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名师 书画大家——记启功先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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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杏坛名师书画大家——记启功先生（上）没落贵族的身世启功，姓爱新觉罗氏，字元白，满族，1912年生于北京。据启功讲，清廷的惯例是皇帝后妃生了儿子，都要互相交换抚养。真是命运多舛，家中的亲人连续故去，只有年幼的启功承重孝，做主丧人。并向启功祖父的门生发起捐钱。绘画启功从小酷爱绘画，15岁时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后又把启功介绍给著名的传统画家吴镜汀。时隔几十年，启功还经常回忆跟随吴先生学画的情景。

杏坛名师 书画大家——记启功先生（上）

　　　　　　　　　　没落贵族的身世

　　启功，姓爱新觉罗氏，字元白，满族， 1912年生于北京。启功属于清代皇族的支系，始祖弘昼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的第五个儿子，雍正十一年（ 1733 年）被封为和亲王。弘昼的同父异母哥哥、皇四子弘历即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据启功讲，清廷的惯例是皇帝后妃生了儿子，都要互相交换抚养。弘昼是乾隆的生母皇太后抚养成人的，母子之间感情很深。弘历虽对弘昼有所戒备，但还是尽量照顾。还把父皇旧邸雍王府（后改作庙宇雍和宫）里留下的资财全部赏赐给这个弟弟，使弘昼“富于他王”。这一切恐怕都得益于太后的关照。

　　弘昼刚过中年就病故了。他的二子永璧承继了和亲王的爵位。自永璧以后，子孙世袭，但爵位逐代降低。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载崇这一代，因他是侧室所生，没有承袭爵位，还被迫分出府门，只是作为宗室被授予较低的辅国将军爵位。到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受封奉国将军，俸禄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

　　溥良（1854～1922 年），字玉岑。他意识到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必须靠自己努力谋取功名。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溥良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满员尚书、礼部尚书。

　　启功的祖父毓隆（？～1923 年），字 少岭，在溥良的影响下，也走科举的路。他是翰林出身，善书法，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四川学政、主考。

　　启功的父亲名恒同， 17岁时和蒙古族姑娘克连珍结婚。第二年（1912年）启功降生。在启功刚刚1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启功便跟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启功3岁时，为了祈福、长寿，祖父毓隆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取名“察格多尔扎布”（是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每年春节，启功都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至今他还能背诵许多经文。

　　民国建立后，启功的曾祖父溥良不愿住在京城，以示不再过问政治。溥良的一位门生陈云诰，家为河北易县的首富，在易县购买了房舍请恩师居住，于是溥良携家人及年仅三四岁的启功迁居易县，启功在易县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启功8岁时随曾祖父回到北京，以后再没有去过易县。

　　回到北京后，启功曾住在鼓楼附近前马厂胡同的姨母家。以后自己租了房，迁居到东城区黑芝麻胡同14号，一直到 1957年。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功才搬到北京师范大学教工宿舍。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启功自幼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继承了发奋图强的精神，养成了谦虚谨慎、尊敬师长的美德。启功回忆，他小时候家教很严，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认字开始。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写上常用字，每天教新字，100张包一包，记住学习顺序，念的时候就成一 套。稍长开始练字，描红模，写影格。那时候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上私塾以后，每天要写一篇大字，后来上小学，也有习字课。祖父也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引起了他读书的浓厚兴趣。祖父还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启功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缀些虫草山水，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便暗下决心将来成为一名画家。

　　启功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和姑姑都喜欢小猫、小狗。他看见有人养鸟很好玩，也想养鸟，但读书人家的读子不准提笼架鸟。他就养了一只小雏鸡，也装在笼子里，拿到树林里和养鸟人比。养鸟人见他到来，纷纷提起鸟笼远远躲开。当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人家是怕画眉、百灵一类名贵的鸟学鸡叫。鸟就不值钱了。启功属鼠，他甚至养了一只小田鼠，喂熟以后装在袖筒里玩。一天一位长辈到家中做客，他掏出了田鼠，把长辈吓了一大跳，他却哈哈大笑，得意地跑了。

