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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铭怡等人对征婚广告分析发现，15年间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中，虽然经济地位在择偶中的重要性有变化，但一直处于各指标的首位。婚姻是市场蔓延到了今日钱铭怡等人的研究发现，女性在择偶时，对未来配偶“婚否”的重视居于第三位。女性更偏好未婚男性或离异无子女的男性。这可能是女性对未来配偶投资资源指向的关心。
泰国女富豪丽娜最近在网上公开征婚一事在泰国媒体抢了不少头条，原因很简单，她开出的条件太过苛刻：年龄不超过25岁，身高不低于180厘米，体重不超过70公斤，身材强壮有6块腹肌，最重要也是最奇葩的是，必须具备一天能来上28次的超高能力。这位征婚的女性企业家，经营的是化妆品行业，不过她还拥有律师执照，还涉足过政界，曾三度参选曼谷市长，在当地是网红一般的人物。莉娜今年已经58岁，刚与第8任丈夫离婚没多久。 她曾经参加了三次曼谷市长的竞选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十分离经叛道的。但是，为何它就偏偏发生了呢？这个其实有个非常大的误区在内。 人类史前史：择偶如何成为人类资源分配过程的一部分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男性，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认知误区，那就是在两性关系上男人作为主动的一方理所当然是得利的一方。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妹子们的欲望比之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人类这个物种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点就是人类的婴儿在六岁之前往往没有基本的自保能力。像非洲野牛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就能和母亲跑的一样快，狮子在三岁的时候就能做到完全独立。而人类的晚熟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如果不想要种族灭绝的话，孩子的父母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哺育自己的后代，而不那么做的父母都绝了后。既然如此，那么女性为何必须表现的很保守就是很简单的生理问题了。因为女性需要严格审核自己的对象，因为男子一旦选择了“不负责”那么女性就要负责独立抚养一个孩子成年，这个在生产力落后的史前时代无疑是无比艰巨的任务，而并非女性在先天上真的愿意如此。而投资理论认为， 在人类进化早期， 由于女性在生育和哺乳后代的过程中， 独自获取食物的能力和保护自己和子女的能力减弱，她们需要未来配偶提供食物和保护，因此，能提供资源和保护的男性更有可能被选择为配偶。女性偏好拥有资源和健壮的男性可以使她们获得更大的生育成功。女性的这种偏好也就有遗传至后代的更大的可能性。女性对于配偶资源的关心能够保障她的生育成功和后代的健康发展，配偶的资源也就成为女性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 女性择偶观的历史养成：女性希望靠谱男性希望忠贞 既然抚养一个后代所需要的代价如此巨大，那么作为被“选中”的男性就要有相匹配的权利才行。众所周知，女性从来不会因为孩子是否是自己的发愁，但是对男性可能就是头等大事了。 经典案例之一 所以，越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贞洁”问题上的“是非”就越多。《易·恒·象》就表达了“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暴虐的秦始皇更是规定了“有子而嫁，倍加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诚，夫为寄之， ... 之无罪”。世俗的法律规定由男性主导，不是说男人就一定帮助男人，而是他们的男性思维就导致他们无法做出另外的选择。 不过，封建礼教能控制住人的理性，却不能控制住人类本能的荷尔蒙分泌。在《明史·烈女传里》有着大把的守节故事，显得明代的妇女非常得贞烈一样。但是这些贞节故事反复强调的东西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贞节会给自己的家族蒙羞。所以说来说去大家最在乎的，还是个“名声”。为了名声，可以自残，甚至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因为“名声”这个东西是公开的，正式的。但是，一旦情况转入了地下，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两样了。比如艺术来自于生活，在明代著名的小说系列《三言二拍》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和偷情有关的。其中女子已婚则高达25人约占总人数的43%，未婚的33人达到了总人数的57%。不过无疑，重视“名声”重视“家族”的女人相比之下更难出轨，所以古代的士人阶级也就自然倾向于那些“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子，并非贪图女方家产，更多的是认可这个阶级的妹子难以出轨。 宋代市井图 而妇女对于男性的要求，则是体现在经济上的，毕竟古代社会系统下男性的生产能力注定远比女性来的强大。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妇女被认为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 “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 女人愿听命。”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于是，从法律和社会传统的观点看，作为附属的妇女没有财产权，也不能与人订立契约，更不用提离婚了。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 既然在两性上，丈夫已经有了绝对的权威，那么在经济上肯定要负责养家糊口才行。早在春秋时期，男女婚配就出现了以门第、国家和社会地位作为主要的择偶标准， 到了唐宋时期，在择偶观上看重攀附世族大姓或者身居高位的官员。而一旦成功，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甚至可以刻在墓志铭上。例如潘公墓志铭就写道“潘公女婿为福州寕德令邵良弼、苏州常熟令岑頔、兴元府观察推官龚纪、大理寺丞张安期故叅政刑部侍郎洎之子”。 文化惯性将这种观念从古代绵延到现代 学者贝斯就对此展开过调查。社会经济地位是女性择偶的一条重要甚至首要的标准。钱铭怡等人通过对1985～2000 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中的女性的征婚广告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一直处于择偶标准的第一位。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不仅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而且还存在历时的一致性。钱铭怡等人对征婚广告分析发现，15年间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中， 虽然经济地位在择偶中的重要性有变化， 但一直处于各指标的首位。而相应的，女子在嫉妒方面就要比男性来的大度。当分别问及男性和女性，如果他们的配偶有性不忠行为时，男性比女性更易产生愤怒和嫉妒;如果他们的配偶情感不忠时， 女性比男性感到更痛苦。贝斯认为，由于孩子孕育于母亲体内，母亲身份比父亲身份更容易确定，由于父亲必须保证资源是指向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其他人的，因而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性的忠贞;而女性为保证资源指向自己和后代，更关注对男性的情感依恋和失去资源的威胁。 婚姻是市场蔓延到了今日 钱铭怡等人的研究发现，女性在择偶时，对未来配偶“婚否”的重视居于第三位。女性更偏好未婚男性或离异无子女的男性。这可能是女性对未来配偶投资资源指向的关心。投资理论认为，女性更偏好具有投资资源的男性，并希望这些资源的投资指向都针对她和她的后代，这样更有利于她的后代的健康和适应性，以此保障她在竞争中的最终生育成功。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关系……。” 该女子作为富豪和所有前辈都不一样 而丽娜，就在近日她也终于找到了第九任老公，并且带着新男友兰希出席当地节目，男方很温柔听话，更是向她下跪行礼。其声称并非因为金钱才和丽娜结婚的。不过无论真实与否，丽娜能这么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有着足够的经济条件。同时已经58岁的她基本不用再担心后代的问题了。可以放开一切身为女性的矜持和限制，痛痛快快地说出很多女人心里想却又不敢说的话。这里，无论怎么看待她，她的勇气足以得到肯定，而且毕竟没有在婚内出轨，性选择的对象也是自己的合法丈夫，因此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不能对其说三道四。 最后祝愿她和她的第九任丈夫能够美满。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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