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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 在最近２０年来中美文化交流和发展历程中，美国书籍之在中国大量翻译和出版，应视为其最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观。本文系统考察、认真研究了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至１９９７年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巨大成就、影响，并客观评述了业已凸显...
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
在最近２０年来中美文化交流和发展历程中，美国书籍之在中国大量翻译和出版，应视为其最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观。本文系统考察、认真研究了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至１９９７年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巨大成就、影响，并客观评述了业已凸显或潜在的问题。文章认为，以美国书籍为纽带，这必将将成为推动、深化中美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一座金桥。
本文将初步考察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种传播历程主要包括近２０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被介绍、翻译、评论和研究等层面，我们的视点除着眼于此外，还将着重分析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及其问题。
本文所谓“美国书籍”，系指出自美国人手笔、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正式出版机构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类出版物；就其内容而言，则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为主，其中既包括美国人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涉及美国方方面面的译作，又包括美国人写作的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相关主题的著作。
因受信息资料来源不足的限制，对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澳门地区美国书籍的传布，本文暂付诸阙如，这当然是一大遗憾。
一
近２０年来，中国究竟翻译、出版了多少种美国图书？坦率地讲，目前我们尚缺乏一个具体、细致而完全准确的统计数据。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多种多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关于此类图书的中心图书馆或收藏信息中心。本来，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和要求，凡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均应将其一定数量的样书上交北京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但因一直没有得力的保障举措，不少出版社对此置若罔闻，这些年来拒交样书的情形愈来愈加严重；买卖书号之屡禁不绝、二渠道书商大规模卷入图书出版业等，在目前的图书流通体制下，也在客观上使得相当多品类的图书难以通过新华书店这一主发行渠道而进入各图书馆；另外，近年来各图书馆一直普遍面临经费奇缺的严重困境，而书价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升再升，犹如雪上加霜，事实上使得包括以“所有中文出版物尽量收齐”为宗旨的国家图书馆在内的任何一家图书馆没有而且几乎不可能对越出越多的图书搜罗无遗。目前关于中国图书出版信息的主要检索渠道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国家书目》以及《全国新书目》杂志，虽有无可取代的重大文献资料价值，但均因上述缘故而难免残缺不全。因此，要想彻底摸清美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全部家底，目前几乎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关于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问题书籍，前些年曾有学者作过一些编目整理的工作，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Shambaugh）博士1988年编辑出版过一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美国书目（1977-1987）》（BooksonAmericainthePeople'sRepubicofChina,1977-1987,Washington）；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先生1990年编印过《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事这些基础性工作，虽说艰苦备尝，有时甚至不被人理解，但实则“为人作嫁衣裳”，功德无量。如何组织人力物力尽早编撰一部包括译书在内的综合性的《中国美国学文献总目录》，已成为当务之急。
据不完全估计，１９７９年至今，我国出版的美国翻译书籍不会低于５０００种，其中约７０％与美国或美国问题研究有关，其中美国文学作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学史等）占相当大部分；其余则是由美国人撰写的其他著作的中文译本。
二
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翻译、出版。从近２０年来的情况综合分析，这些图书的翻译、出版大致包括如下方式：
