存在，該制度將各級官員劃分為3個檔次，更高等級的是中央領導、位於權力核心的各部委、大企業的核心領導人；第二檔次的各部委、局的副領導以及其他級別相當的職務；第三檔次則為地方領導。根據檔次不同，官員享受的待遇和福利制度也有差別。
舉個比較鮮明的例子：蘇聯著名作家、有著“革命的海燕”之美譽的馬克西姆·高爾基，就在這份名錄中名列之一檔次，身為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和極富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家，他在多次蘇聯當局提升自身形象的工作中扮演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也因此獲得了極高的待遇。高爾基擁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免費別墅，出門有專車接送，衣食住行均由國家包辦；除此之外，他還有超過40名僕人日夜侍奉，這樣的小日子恐怕比斯大林都差不了太多。除此之外，國家在給名錄官員發放工資時，往往將錢裝在不透明的紙袋裡，直接發到官員手中。斯大林將這樣的制度稱為“紅包制”，而蘇聯人則習慣將其稱為“錢袋制度”。到了後來，“錢袋制度”已經有些不受控制了，紅包裡的錢越來越多，用莫洛托夫本人的話來說便是“數目太大，太過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待遇已經讓不少受到制度恩惠的人都感到膽戰心驚了。
我們總是說“人要有理想，否則跟鹹魚沒啥區別”，而在當時的蘇聯，這份記錄各級官員的名錄，顯然成了2億蘇聯人心中更大的理想。一旦上了名錄，不但吃穿不愁，享受有保障的高檔次生活，每年還有大筆的薪酬可以拿，何樂而不為？然而，群眾對這份名錄的過分看重，使得其擁有了本不該擁有的地位。到了斯大林時代後期，該名錄儼然成為蘇聯權力階層的名單。換句話說，百姓認為一旦名字被寫進這份名單，幾乎等同於榮華富貴，這份名錄根本就是斯大林“國王的班底”的名單。
客觀地講，“高薪養廉”本身並不算什麼大錯，保障了官員的收入，有利於提高官員工作的積極性，更好地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筆者認為，用不透明的紙袋發工資，大家做到各自心中有數而不多說，不但有利於避免同僚的攀比，且對當時蘇聯貧困的狀況來說，對消除官員與百姓的階層矛盾也有一定幫助。然而，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這套本來想要抑制腐敗的制度，最終卻成了腐敗本身。大量蘇聯高官藉助制度以權謀私，發給自己的錢越來越多，數目大到驚人。
另外，當世界陷入冷戰後，斯大林也利用這份名單對各級官員進行嚴密的監管，生怕有西方國家人員別有用心地鑽了空子，這也造成了當時蘇聯政治環境的嚴肅。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赫魯曉夫上臺後，立馬著手消除這一桎梏，他大幅降低官員收入與福利，推行官員收入公開透明化，遭到了蘇聯特權階層的強烈不滿。最終，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這樣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勃上臺後，一切照舊。
據估計，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特權階層約有70萬人，加上家屬則達到300萬人，這佔到蘇聯總人口的1.5%左右。然而，就是這一小撮人卻消耗了很大比例的國家財富，加上蘇聯在軍力上的透支，這個根基原本就不是非常穩固的超級大國，很快就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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