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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王闿运；以礼自治；通经致用
鸦片战争后，社会、人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闿运与晚清许多学人一样对此深表关切。面对晚清社会萎靡重利，人心陷溺的现象，他期求医治之道。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他对西学有一种抵触心怀，这决定他只能从古代的圣经贤传中寻求启发。所以他致力于研治经学，五经之中，他独崇《春秋》，指出“致用当通《春秋》”，认为《春秋》旨在拨乱，可以作为乱世的致用大法。他在《春秋例表，围取人灭例表》序中说：《春秋》所以拨乱，将使诸侯各守其封地而不相侵陵。强凌弱，众暴寡，则君子耻之，天下不得相灭亡而太平治见矣。然无他道，在自治以正，反求诸己。故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义相反而各得道，并行而不悖，虽亡国杀君相随续，而圣人之治之也，雍乎游之于礼乐之林，皆愧畏悔悟，各正性命，不怨天，不尤人，确然其有以自乐也。盛哉乎！非尧舜之世，其孰能若此乎！然其忧深而思精，例繁而义隐，传者慎之，发挥旁通，词详旨闳……王闿运强调《春秋》拨乱，认为《春秋》王鲁，为孔子的王心所加，鲁国处在各国礼衰乐崩的时代，虽然外在形式恶劣，但是鲁国从自己本身做起，最终“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达到太平治的境界。王氏指出拨乱功成是一个臻于礼兴乐盛的境界，而要达到太平盛世，就要先“自治以正，反求诸己”，其最根本则离不开礼的作用与功效。
“礼”的内容十分宽泛，从国家典章制度到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无所不包。“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将“礼”的精神实质发扬光大，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礼是人心的呈现，是一种内心的自觉作用，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礼最根本切要的目的，是要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维持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礼”又是理性的辨别，凡事经过理性辨别，应行而行之，便是“合理”。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又说：“礼也者，天地之序也。”《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评论郑庄公的一句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认为，礼不但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并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以及为后代子孙的幸福奠下基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小至个人修养，大至经国治世都不可或缺的。
“礼”既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闿运，自然也很重视礼。但他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闾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对古文学经典《周官》（《周礼》）进行疏释和发挥，撰写了《周官笺》。他认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并将《周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对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闿运提出了“《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的命题，并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孜孜不倦地撰写、修改《春秋例表》，用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来表达“《春秋》者，礼也”的作用与意义。
王闿运认为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诸经所言皆是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闾运指出，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并说明了自己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若是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他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他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可见他认为经学的精神都是礼。
王闾运没有脱却古代礼制思想的藩篱，最具体的表现是，他把宋襄公和宋共（伯）姬两位泥礼的古人作为崇拜和效法的偶像，他说：“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兴者伯姬，拨乱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兴与拨乱精神的代表，完美的礼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经文记载了宋襄公与楚国约定在泓水的上边打仗，宋襄公坚持行军礼而与之战，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结果宋兵大败，传文不以成败论，而称赞宋国在面临大事时仍然坚守礼节，不乘机攻击不摆好阵势的军队，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王闾运也认为，“襄公一守礼而国以振，故讬此以为开国王。”宋襄公的行为虽然战败，但其最终能以礼服人，使国家振兴。经文体现的本是宋襄公的迂腐行为，但却被王闾运奉为用礼的典范。类似的例子在王氏经学著作中多有论及，王闾运认为在人心陷溺的乱世，唯有礼义足以化人，拨乱反正。由此可见，援经说政是王闿运经学的核心与灵魂。
王闿运援经说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引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主张。“自治”的观念来自于春秋公羊家所谓的“自正”，即强调先从自己做起，而后可以反正。在《公羊传》与何休的《解诂》中对此均有诠释。例如
《春秋》经曰：“隐公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曰：“於内大恶讳，於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適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经文指出隐公十年六月壬戌这一天，鲁国在营这个地方打败宋国；辛未这天，取郜这个地方；辛巳又占据了防这个地方。根据《春秋》义例，取邑是不书日的，这里为什么书日？传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月内连取了两次，说明鲁国好战，非常过分。国内的大恶，《春秋》都是避讳的，这次为何记载鲁国好战？因为对外国的大恶书写，小恶不书写；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小恶才书写，故没有隐讳。这表明治国在于“自治”，《春秋》之所以对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国外的事则记载得很简略，意即在此。