第一，大型综合丛书。八十年代以来，各出版社竟相推出看家的大型套书、丛书，既争夺市场制高点，又着眼于社会影响，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在这些大型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中，只要是涉及外国文化、学术或思潮，几乎无不以美国学者的著述为龙头重镇。举其要者，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历史认知网书店）、《二十世纪文库》（华夏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现代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社会与思想丛书》（历史认知网书店）、《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新世纪学术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经济科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当代经济学译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金融学译丛》（经济科学出版社）、《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译丛》（历史认知网书店）、《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外国教育名著丛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等。在这些主要是取材于欧美、有广泛影响的丛书中，译自美国的书籍一般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份额。即使是以古典学术著作为主体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根据对已出版的该丛书７辑、共３００种（３８０册）著作的统计，出自美国人之手的名著也达２８种（４１册）。（1）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以现当代学者著作为主的丛书，则美国书籍往往占有较多的份量，有的甚至占绝对优势。
第二，专业研究丛书。这主要是指关于美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译著，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丛书》（商务印书馆）、《美国文库》（历史认知网书店）、《美国文化丛书》（历史认知网书店）、《美国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美国法律精选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等。其中《美国文学史论译丛》自成一体，无论选题还是译文、印制，均相当考究，别开生面；《美国文库》最具文献性和学术价值，已翻译出版的有《林肯集》、《杰斐逊集》、《爱默生集》、《梭罗集》、《爱伦·坡集》、《奥尼尔集》；１９９３年开始出版的《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出手不凡，后来居上，已推出《美国式民主》、《民治 *** 》等大部头名著，最有希望成为囊括当代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精品的大型丛书。
第三，实用性经济类丛书。如《美国管理协会·斯米克管理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哈佛商学经典译丛·名著系列》（华夏出版社）等等。这些书籍大都是出自清一色的美国作者之手，因其发行量大，往往一版再版，行销广远。比如，由上海工商学院主持翻译的《美国管理协会·斯米克管理丛书》，已出两辑，每辑１０册，首版很快销售一空即重印，现在第３辑也即将面世。《世界大企业家传记》丛书（新华出版社）几乎是美国富豪垄断的天下。随着跨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预计此类美国书籍的热销将有增无减。
第四，美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和出版。据董乐山先生判断，“美国文学作品的译本的数量不仅居有关美国的书籍之首，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在中国，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分工体制，出版美国翻译文学作品的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等，但也不以此为限。其中包括综合性文学丛书，如《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漓江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译林出版社）、《世界文学博览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世界诗库》（花城出版社）、《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精华》（湖南文艺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海峡文艺出版社）等，均有相当多的美国作家作品，如中英文对照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丛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美国作家作品。销路甚好的《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译林出版社），几乎是美国作家的一家天下。可以说，经过近２０年来卓有成效的努力，美国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差不多都被介绍到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美国作家的全集也开始在中国落户，比如，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除自１９９５年起开始推出多达２０卷本的《亨利·米勒全集》外，还将陆续翻译出版15卷本的《索尔·贝娄全集》以及多卷本《马克·吐温全集》、《纳博科夫全集》。南京译林出版社已购进了约翰·格里森姆、迈克尔·克林顿这两位美国最畅销作家的全部已出及未出版作品的中文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了海明威的全部作品、威廉·福克纳等名家的部分代表作中文版权，已出或即将出版的美国作家文集有《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福克纳文集》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将翻译出版多卷本《厄普代克文集》。
此外，美国报告文学作家文集已出版的有多卷本的《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斯特朗文集》（新华出版社）、《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已翻译出版的美籍华裔作家作品集有《陈香梅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董鼎山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因翻译出版美国畅销书而尝到甜头的作家出版社，将专门集中推出《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有的美国文学作品尽管篇幅单薄，但影响极大，最突出的一个新近的例子就是《廊桥遗梦》（外国文学出版社），这本薄薄的小书，居然爆销至少60万册之多，风靡大江南北，“让那些不服气的人气死”（2）。
此外，专门登载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世界文学》（北京）、《译林》（南京）、《外国文艺》（上海）等大型译刊，在介绍、发表美国作家作品方面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五，个人文集。除上述作家作品集外，关于美国学者的个人论著集近年来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比较突出的如《托夫勒未来学丛书》（新华出版社）、《尼克松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施拉姆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亨廷顿集》（上海远东出版社）等。