　　启功虽然很小时就失去了父亲，然而有曾祖父、祖父的关怀和教导，有母亲、姑姑的疼爱和照顾，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备尝艰辛的少年时代

　　1922年，启功10岁时，曾祖父因病去世。第二年三月初三，继祖母去世（祖母早几年已不世），七月初七祖父也与世长辞。真是命运多舛，家中的亲人连续故去，只有年幼的启功承重孝，做主丧人。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又卖掉家藏收画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便担起家庭生活的 重担，为了教养侄子成人，姑奶毅然终生不嫁。但是，在旧社会，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生活是相当贫困的。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门生邵从熜和唐淮源两位先生，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在启功身上，经常周济他们。并向启功祖父的门生发起捐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功学习很刻苦努力，生怕辜负了众亲友的期望。

　　1924年，启功考入位于崇文门内马匹厂（后改为盔甲厂）的北京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和教师都是牧师。上课时先生讲学生听，一个字先讲偏旁后解字义。除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术、外语，还要读《圣经》。学生可以向教师提问，进行交流，这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

　　启功小学毕业以后，升入汇文中学的商科。他学商科的原因是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但是，世态爽凉，启功家中毫无积蓄，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他的学习始终处在矛盾与不安的情绪中，1931年，启功中学尚未毕业便辍学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挣钱，好侍奉母亲和姑姑。辍学后启功一面教家馆挣些钱补贴家用，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在未谋到稳定的工作的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为了多掌握些知识，经一位老世交介绍，启功跟随藏姜福（绥之）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后又师从当时有名的学者、前辈习字学画，诵读经书，观摩古代字画，倾听前辈教诲，使他在传统文化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绘　　画

　　启功从小酷爱绘画，15岁时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先生一家都是老塾师，博通书史，作画的技法虽不甚精，但却有非凡的见识。贾先生作画不讲究点、皴之类，不拘定法的思想与溥心畲不谋而合，对启功的画法颇有影响。后又把启功介绍给著名的传统画家吴镜汀。吴先生教画法极为耐心，启功每每画一幅有进步的作品拿去请先生指教时，总是得到先生的鼓励，还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传授给他，每次指教都使他有新的领悟。时隔几十年，启功还经常回忆跟随吴先生学画的情景。

　　　　　　　　　　书画鉴赏

　　贾羲民先生虽然不是作画的大名家，但对于书画的鉴赏极有素养，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去看那里陈列的古字画，观摩古代的名家作品，学习、借鉴他们的笔法。启功回忆道：“我现在也忝在‘鉴定家’行列中算一名小卒，姑不论我的眼力、学识上够多少分，即使在及格线下，也是来之不易的。这应当归功于当时故宫博物院经常的陈列和每月的更换，更难得的是我的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品评议论。有时师友约定同去参观，有时在场临时相遇，我们这些年轻的后学，总是成群结队地跟随在老辈之后。最得益处是听他们对某件书画的评论，有时他们发生不同的意见，互相辩驳，这对于我们是异常难得的宝贵机会，可以从中得知许多千金难买的学问。如果还有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或几位的论点有矛盾处，不得已，找片刻的空闲，向老辈问一下。得到的答案即使是淡淡的一句，例如说‘甲某处是，乙某处非’，便使自己的疑难迎刃而解，在我脑中至今往往还起着‘无等等咒’的作用”。

　　　　　　　　　　书　　法

　　启功十七八岁时，一次有位长辈命他画一张画，并说要裱装之后挂起来，他感到十分光荣。但那位长辈又对他说：“他画完不要落款，请你的教师代你落款”。这对他 ... 很大。从此启功暗下决心，发愤练字，几十年来刻苦钻研，始终不渝，终成大家。

　　　　　　　　　　古典文字

　　启功跟随戴姜福先生学习古文时大约18岁。戴先生对他说：“你已这么大年纪，不易再从头诵读基本的经书了。”教给他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拿没有标点的木版古书，先从唐宋古文读起，自己点句。每天给他留的作业有厚厚的一叠，在灯下点读，理解上既吃力，分量上又沉重。教师拿到作业之后，看到他的点句，顺文念去，点错的地方给他指出，并一一加以解释。这样，在教师的“追赶式”的启迪下，他读完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又读《文选》，返回又读《五经》。他从似懂非懂，到逐渐懂得读书的要领：不懂的地方怎样查资料；加读一遍又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先了解概貌，再逐步求细节等。掌握读书要领之后他读书的的兴趣愈加浓厚了。由于教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那个时候起，启功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下了坚实的基础。

