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认知网 www.lishirenzhi.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摘要：做为佛教悟俗化众的说唱形式，其形成在宋元时期，“宝卷”之名出现于元代。这给研究佛教与宝卷的关係增加了困难：不仅佛教文献中难以找到有关宝卷的记载，对现存的宝卷文本，也要做一整理、鉴别的工作。页295本文讨论佛教与宝卷的渊源、形成、发展和演唱形态的关係，并对前人的某些成说提出质疑。
中国宝卷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其演唱形式明代以后称作“宣卷”（或称“讲经”、“念卷”等）。宝卷的题材，除了直接演释经文、宣扬教理、倡导劝善外，多为说唱文学故事，所以现代研究者又视宝卷为传统说唱文学的一种体裁，纳入中国俗文学史及说书史、曲艺史的研究範围[1]。中国宝卷渊源于唐代佛教的俗讲。做为佛教悟俗化众的说唱形式，其形成在宋元时期，“宝卷”之名出现于元代。明代前期是佛教宝卷发展时期。正德（公元1506-1521年）以后，各种新兴的民间宗教多倚称佛教，它们均以宝卷为布道书，编制了大量宝卷。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之后，由于 ... 严厉镇压各地民间教团，查毁其经卷，民间宗教宝卷的发展受到遏制。但是在清代初年，宣卷已普及于南北各地民间社会，并传抄各种宝卷文本（多为俗文学故事宝卷）。延及近现代，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活动达到极盛，由业余或专业的“宣卷先生”（或称“佛头”）组成众多的宣卷班社，活动在城镇乡村。民间的佛教信众，在朝山进香、庙会社赛及家庭和村落礼佛了愿、祈福禳灾的信仰活动中，多请宣卷班来演唱宝卷。在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及偏远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也有民间宝卷传播，演唱宝卷称“念卷”，民众以抄传宝卷为功德。据当代调查，在江浙地区部分农村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仍有民间宣卷（或“念卷”）活动[2]。宝卷本为佛教世俗化的产物，至今农村中那些宣卷先生和高唱佛号“和佛”听卷的民众，仍自认为是“奉佛弟子”。但是明代中叶以后曾形成民间教派宝卷一统的局面，近现代民间教团也多介入宝卷的改编和演唱活动，所以历来正统的佛教僧团和文人居士均不承认宣卷是佛教的宗教活动﹔即使早期的佛教宝卷，也多不被视为佛教的经卷。这给研究佛教与宝卷的关係增加了困难：不仅佛教文献中难以找到有关宝卷的记载，对现存的宝卷文本，也要做一整理、鉴别的工作。1. 如：（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湖南长沙；又，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2）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北京；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北京。（3）倪锺之《中国曲艺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瀋阳。2. 参见车锡伦＜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载《民俗曲艺》（台北）106期，1997、3﹔方步和＜河西宝卷的调查＞，载《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谭蝉雪＜河西宝卷概述＞，载《曲艺讲坛》（天津）5期，1998、9。页295本文讨论佛教与宝卷的渊源、形成、发展和演唱形态的关係，并对前人的某些成说提出质疑。全文共分六节：第一节“宝卷的渊源”、第二节“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第三节“明代前期的佛教宝卷”、第四节“佛教与明代中叶后的教派宝卷”、第五节“佛教与清及近现代民间宣卷和宝卷”、第六节“余论”。此为第一、二节。第一节 宝卷的渊源
唐代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它是佛教僧众面向俗众讲经说法的活动，其内容为讲解经文（讲经）和说唱因缘（说法）两大部分，后来的宣卷和宝卷便承继了这些内容。南宋时期瓦子中出现的“说经”，与宝卷无关。宋代佛教僧众仍开展各种悟俗化众的活动，在佛教信徒的各种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孕育和产生了宝卷。 一、唐代佛教俗讲是宝卷的渊源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经典随之被大量翻译。由于梵汉语言的不同，天竺佛教咏经唱颂的呗匿（pathaka）不适合于汉声。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经师．论曰＞： 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由此便产生了汉化的赞呗（歌赞）和转读（咏经），精于此者即为“经师”。此后于东晋、南朝之际，又产生了“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唱导”。《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曰＞称：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承永则。 唱导师要有“声、辩、才、博”的能力，且要能“知时知众”“与事而兴”，所以“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于是在当时的斋集法会中，便出现经师转经歌赞，导师讲唱因缘的形式。而导师的唱导更能悟俗动 页296 众，在八关斋会上，它使“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北朝之末，各地佛教僧团为了争取信众，并适应民间斋会法事之请，将转读同唱导合一，称作“唱读”[3]。在此基础上，唐代初年便出现了面向俗众讲经说法的“俗讲”。 关于“俗讲”的记载，最早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善伏传＞：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窦刺史闻其（按，指善伏）聪敏，追充州学，因而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 窦刺使指当时的常州刺史窦德明。善伏能使这位刺史“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其悟众的效果可观。