第六，文献资料及工具书。除前述《美国文库》等文献类图书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陆续组织翻译出版的《美国法典》系列（吴新平、刘颖主编）。这套书系该社出版的《世界各国法律大典》系列之一，兼有文献资料和工具书双种价值，将是２０世纪我国翻译界、出版界携手完成的关于美国的一套规模最大的翻译工程。作为囊括美国全部联邦法律的综合大典，《美国法典》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是迄今最权威的美国法律版本。中文版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纂出版、美国 *** 印刷局印制的１９８８年英文版全文翻译，共分十大卷（3），全部出齐估计将超过２０００万字。
第七，单本译述。这是美国书籍在中国出版的最广泛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究竟出版过多少美国译著，虽无确切数据，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即中国有影响的综合性出版社或出版公司估计至少一半以上都出版过翻译的美国图书。这些图书中，有权威性学术著作，也有高品位的知识读本。如美国中国学权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已由商务印书馆出过几个版本。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名著《美国人》三部曲有历史认知网书店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个版本，布尔斯廷的另外两部代表作《发现者》和《创造者》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过不止一次。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都是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学术译作。费正清等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等大型剑桥中国史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斯塔夫里亚诺斯的代表作《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历史认知网书店）、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名家名作，都在中国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自八十年代以来，著名美藉华裔学者余英时、杜维明、黄宗智、林毓生等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也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历史认知网书店甚至得风气之先，一举推出了包括《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２１世纪》等在内的《黄仁宇作品系列》，备受读书界嘱目。桑德堡的《林肯传》（东方出版社），脍炙人口，已印行十余万册，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人物传记之一。房龙的雅俗共赏的《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房龙地理》等代表作，现在几乎都有了中译本，而且几乎本本畅销。《未来之路》、《金钱传》、《心灵地图》、《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大收购——华尔街股市兼并风潮》等美国畅销书，也几乎都是横行中国书市排行榜的宠儿。其中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即20万册，一印再印，以至有人称１９９６年是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比尔·盖茨年”。
第八，对美国书籍特别是作家作品的介绍也构成了一道迷人的人文风景线。在这一方面，老一辈翻译家冯亦代贡献最著，他自１９７９年《读书》杂志创刊起即开设了个人专栏“西书拾锦”，以美国文坛变迁、作家作品为核心，每期一篇，蔚为大观，现已结集《西书拾锦》、《听风楼读书记》等。与冯先生堪可比肩者还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先生，他在评点美国书人书事方面乐此不疲，有“美国文学大使”之誉。（4）
除赵罗蕤、董衡巽、施咸荣、李文俊、董乐山、李野光等老一代美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者外，赵一凡、钱满素、申慧辉、盛宁等中青年学人也承前启后，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三
谈到近２０年来美国书籍的大量翻译与出版，人们当然首先会联想到它的影响与意义。
美国书籍在中国的影响，当然首先以在读书界学术界为最显著。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由于受中美关系长期不正常甚至敌对的影响，又由于中国内部长期“左”倾思潮当道，加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思想的强烈 *** ，所以，当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际，我们对美国人著作的情况几乎一片茫然。由于缺乏对美国及西方学界起码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和借鉴，当时我们不仅在经济、科技等物质层面大大落后于人，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绝大多数具有可比性的学科领域而言，也是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不少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学科（如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甚至还面临重建与发展的双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书籍的大量翻译、及时出版就不能不具有相当迫切的意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人们对译著情有独钟、爱不释手。从老专家到年轻学子，透过书籍这一独特窗口，人们所重新发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上的“新大陆”，而且还挖掘出了精神上的“新大陆”。在思想解放、读书无禁区的年代，美国书籍的涌入正好适应了知识界如饥似渴的需求，因而毫不奇怪，八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凡有译本必有广大读者群的特定岁月。十几年来，无论是“文化热”、“现代化热”还是“国学热”，我们都可以找到翻译介绍到国内的美国学者著作或观点的影子或参照，有的则与美国书籍译本息息相关。