　　启功因家境贫因没能上大学，甚至连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在不幸中启功也感受到了温情。母亲、姑姑的百般呵护，长辈故友的仗义相助。艰难的环境不仅养成了他虚心求教的学习态度，磨炼了他刻苦钻研的学习毅力，也给他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使启功兴起广博，且多有建树，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启功从少年时代就直面世态炎凉。感悟人生甘苦，学会了与人为善、知恩图报，逐步懂得把人生作为一种修行。

　　　　　　　　　　三进辅仁　幸遇恩师

　　启功不止一次向周围朋友和后辈学生回忆他是如何认识陈垣先生，回忆他聆听恩师陈垣先生的教导，受到先生耳提面命的往事，他特别强调：“‘恩师’这个‘恩’字，绝非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1933年，启功急于求得一个职业维持生计，以奉养母亲和姑姑。他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拿着他的作业，把他介绍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

　　陈垣（1880～1971年），广东新会人，字援庵，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是清末秀才，青年时创办光华医学院，与人合办《震旦日报》，民国时期曾任教育部次长、辅仁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北京市政协 ... 、全国人大 ... 等。

　　傅增湘（1872～1949年），字沅叔，号润元，四川江安人，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近代著名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和大藏书家。他创办了私人藏书楼“藏园”，自署 “藏园居士”，从国内外搜集购买大量古籍，藏书20余万卷，其中宋元刻本、名家抄校本精粹数百年种及手校书1.6万余卷，均已贡献给国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傅增湘与陈垣共同参与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筹建工作。英敛之创办辅仁大学，推傅增湘为董事长、陈垣为校长，傅、陈两人因而过从甚密。

　　傅增湘知道陈垣善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将启功推荐给陈垣，陈垣看过启功的习作，认为他小小年纪已经写作俱佳，对他十分喜爱，爱称他为“小孩”。后来这个雅称在启功的同辈人中传开了，大家也戏称他为“小孩”。随后，启功去辅仁大学见陈垣先生。这次见面，是启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他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遇到了爱护他和培育他成长的导师。陈垣一句和蔼的话令启功终身难忘：“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他们就是这样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之交。见面后，陈垣校长就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讲授初中一年级“国文”。他按照陈垣先生的教导，兢兢业业，认真教学。他的“国文”课讲得很生动，学生很喜欢听。但是，辅仁大学附中的校长却认为启功中学尚未毕业，怎么能教中学，便以“不合制度”为由把启功解聘了。1935年，陈垣又安排启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还是那位中学校长。两年后启功再次被他以“学历不够”的理由解聘，启功又失业了。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启功分别在两家人家做家教，以微薄的报酬维持全家生活。这时他的绘画作品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间或作画卖画，以补贴家用。

　　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坚信启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又向困境当中的启功伸出关怀的手。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再不会有人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

　　陈垣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启功做人处事、研究学问、教书育人等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大。

