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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盲人摸象如此指迷二○○一年九月二日（星期日）香港《明报》D7版“指点迷津”专栏，发表了署名“吴宗文牧师”的《农历七月鬼节时》一文。这样的记载，证明了中国人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就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而正面指斥鬼的迷信为“罪”。经自恣，戒腊增长一岁。因此，在西方学术界中有人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无神论”宗教，这种看法，似乎不易理解，其实，佛教的义理正是如此。
盲人摸象如此指迷<<释乘幻>>二○○一年九月二日（星期日）香港《明报》D7版“指点迷津”专栏，发表了署名“吴宗文牧师”的《农历七月鬼节时》一文。文中指称：鬼的问题其实预设了不必要的信仰：1、现实世界以外存在着一个鬼魂世界；2、人死后会以鬼的形式存在；3、人鬼存在着沟通及互相影响的途径。上述原都是佛教东渐后，将印度业报轮回世界观带入中国之后果。作者指“鬼的问题”是人类所预设的“不必要的信仰”。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把鬼的信仰，概括为三点表现或三种存在，也很有见地。但是，他把鬼的信仰的成因，归结为“上述原都是佛教东渐后，将印度业报轮回世界观带入中国之后果”。这一说法，只要稍具中国文化史知识的人，恐怕都要讥之为无知妄说了。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起初只传于宫庭之中，目的也就是以求长寿祈福。传向民间，并在民间建寺造像，据史载，在汉末与三国之际。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也是公元五世纪萧梁以后的事了。中国人原始先民中神鬼的观念、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神鬼诸说、用吴宗文牧师原文亦即“预设了不必要的信仰”的“鬼的问题”，难道是“佛教东渐后”才出现的吗？中国人对鬼的批判，比吴宗文牧师早了二千五百多年，请看《左传》定公元年：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这样的记载，证明了中国人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就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而正面指斥鬼的迷信为“罪”。生于春秋晚期的墨子，在他的《墨子》一书中，有着名的《天志》《明鬼》二论，对鬼神作了系统的论述，似乎这是“预设了不必要的信仰”吧！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却明确指出：“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冯友兰着《中国哲学简史》第五十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版）子墨子对“鬼”的信仰，还有如此妙用，恐怕要出乎吴宗文牧师的意料之外了。子墨子何时人？《墨子》一书成于何时？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这恐怕是小学生都能回答的常识性问题吧。着名佛学家、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在《佛教与中国》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儒之起也，约在殷商之间。以前可以说是鬼神术数或者鬼治主义的时代。殷墟甲骨的数量之多，就是一个明证。因为殷人无论甚么大小事情，都要用龟甲和牛骨占卜，一卜总是连问多次，用过以后，即便毁弃。所卜的日期和事件都记在兆璺旁边，有时连卜的人和所在地也记上，由此可以知道殷人是如何的迷信了。从卜辞看来，殷人所崇拜的天帝，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丰啬，战争胜败，城邑建筑，官吏黜陟，都由天帝所主持。在天帝下面，又有许多神辅佐他，所以有人说是等级多神教。一到西周，祭祀更繁，鬼神分成了天神、地祗、人鬼、物魅四类（考《周礼．大宗伯》）……所以有人说，春秋以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我也不必再多征引了。殷商及其以前，被称为“鬼治主义的时代”，这是谁“预设”的“信仰”呢？殷商在何年代？《周礼》是甚么时候的文献？中国人的鬼神信仰起于何时？这些是否“原都是佛教东渐后，将印度业报轮回世界观常入中国之后果”呢？读者一看，便了了分明，若再解释，已成为多余。话又说回来，吴文在一开始就说：“农历七月被称之为鬼月，乃因佛教的盂兰节和道教的中元节都在农历七月中，并举行一连串打斋超度亡灵的活动，这两个节日，堪称为中国人的万圣节。”作者也许会说，我是从盂兰节来说“鬼”的信仰的呀。我看这也不能成为该说立论的根据。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佛教中的“盂兰盆会”是怎么一回事？盂兰盆，即Ullambana，原本译为乌蓝婆拏。盂兰盆是另一音译。中文意为“倒悬”，言苦之甚者。盂兰盆会，出于目连救母故事。目犍连尊者见母堕饿鬼道，受倒悬之苦，问救度之法于佛。佛告其于每年七月十五日（僧安居竟之日）以百种供物，供奉三宝，请其威，得救七世之父母。《盂兰盆经》曰：“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可见，这里丝毫也无涉于鬼，提倡的是对父母的一片孝慈之心；举行的供品供物，是供奉三宝；救度七世父母，是靠的三宝之威；举行盂兰盆，是以“施佛及僧”的形式，达到“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的目的。于“鬼”何有哉？实事求是地说：“盂兰盆会”，实际上是一个孝亲节，思亲节。正因为有了“孝”的主题，西晋时《佛说盂兰盆经》一经翻译，传到中国，立刻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和欢迎。所以《佛学大辞典》中，“盂兰盆供”条目下写着：“当日调百味之饮食及百神之器具，供养安居告终之众僧也。供祖先之亡灵及施于饿鬼，非本意也。”这里明明白白指出，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与供亡灵、施饿鬼无关。明代云栖（莲池）大师在他的《正讹集》中也曾指出：“世人以七月十五日，施鬼神食，为盂兰盆大斋之会，此讹也。盂兰盆缘起目连，谓七月十五日，众僧解夏自恣，九旬参学，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施食自缘起阿难，不限七月十五日。”这里就把为甚么要在七月十五日供僧的原由，说得最明白无误了。在佛教僧团中，每年自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定居一寺，专心修道，不可随意他住，叫作“安居”，又叫“结夏”、“坐腊”。七月十五日，安居日满，僧众聚集一堂，任凭他人对自己检举一切过错，自行忏悔，这叫“自恣”。经自恣，戒腊增长一岁。所以此日修供，其福百倍。这与“施鬼”当然毫不相干。汉地设盂兰盆斋以供僧，起自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同佛教东传，已相隔五百多年，可见在“鬼的问题”上“预设了不必要的信仰”同佛教的盂兰盆会，丝毫也是沾不上边的。吴宗文牧师对佛学常识一窍不通，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只凭世俗传说，不知诸法实相，就妄作结论，说“鬼”的信仰“原都是佛教东渐后，将印度业报轮回世界观带入中国之后果”，公然在新闻媒体上强作解人，谬矣。佛，是人，不是神。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Buddha的音译，中文意为觉悟的人，智慧的人。可知佛既不是造物主，也不是救世主，他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教的根本原理是缘起性空。离开了因和缘（相互关系和条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产生。因果相续，生灭无常，所以无我（物无自性），连“我”都不存在了，何来宇宙万有之主宰？因此，在西方学术界中有人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无神论”宗教，这种看法，似乎不易理解，其实，佛教的义理正是如此。佛教既讲“诸法皆空”，当然神鬼也是空的。可是佛教还讲“业果不空”，业，是人的行为，也包括意识和行动，既有行为，就必然要产生后果。佛教强调的是自性觉悟，是为了把人的精神与心灵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实际上佛教以其极深的智慧，帮助我们解脱，是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洞察，是对人类自身的内省与升华。着名哲学家汤用彤教授在他的名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一九三八年初版的“跋”中说得很好：“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征，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伟大的宗教，香港六大宗教，都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他们都讲止恶修善，博爱和平，在根本教义上都是互通相融的。盲人摸象，执其“糟粕”便妄作论断，我看只是属于个人行为。倘以佛教为的，放此一箭，那么，这也只能是盲童丘必特的一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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