通过这些数以千计的译作特别是其中的学术译作，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新概念、新知识，而且还由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地震。知不足而奋起，有继承方可创新。在临近２０世纪末之际，反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天翻地覆的变革，我们不能不承认包括美国书籍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很可能是无论作何估价也是不过分的。比如，以经济学为例，这可以说是近２０年来我国发展变化最大的学科，其中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研究可视为转折点，在这一方面，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巨著《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之翻译及其一版再版最为显著，该书在我国迄今仍是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为广泛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其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加尔布雷斯、康芒斯、阿瑟·刘易斯、西蒙·库兹涅茨、熊彼特等的代表性著作，也基本上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广受欢迎。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美国新一代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两卷本《经济学》，１９９７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即受到普遍欢迎，中译本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即两次印刷（印数１。６万套），雄居各大书店排行榜之首。
中美建交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双方文化交流关系的加强，中国人有机会赴美访问、经营贸易、读书深造、学术交流、观光旅游者已越来越多。但相对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能有机会亲临大洋彼岸耳闻目睹、实地观察者，毕竟还是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除报纸、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外，如何促进各阶层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理解，就成为一个不能不加以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离开了真正的了解与理解，即不可能有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在这一方面，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不仅为专家学者及一般读者了解、研究美国文学本身所必需（5），而且为人们了解万花筒般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直观的素材，正如已故翻译家、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施咸荣研究员所总结的，“文学能够‘潜移默化’，起无形的影响，美国文学作品在近十年中大量翻译出版，有助于中国广大群众增加对美国的了解，改变两国敌对隔阂３０年所形成的某些错误印象和偏激看法，在中国人心目中塑造一个对美国比较客观和正确的形象。”（6）８年前，也就是在中美建交１０周年前夕，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董乐山曾写过专文《十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对1979——1988年间翻译出版的关于美国的书籍进行了有价值的综述和讨论。董氏本身是《西行漫记》等众多美国名著的译者，文中有不少论述可视为现身说法，生动而深刻。董先生认为，“现在还很难说，这十年来关于美国的近１５００种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对于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从书目上来看，这些书籍不论就其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来说，远远是不够理想的，常有单顾一头现象，不少应译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没有译介（……），同时时事性的书籍和通俗文学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从全面介绍美国情况的观点来看，这样手工业生产方式显然是不能满足当前中国开放政策的需要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十年前的情况相比，这已进了一大步，至少为进一步有系统地介绍美国情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美国不再是个谜，也不再具有以前的公式化的形象了。”（7）在这里，董先生说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美国已“不再是个谜”，从现实情况看，可能显得过于乐观甚至不无夸张的色彩;但美国“不再具有以前的公式化的形象了”，从中国人的美国观演进的视角看，确乎如此。（8）这样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译书、出书、读书本身，其价值还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出来。按照美国著名“中国通”哈里·哈丁的说法，“学术交流可促使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持久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好地理解美国。”（9）不难设想，以美国书籍为纽带，这必将将成为推动、深化中美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一座金桥。
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必须对已有的巨大业绩和成就给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它凝聚着一代代知识分子艰难跋涉的甘苦。在理解和尊重之外，还应对业已存在、潜在的问题加以认真反思、足够的关注。在我看来，目前较严重、较突出的问题至少有以下方面：