王闿运把“自治”作为整部《春秋》的重点，他说：“《春秋》先自治，拨乱而反正”，又说孔子“作《春秋》……言但自治，设条教也。”并且他在授课时对学生大发议论说“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治经致用，莫切《春秋》”，提醒学生学《春秋》不在经言奥义，而在致用，小至个人修身，大至治国平天下，都务求“自治”。关于他以自治言个人修养者，在他的《论语训》中更是作了发挥：
（１）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曾对这段话进行解释：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王闾运则不从朱说，他将“门”解释为“道”，认为跟从孔子的子路、子贡、颜渊都是秀异俊材，不过当初都未能真正体会孔子的思想。及至困厄于陈蔡之间时，不能向外求仕进，故能专务于学问，会心于孔子的大道。王氏以为如果终身只知向外求取仕进，那么难以专心修养自己，反之，要使自己的涵养有所精进，必须以自治为重。如何才能自治呢？首先，王氏认为是言以律己，专力于自己所当为，心无所愧，内省不疚，这就是自治的修养功夫。例如：
（２）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
训曰：君子但自治。
其次，王氏认为为学必须为己，而不是为人。例如：
（３）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
训曰：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
由上可见王闾运的“自治”，对个人修养而言，包括了德行与学识两方面的增进。但王闿运最重视的是国家社会，在他看来，《春秋》的自治理念，虽为古代圣人所立，但对于当今治国治乱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王氏认为要自治必须自正，从《春秋》所记古人以白正而作为防夷之道达至使国家自治。王氏之经典诠释中彰明此义仍如上述一样，意在启迪人们效法之。例如，
（４）《春秋》经曰：（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
《公羊传》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王氏笺曰：桓方尽取纪邑，又欲威鲁，贪功名而迫戎，忧其不敌，又不与戎敌，桓故使若驱之于山。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尔云者，言但可驱不可战也。
经文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冬，齐国人讨伐山戎。这里的齐国人是指齐桓公，为什么称人而不书齐侯？《公羊传》认为这是对齐桓公的贬斥。为什么要贬斥齐桓公呢？《公羊传》认为齐桓公讨伐山戎的士兵操之过急，杀伤过多。这是双方交战，《春秋》为何不书战呢？《公羊传》认为只有当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春秋》才书战，齐桓公伐山戎，双方力量并不相当，只是齐桓公驱赶山戎罢了。王闾运则认为，齐桓公刚刚夺取了纪国的城邑（庄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又想以伐山戎来威胁鲁国，这是为了贪图功名而逼迫山戎。但齐桓公又考虑到自己势力不如山戎，故意不与之作战，《春秋》不书战好象是驱赶山戎。这表明要成就霸业者，必先以自治为道，使自己强大了，才能对外言战。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叫驱赶而不叫战。显然，王闾运认为对外作战，必须先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内政，做到有充分之把握。这样既是打败敌方的原则，又是防备外患的有力武器。
（５）《春秋》经曰：（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
《公羊传》曰：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王氏笺曰：起宋公当自治，故使若我执之而我释之。不使楚无故而执中国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祸由内召之。
经文没有书写是什么人执宋襄公。《公羊传》认为这是楚国的国君所为。为什么是楚国的国君所为就不书写呢？因为不赞成夷狄的人逮捕中国人。王闿运认为，《春秋》此处书“执”意为鲁国执宋襄公。虽然历史上实际拘执宋襄公的人是楚国国君，但是《春秋》不讲，故意说成是鲁国执宋君，这是要揭示夷狄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拘执中国之君，是诸夏的国家自己内乱不自正，才会招致楚国之祸。所以诸夏的国家若遭到夷狄之患，其治理的重点不是在于夷狄的侵犯，而是诸夏本身出了问题，首先治理的应该是内部事务，自己内务修明，夷狄自然不会来犯。
同时，王闾运认为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只靠自己一方“自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夷狄之国亦应努力进步，而夷狄的进步主要靠诸夏之国对之进行“化导”来实现。
王氏以上对经义的解说似乎是厘正历史，其实也是援经说政，要抗御外侮，一是要内务修明，二是要“化导”夷狄。如果以此与当时清王朝受外敌入侵相对勘，王氏的真实用意不揭自明了。
（６）《春秋》经曰：隐公二年，九月，纪履蝓来逆女。
《公羊传》曰：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人国称夫人。
王氏笺曰：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王闾运指出，《春秋》要以礼治人，必须要先自治，一国之君要先自治，才能为万民所主，才能教化民众。《春秋》经文书此条之意即在此。纪国大夫履緰来鲁国为其国君迎接鲁女，按照《仪礼·士昏礼》婚姻“六礼”之“亲迎”礼，应该新郎亲至女家迎娶新娘，即使国君也不应该不遵从此礼。而纪国派大夫来迎接，是非礼也。《春秋》本来是“外逆女不书”的，这里明显是对纪国君不亲迎非礼的讥刺。王闿运的诠释很显然意在说明治世在于“自正”。又如，
（７）《春秋》经曰：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公羊传》曰：何以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挥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笺曰：以信与桓，以恶责庄，亦所以自治。
鲁庄公十三年冬会见了齐桓公，鲁庄公与他的大臣曹子在会见要挟齐桓公归还土地，齐桓公很爽快的答应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挟之下的结盟是可以违背的，而齐桓公并未背约、也未记恨于鲁之曹子，而是与鲁国结盟了。《公羊传》认为，鲁国的这次外交活动较为顺利地化解了纠纷，不书日，是称赞齐桓公守信于天下。王闾运指出《春秋》是以这次讲求信用的外交事件为契机，要求鲁国必须严格律己，讲求信用，然后取信于天下，故《春秋》称赞齐桓公、反而讥贬鲁庄公，这也是对内要鲁国严格要求自己，以此说明“自治”之义。
以上王氏的诠释，从表面上看似乎陷于经学的云雾中，但从此云雾中却透析出他援经说政的思想，即治国在于“自治”。他尊崇《公羊》乃在说明往圣先贤们都志在“自治”，王闾运虽未如此明说，但从他对经学的诠释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拯救当时清王朝的危局，抵御外悔，惟有“自治”，惟有自强。他心目中经典的理想，是向内作自我的反省，并以此淑世、安排社会秩序，使民风淳美，以此挽救颓靡的衰世。
总之，在中西交会碰撞的时代，王闾运的心力所在并不是国富民强，经济、军事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只有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才是他思想的重点。他虽心忧时局，但他未象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放眼世界，他埋首经学，虽在经学中艰难寻找到变革和自治而图强的思想因子，但始终未摆脱经学云雾的支配，未走出经学时代，这可以说是王闿运一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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