这位热心的刺使把善伏请到“州学”（官学）中去讲，则招致了学官的指责。唐王朝统治集团崇道，所以初唐时期文献中少见佛教俗讲的记载。一百多年后，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下了禁断俗讲的诏书： 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玄，渺同河汉。……近日僧尼此风犹甚。因缘讲说，眩惑闾阎﹔溪壑无厌，唯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宥﹔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祀忏，须依律仪。[4] 其中提到的“说因果”、“讲因缘”等均系俗讲的内容。僧尼们“出入州县”、“巡历乡村”，聚众教化，反映了俗讲活动的普及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世俗僧众依托官府、聚敛钱财的弊病。但是，民众的信仰需求和佛教的传播，自然不可能“禁断”，所以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唐宪宗李纯再下诏书，除京师长安寺庙外，準许节度使所在州治于每年正、五、九三个“长斋月”设一寺俗讲[5]。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记载，唐武宗李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京师长安“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资圣寺，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齐高法师讲《涅槃经》﹔会昌寺，文淑法师讲《法华经》等。其中 3. “唱读”一词，始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智果传＞。 4. 《唐大诏令》卷一一三＜唐开元十六年四月癸未诏＞。 5. 见《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 页297 具“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头衔的文淑法师，被称作“城中俗讲第一”。这也可为其他唐代文献证明，如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漵子]： 长庆（公元821-824年）中，俗讲僧文漵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裏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 《资治通鉴．唐纪．敬宗纪》：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六月已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漵俗讲。 赵棨《因话录》卷四： 有文漵僧者，……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 近代从甘肃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唐五代到宋代初年的手抄卷子，其中的俗文学作品，包含了佛教俗讲的文本，为研究俗讲演唱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俗文学（说唱文学）作品，早期被罗振玉定名为“佛曲”[6]，后来郑振铎又将它们统称之为“变文”[7]。据当代学者研究，它们实际上包含了多种文体，其中属于佛教俗讲的主要是讲经文和因缘（缘起）两种。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他》中说： 佛教徒宣扬佛教，在正统上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即讲经，就经释义，申问答辩，以期阐明哲理，是由法师、都讲协作进行的﹔另外一种是说法，是由法师一人说开示，可以依据一经讲说，亦可以综合哲理，由个人发挥，既无发问，也无辩论。这是讲经与说法不同之处。相对俗讲方面也有两种：一种即韵白相间之讲经文，也是由法师与都讲协作的﹔至于与说法相应的，则是说因缘，由一人讲说，主要择一段故事，加以编制敷衍，或径取一段经文或传记，照本宣科，其旨总不外阐明因果。…… 就佛教仪规而言，讲经文当是大型法会之用，而说因缘则似是在比较小的法会中使用之。[8] 6. 见《敦煌零拾》，上虞罗氏铅印本，甲子（1924）正月刊。 7. 见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载《文学》（上海）二卷六号，1934、6。 8. 《敦煌文学作品选》代序，中华书局，1987，12，北京，页17、19。 页298 讲经文在敦煌俗文学文本中数量最多，如：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 2.佛说阿弥陀佛经讲经文[9] 3.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4.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5.盂兰盆经讲经文[10] 属于“因缘（缘起）”的如： 1.悉达太子成道因缘[11] 2.欢喜国王缘 3.丑女缘起 4.目连缘起 5.四兽因缘 由于讲经和说因缘都是在法会上演唱，所以它有一定仪轨，敦煌卷子p3849纸背便记了一段俗讲仪式： 夫为俗讲：（1）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座”了（素旧《温室经》）﹔（2）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十波罗蜜”等了﹔（3）便念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了，廻（向）、发愿、取散，云云。[12] 上文所述为俗讲讲经的仪式。为了便于说明，现将它分为三段（原件未分段）： 9. 以下讲经文和因缘文本，除特别注明者，均收入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北京。 10. 台湾省中央图书馆藏，收入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台北。 11.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 12. 据向达＜唐代俗讲考＞引文转录。向文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历史认知网书店，1987年，北京，三刷，页303。本文转引时又重新标点、整理。 