其一，重复翻译、重复出版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畅销书、文学经典名著、通俗小说、人物传记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如布什当选总统后，《布什自传》一年之内就出版了９个译本。美国企业巨子艾科卡的自传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两年内即出了８个版本。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单纯冲着所谓的经济效益而突击翻译、争先恐后出版的，但往往因质量低劣、印制粗糙等原因而积压、滞销，实际上是极其严重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尽管如此，每当有类似的美国畅销书，因利益驱动，不少个人、出版社仍趋之若骛，不时在中国制造此伏彼起的热浪。
其二，译、校质量堪忧。这里先举几个突出的例子，如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费正清自传》中译本即有大量的严重误译，如把“地球村”译作“全球性的村庄”、把“喷气式飞机时代”译为“电气化时代”、把“美国中部”译作“中美洲”，把“ *** 统治下的中国”译为“民族主义的中国”等等。再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霍夫斯塔特的《改革时代》把１８９０'s统统译作“１８９０年”（按：应译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或１８９０年代）。又如，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美国妇女》把波伏瓦的名著《第二性》莫名其妙地译作“《第二性生活》”，求实出版社出版的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把亚眠条约搞成了“豆眼条约”，等等。至于地名、人名、专有名词翻译中存在的混乱和不统一现象，更是让人头痛（10）。尽管商务印书馆等新闻出版机构已经编印了不少外国人名、地名译名词典或手册，如《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美国地名译名手册》等，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考虑到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异形或异意的情形，因而，如果不统一、规范译名，就往往给读书界乱上加乱，遗害无穷。翻译本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事业，像严复、傅雷等翻译家同时也都是道德文章堪可垂范的学问大师，可惜眼下的不少所谓译者把翻译当儿戏，甚而至于连自己也弄不懂或拿不准的东西也要“硬译”，以至错误连篇、硬伤不断；翻译绝对不是单纯靠抱一部词典、想搞就可以乱搞的“儿戏”，亦非某些人所误解的仅仅是“文字转轨”的简单工作。事实上，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不仅需要相当熟练的驾驭中外文字的基本功力，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修养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事像翻译这样的包含着再创造的艰苦劳动的学术工作。（11）仍以《费正清自传》为例，费正清本人乃一兼通中西、开一代风气的学问大师，他的这部《自传》是一部取材宏富之作，若非对费正清的生平、学问以及中美关系变迁、美国中国学作过认真的梳理和研究，要想译出一部“传神”的《费正清自传》，恐怕是难乎其难、不可想像的。问题在于，在国内目前的现实条件下，除去个别的专门研究者，一般人往往读不到费正清《自传》的英文原版本，这样一来，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如何，就绝非是可等闲视之或“无所谓”的“小事”了。而如果一本靠不住的译本居然一版再版，其后遗症也就更令人不寒而栗了。道理很简单：认真的研究者固然应当（往往也有条件）重新检阅原著，可是，一般的读者呢？奈何？
其三，学术评论、研究严重滞后。这已成为制约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一大障碍性因素。一方面，书越出越多，另一方面，则放任自流。面对着一涨再涨的书潮书海，人们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于是，真正的好书未必能够广而告之甚至胎死腹中，而一些不怎么样甚至是乌七八糟的书却大行其道。比如，我们翻译出版了数以千计的专著，除偶有个别评论文章见诸报刊外，仅有的像样的学术性评论大概只能举出高鸿业教授的《评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高放教授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有的书出版后，虽出现了不少评论文章（如《东方专制主义》），但往往满足于扣帽子式的攻伐，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和识见，自欺欺人，适得其反。
其四，随着中国1993年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一方面，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基本获致解决;另一方面，受此制约，中国此后翻译出版的美国书籍数量明显减少，其中尤以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当代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最甚。近年来，尽管有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购买了部分作家作品的中文版权，但就绝对数量来讲还相当之少；尽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引进经济学著作方面已有良好的开端，但也可怜无几；尽管北京大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相当成功地引进了某些美国热门畅销书，但即使再畅销，毕竟还是以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为取向；本来即难译、难出的学术著作，如今面临着更加难乎其难的局面。近年来，学术译著的出版数量和质量明显呈下降趋势就是一个最好的旁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方面，书店里到处充斥着形形 *** 的美国畅销书，而且几乎是应有尽有；另一方面，新的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相当稀缺。目前尚能苦撑、坚持出版学术译著的出版社大约只剩下历史认知网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了。事实上，这也是社会转型期商业利益与学术文化积累的深刻矛盾的反映。因此，虽然近20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美国书籍，而且就总体数量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在有形的商业利益和无形的市场操作的夹攻下，阳春白雪式的学术文化经典已受到显而易见的排挤和冷落，至少在可预见的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不容过分乐观。这很可能也是近２０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从未遇到过的一个新的严峻态势。
