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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亦可谓赫赫经济大国。以下数据屡见现在网路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世界财富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
北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亦可谓赫赫经济大国。以下数据屡见现在网路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世界财富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些数据，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学界公认。如果上述经济总量记录属实，哪怕是一半属实，那么这个中原国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而关于中国的东京(开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这一说，邻国日本倒是提供了考证。日本首都原为京都，江户时代迁都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这或可归纳为艳羡宋都的「东京情结」，此情结亦可佐证中国开封相当于中世纪「世界都城」。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东京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查验历史资料，这幅画卷还真不是画家张择端凭想像力而粉墨的，它基本上是「写实之作」。虽然当时北宋之中国已近末世(徽宗统治期)，但夕阳亦显无限好。《清明上河图》是宋中国经济成就骄人的绝唱，北宋几乎造就了中国世俗社会的「终极盛世」。世界对华夏艳羡不已的时代，隋唐开政治头，两宋置经济顶。大唐有钱，而不怎么大的宋却明显更有钱，可谓中国最阔绰的朝代。宋神宗时期，中国国库铸币一年即达500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的近20倍。宋朝凭什么富国?首先，人口因素。在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比唐朝多出两千万人口的宋代中国，疆域虽仅为大唐中国一半，但经济总量比唐朝有显著增长， *** 财政总收入大大多于唐朝。
其次，国策因素。这个中原大国之所以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是与采取的国策与历代不同有重大关系。北宋一改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轻末」的传统国策，易以「工商立国」。宋朝是中国商企最活跃时代，可谓「工商王国」。宋朝的商企，带有国家垄断性质，尤其是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一些行业被 *** 所垄断，比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远洋贸易、造纸、瓷器。北宋统治者，以国家为「托拉斯」，从而创造了「朝廷大公司」暴利时代。
另外，廉价出口。廉价而强大的生产力、「质优价廉」的产品，是宋的两个独门于世界的「经济武器」。中国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浩浩荡荡输往国外，通过这种途径，每年宋得到的都是「出超」贸易成果。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得宋拥有了巨额资本，北宋创造过1.6亿两贯的财政新高，即便偏安的南宋，国家财政总岁入也曾达到1亿两白银，经济总量延续世界前列。可见，宋朝之中国是真富，不仅「不差钱」，而且还「很有文化」。
当代欧美和日本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北宋「已经实现现代化」。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里，对此时中国大加赞誉。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美国当代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均对宋代中国情有独钟。内藤湖南认为，平民主义的兴起，科举选官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北宋「实现现代化」的标志。麦克尼尔则认为，华夏文明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标志朝代是宋代，这些标志即使按西方标准，也是说得过去的。例如：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全部齐备。
这些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千年前的「现代化」，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意即封建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的评价亦达到顶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仅就文化而言，陈寅恪所言不虚。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宋词登上中华传统文化之巅。宋人几乎个个都是词人，世俗的文化素养空前高，即便是青楼女子，也可能「才高八斗」。如京城名妓李师师，著名词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文艺作品已开始表现市井百态，这种世俗化也可视为个人思想的解放，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彼时「汉才」依然被世界崇拜。近邻日本女子以与宋中国男子通婚为荣。
灿烂的文明不仅有国画纪录，还有外国作品佐证。与清明上河图交相辉映的，是义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羡宋之情」。一个GDP上亿两白银的经济大国，一个诗词歌赋登峰造极的文化大国，对世界而言，简直是「天上人间」。按理说，这样的经济文化双料大国，应该超越大唐，引得「八方来贺」。然而，宋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是一塌糊涂——不是「八方来贺」，而是「八方来攻」。「经济大国」被三个「敌国」包围——西夏，北辽，东金。这三国，比起宋来，很穷甚至很小，但却敢主动攻宋。
宋朝皇帝是怎么应对侵略者的?破财免灾，用金钱换和平。无论胜负结果如何，不管从属关系有别，宋对塞外国「一视同仁」、都送银子，「用金钱换和平」的道路一直走到黑。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钱办大事。对「弟弟」契丹辽国，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宋真宗还痛快地答应每年给10万两岁币银，就是因为10万两岁币银甚至占不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1%，的确是个「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经济账的宋皇们留下一个致命遗患——精神虚弱。经济损失不大，精神损失不小。他们的金钱外交等于向周边邻国发出「精神示弱」信号——不管谁来打我，无论你输我赢，最后都是我掏钱「交朋友」。如此，对周边国家而言，攻宋是个光赚不赔的买卖，何乐不为?因为只算经济账不算精神账，所以两宋中国出现了民族精神的断层，乃至虽然到处送钱，但还是在周边小国面前都抬不起头。自宋起，「国富民弱不禁打」成为外敌普遍的「中国印象记」，也成为他们一再喜欢对中国下手的主要原因。这些好战近邻，就是希望通过战胜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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