　　陈垣对于书画鉴定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是他研究过避讳问题，撰有《史讳举例》一书，指出“避讳可以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陈垣为清初画家吴渔山作年谱，对吴渔山的画多有研究，常邀请学过这方面知识的启功去看画，对真伪提出意见。有一次他看到一位收藏家购买的吴渔山摹古画一册，共有8页，题名为《仿古山水八帧》，画法细密，相当精彩。其中第7帧是摹五代和北宋之际的画家李成的一页，题款为“李营邱秋渡图”，第8帧的末款题“丙戌年冬至”。陈垣很快作出判断：“这一本画册是假的。”启功问原因。陈垣指出，对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雍正四年（1726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均加“邑”旁作“邱”。在此以前，并没有把“丘”写成“邱”的。吴渔山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雍正以前，不可能预知要如何避讳。而丙戌年冬至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更不可能预知要如何避讳。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写道：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结论提出得这样快！这当然和陈坦先生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陈垣先生亲手剪裁并分类编定过一部《柱下备忘录》，所以对于清代史事如数家珍，唾手可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暴露了。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启功没有停留在赞叹和钦佩上，而是从陈垣未凭借笔迹画法，单凭对史料的掌握即从一个字断定真伪这件事领悟到，熟练掌握丰富历史文献也是鉴定书画文物的一个有效的 ... 。在以后的鉴定工作中，启功所用的文献考据 ... 独具一格，常常能够出奇制胜，令同辈赞叹。陈垣传授了 ...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教启功怎么做，颇像禅宗公案，不依说教，不著文字，全凭感悟。悟性让启功从先生那里得到了启发，但他能举一反三地将历史、书画、建筑、舆服、文字各种有关文献运用自如，则还是靠他将老师的想法进一步领会消化并发展后，几十年持之以恒所积累的学术功底。

　　陈垣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关怀着启功的成长与进步。1962年，启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论文《关于古代字体的一些问题》，读者反映很好。他又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认真作了修改补充，写成《古代字体论稿》，准备由文物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启功去请陈垣先生题签，陈垣先生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籽粒，有了果实，心里非常高兴。后来，陈垣先生还为启功的《诗文声律论稿》和《启功丛稿》等题了签。令启功痛心的是，他老人家未能见到《启功丛稿》的正式出版，就于1971年逝世了。当时正值“文革”，启功还是被“挂起来”的审查对象。他怀着悲痛的心情挥泪写了一副挽联：“依函仗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夫妻情深　相濡以沫

　　启功走进辅仁大学的前一年，即1932年，与章宝琛女士完婚。章氏也是满族人，比他大两岁。他们婚后夫妻情深，是典型的婚后恋爱，颇此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相互之间视对方为自己的一半。在婚后40年的共同生活中，启功发现妻子天生勤劳、贤惠、善良，是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她总是尽心尽力使丈夫得到安逸和欢乐，让丈夫集中精力做学问干事业。

　　天有不测风云。启功没有躲过1957年开始的那场风暴，最终在1958年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面对突然的打击，章宝琛决心“陪他受苦”。就在启功面临着“反右”运动的冲击时，他的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启功要接受审查，坚持上班，章宝琛日夜守候在两位老人床前，侍奉左右，毫无怨言，先后送她们安祥离世。在安葬了母亲之后，启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激之情，双膝跪地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启功被划“右派”后，经济十分拮据。他们夫妻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5元，住不起宽敞的房子，只好客居在西直门内小乘巷86号章宝琛弟弟家的两间小南屋里。启功从此开始了20余年的在内弟家的客居生活，他曾为此刻过一方闲章“小乘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成风的日子里，章宝琛偷偷把启功画的一本册页精心包裹，暗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使这珍贵的册页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章宝琛深明大义，对启功体贴入微。为贴补家用，她卖掉自己的首饰，她宁可省吃俭用，也要经常给启功买些肉改善生活，保证启功购买参考书和文具的费用。

　　在启功接受标点《清史稿》任务的1971年，与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人章宝琛，由于长年的贫苦生活，积劳成疾，患了黄疸肝炎病。启功自己由于标点工作任务繁重，身体每况愈下，他的美尼尔氏症经常复发，折磨着他。在章宝琛病重期间，启功一边忙于《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一边还要到医院去陪护章宝琛，启功还在床边把自己作的诗句读给章宝琛听，读到动情之处，二人悲喜交加，“且哭且笑”。但是，到了1974年底，章宝琛旧病加重，缠绵百日，1975年夏天终于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告诉启功，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启功隐藏的那本册页存放在什么地方。

　　此时，继陈垣先生逝世以后，启功最后一道感情的堤坝崩溃了！

　　章宝琛在病中时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以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前来自荐，都被启功一一婉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经抢救后才有惊无险。启功苏醒后，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直至今天，已经事隔20余年，启功还不愿与朋友谈起亡妻的旧事，甚至从不与人一起游山玩水，他说看见别人双双相随，就会触景生情，想起老妻而伤心，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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