注释：
（1）除美国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还收入了古希腊、古罗马、法国、英国、德国、俄国（苏联）、荷兰、日本、瑞士、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波兰、日本、印度、波斯（伊朗）的名著。
（2）《廊桥遗梦》译者资中筠先生在《热潮退后话＜廊桥＞》一文感慨道：“我想如果这本小书有一定的魅力的话，就在于作者以独特的手法通过金凯其人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逆反心理和一种追求归真返璞的情怀。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但是此书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究竟何在，我还是不太明白。”（见《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６日７版）《南方周末》在为该报专版《“廊桥”内外谈爱情》读者调查所加的编者按说：“从小说到电影，《廊桥遗梦》在中国的风行已有一年了。尽管有很多人说小说写得如何差，电影拍得如何臭，但是小说的销量和电影的票房摆在那儿，只能让那些不服气的人气死。”（见《南方周末》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２日１１版）
（3）这十大卷包括宪法行政法卷、商业贸易法海关法卷、财政法金融法卷、建设法农业法卷、交通法邮政法环境法卷、教育法知识产权法卷、卫生法福利法卷、外交法国防法卷、军事法卷、司法法刑法卷。
（4）董鼎山先生近20年来有关美国文坛介绍的文章已结集为《天下真小》、《书·人·事》、《西窗漫记》、《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纽约文化素描》等。冯亦代先生概括说：“这些书里的文章，极大部分是介绍美国文坛情况的，所以国内的友人和读者称他是‘美国文学大使’，是交流中美文化的人。这个美名他可以当之无愧，因为对于美国文学情况的介绍，他的确肩负起了这个责任，而且给国内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是一莫大的帮助。他的这些介绍文章，不但告诉读者以美国文坛的情况，重要的是他还告诉读者美国文坛（包括出版界）秘而不为人知道的内情，这些内情便不如外貌那样的辉煌了，而且他敢于说出批评的意见。”见《博览群书》，1997年4期，第28页。
（5）据施咸荣先生在《近十年来美国文学在中国》一文中说：“像福克纳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作品为什么迟到八十年代才开始翻译介绍到中国？这又与中国的国情有关。‘左’的余毒长期在我国文艺界存在，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流派一向受到批判与排斥。例如美国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在１９８１年翻译出版后，曾被视为‘离径叛道’的坏书，一度被禁止再版。……中美建交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大量美国读物在我国的出版，都有助于在我国确立一种适应我国开放时期经济环境的新文化思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７２——２６３页）。作家马原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说２０世纪的作家最终只保留一份崇拜的话，我愿望把这个荣誉留给还在世的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永远只有钦敬。我认定他在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只有科学领域中的爱因斯坦能与之相提并论。我对海勒的作品连一个字的胡说八道都不敢。”（见《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３版）
（6）施咸荣：《近十年来美国文学在中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第２７９页。
（7）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第２８６页。
（8）参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９９７年第２次印刷）；金灿荣：《中国人的美国观》，《国际经济评论》，１９９７年９-１０期。
（9）HarryHarding:AFragileRelationship:TheUnitedStatesandChinasince1972,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92,p.352.
（10）黄安年教授指出：“只要细加注意，不难发现，在著译作中特别是同类专题中人名、地名和专名译名五花八门，多数著译作又不附加译名对照表，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以艾柯卡为例，有艾科卡、雅科卡、亚科卡、艾科嘉、艾阿科卡、艾柯卡、艾阿卡７个不同译名（未计台港版译名）。看来有必要像规划汉字简化那样有步骤地实现译名规划化，特别是把好公开出版关。”见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９６页。
（11）陈乐民先生在《难哉译事》（《读书》１９９１年２期）一文中感慨道：“翻译学术著作，就更需懂些双方的学问，这不是任何高明的字典所能解决的。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因为首先需要这门学问的专家。”另一位既搞翻译、又搞研究的学者的体验是：“学术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易事。除了中外文的水平之外，对原著的学术背景、学术思维和术语的理解与把握，也至关重要。……通常人们说，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如果指译文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话，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对于翻译者，则应反过来说，研究（至少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否则只会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个不可靠的基础。认真的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检阅原著。”（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页。）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图书馆》199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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