页299 （1）作梵、押座：俗讲开始，法师升座，先“作梵”（唱颂赞呗），称念佛菩萨名号﹔次说“押座”，即指“押座文”。向达＜唐代俗讲考＞称： 押座之押或与压字义同，所以镇压听众，使能静聆也。[13] 它是用在讲经或说因缘正式开始前唱诵的一种诗篇，多为七言诗赞。今存《维摩经押座文》[14]，每四句唱词之尾，注有“念菩萨佛子”（或简作“佛子”），表明听众一起称念佛号，即后世宣卷中的“和佛”。押座文不一定同所讲之经内容一致。上述抄件中所说“素旧《温室经》”即《温室经讲唱押座文》[15]。说唱押座文之后开始讲经，所以押座文未句多为提示语“经题名目讲将来！” （2）讲经：先由法师唱释经题，开经，说一段“庄严文”，称颂和祝福的法会斋主的功德﹔然后由都讲转经，法师说解经义。法师的说解，一般是一段白文（散文）加一段唱词（韵文）。唱词的末尾均有提示都讲转经的话，如“过去未来及现在，三心难辩唱将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是何名字唱将来”、“重宣偈诵唱将来”（《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如此反复由都讲转经、法师说解，直至“说经本文了”。 （3）结经：唱佛赞、念佛号，发愿，廻向，散场。 周绍良提出，讲经结束时尚有“解座文”，“是为结束一般讲经而吟唱的诗句，他或者是向听众劝募布施，或嘱其明日早来继续听经，甚或有调侃听众莫迟返家门，以致妻子（阿婆）生气怪罪”[16]，并指出《敦煌变文集》所收《无常经讲经文》，即《解座文录钞》[17]。据这些解座文的文义，似应放在“廻向发愿”之后，即所谓“取散”。 由于俗讲是由六朝以来的赞呗、转读和唱导发展而来，所以它的说唱音乐主要使用传统的赞呗，在现存俗讲文本中，有的在唱词中即以“平”、“侧”、“断”等音曲符号标出﹔同时，它又吸收当时流行音乐中的曲子。 13. 同註12，页305。 14. 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页829。 15. 同前註，页832。 16. 同註8，页23。 17. 同註14，页656-671，原卷无题，共收四段解座文。 页300 这种吸收流行音乐的情况，在早期的唱导中已出现。 以上是对唐代佛教俗讲内容和形式的介绍。俗讲是佛教悟众化俗的活动，佛教僧团也以它“悦俗邀布施”，这样自然也会产生一些弊病，但文献中称文漵僧“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18]，恐係夸大之词。唐代佛道之争一直很激烈，以至最后有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灭佛”的政令。深为民众欢迎、“俗讲第一”的文淑僧，则首当其沖受到攻击。 认定宣卷和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因为宣卷和宝卷最初同俗讲一样都是佛教僧侣悟众化俗的说唱形式，且在法会道场中形成和演唱﹔前期的佛教宝卷在内容上同俗讲一样分为讲经和说因缘两大类﹔宣卷同俗讲都是在特定的宗教仪式中进行，宝卷的演唱形态同讲经、说因缘有继承关係，但有所突破。 这裏顺便说一下宝卷与“变文”的关係问题。郑振铎提出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19]，所说的“变文”是广义的概念，它笼统的指敦煌发现的各种说唱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了俗讲的讲经文和因缘。今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变文”作为敦煌发现的各种说唱文学作品统称。据今人研究，敦煌说唱文学作品实际上分别属于多种说唱文艺体裁，其中的“变文”是“转变”的演唱文本。转变是唐代民间流传较广的一种说唱文艺形式，后来佛教僧侣也用转变演唱因缘故事，弘扬佛法，因此它与俗讲之说因缘有较密切的关係。比如，目连故事的说唱既存有说因缘文本《目连缘起》，也留有转变文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但僧侣转变产生的时间较晚，且多在边远州郡[20]。转变与俗讲不仅演唱形态有明显的不同，在题材和内容方面也有差别：转变衹说唱故事，而俗讲包括讲经和说因缘（故事），这正是宝卷形成时期题材的特徵[21]。 18. 见赵棨《因话录》卷四。 19. 见《中国俗文学史》，下册，页307。 20. 同註8，页8。 21. 俗讲与转变演唱形态的不同，可参见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八章＜讲唱＞（中华书局，1996、11，北京）及本文下边的介绍。在本文写成之后，笔者读到王正婷《变文与宝卷关系之研究》（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8年硕士论文），作者不同意笔者在前此的论文中提出的＜宝卷渊源于俗讲＞的结论。其根据主要是有的学者（如潘重规先生）不同意对敦煌说唱文学作品再做细緻的分类研究。六十年前郑振铎先生以“变文”代替“俗文”、“佛曲”，确实是一大进步，所以当代学者在编辑敦煌说唱文学作品总集或综称这些说唱文学作品时，一般仍袭用“变文”这一统称（即变文的“广义”）。“变”在唐代有“故事”的意思，故潘重规先生可以找到“丑女缘起”称作“丑变”以及“因缘变”、“经变”这样的例证。但是那些特别标题为“变文”的卷子，确实是对着“变相”、一“舖”一“舖”唱故事的“转变”（“转”即“唱”）文本，因此，它有力地说明在“变场”中演唱的“转变”这种特殊的民间说唱伎艺的存在。现在固然可以以“变文”作为敦煌说唱文学的统称，但在探讨唐代说唱文艺的特徵、流变、影响诸问题时，是必须要做细緻的分类研究的。这正如当代品类繁杂的说唱技艺可以统称为“曲艺”（台湾省有的学者并不接受这一统称），其文本称“说唱文学”，而今人或后人要研究其特徵、流变、影响时，必定要再做细緻的分类研究。 页301 二、宝卷与南宋瓦子中的“说经”等无关 六十年前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出了一个假说： 当“变文”在宋初被禁令所消灭时，供佛的庙宇再不能够讲唱故事了。……但和尚们也不甘示弱。大约在过了一些时候，和尚们讲唱故事的禁令较宽了吧（但在庙宇裏还是不能开讲），于是和尚们也便出现于瓦子的讲唱场中了。这时有所谓“说经”的，有所谓“说诨经”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均是佛门子弟们为之。[22] 这裏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23]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re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特别申明：本文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立即与我们联系（devmax@126.com），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