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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隋末唐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的严峻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心存忧患，治不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分析探讨其执政思想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巩固我...
面对隋末唐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的严峻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心存忧患，治不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分析探讨其执政思想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太宗;执政思想;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君主和政治家，为维护和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闪耀着不少执政思想的光辉。近年来学术界对唐太宗的研究比较多，从某个具体方面探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从整体上研究唐太宗执政思想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以民为本、选贤任能、重农护农、礼法兼治、民族和谐等几方面对唐太宗执政思想做些分析探讨。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念
民心向背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只有获得百姓的拥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其一，务清静以安百姓。隋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并不是因为当时国家不富强，而是因为“征求不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导致天下大乱。唐太宗深知安静百姓才能治国理民的道理，他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乎？”唐太宗为了安静百姓，“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并为此采取了“节力役”、“息边争”、“薄赋税”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安定。其二，兴产业以富民生。唐太宗非常了解富民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他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田;通过兴修水利，改善了发展农业生产环境;通过劝课农桑，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贞观年间，唐太宗还修正完善了武德年间制定的租庸调法。唐太宗在位期间，由于他的严格督责，官吏基本上能够照章办事，使租庸调制得到了普遍实施，成为唐代租庸调制实施最好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对老百姓的恣意盘剥和聚敛。其三，去奢糜以纤民力。为了节省开支，唐太宗大力精简机构，整顿吏治。唐太宗原本打算遍封宗室为王，经过一些大臣的进谏和自己的综合考虑，认识到不能“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在唐太宗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是“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之事。作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其四，存百姓以得民心。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吠腹，腹饱而身毙”。他大力提倡救济灾民，从制度上保证了大灾之年的老百姓也有所依靠，争得了民心。
唐太宗这种对君民关系的理解和对民心向背以及人民力量的认识，在我国封建君主中是少有的。作为封建帝王，得天下后，仍能时刻牢记君舟民水、载舟覆舟的道理，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唐太宗的这一正确思想，孕育产生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
二、“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用人理念
用人得当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而且直接影响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唐太宗李世民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并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博大胸怀和气魄，卓越的识见和胆略，选拔并破格录用各类人才。
第一，广求贤才，知人善任。即位之初，唐太宗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人才匮乏。他深知“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的道理，为此他和身边的大臣反复总结历史经验，探寻长治久安之策。贞观三年，他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联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在这里，他认为以天下之广，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是难以治理天下的。只有选择、任用天下的贤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在发现和识别人才方面，唐太宗认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尽管太宗坚持以“德才兼备”的原则来识别和选拔人才，但实际上他是把德行置于才能之上的，即首先要看其是否正直，辨其忠佞。
第二，不拘一格，广开才路。为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继承并改革科举制度，增加考试科目，扩大庶族地主参政做官的机会。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家庭，但他基本克服了“关中本位思想”，不囿地域地罗致人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唐太宗既从自己依靠的秦府集团的亲人、旧人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又从反对自己的原东宫、齐府集团的疏人、新人，甚至敌人中选出不少文武奇才，大胆提拔，破格录用。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在贞观时期群星灿烂，彰显了唐太宗人才思想的光辉。
第三，考核赏罚，奖善止恶。唐太宗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核制度。在具体操作时，规定了比较系统的量化标准。太宗十分强调要利用赏罚这个有力的杠杆，奖善止恶。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至于如何进行赏罚，他认为，国君对臣下进行赏罚，不是看臣下是“适己”还是“逆己”，而是要看他“便国”与否，“妨道”与否，即要以对地主阶级国家的功过是非为标准来进行赏罚。
第四，待臣以礼，爱护人才。唐太宗深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道理，他虚心采纳群臣的意见，要求群臣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能够直言规谏。他在接见臣下时尽量做到和言悦色，和五品以上的官员讲话时赐给座位，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过程中积极鼓励群臣大胆进言，并尽可能地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
唐太宗的用人观和人才政策，造就了一代诤臣，避免了诸多失误，使“贞观之治”有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的重农思想
唐太宗从“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的认识出发，把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和保持农村社会安定提高到治国的关键地位。
第一，唐太宗认为，应该时刻把发展农业放在政事的首位。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唐太宗曾要求于志宁、房玄龄等人对皇太子、诸王等加强农业知识的教育，加强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治国先要解决“衣食”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统治也得不到巩固。
第二，农时不可夺。唐太宗深知农民耕稼的艰辛，不能耽误农业生产的耕种和收割时间。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唐太宗对农时看得很重，一再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不夺农时，使比屋之人姿其耕稼，此则富矣”。他还认为不夺农时的关键是帝王要清静寡欲，不能穷兵默武，土木不断。
第三，轻徭薄赋以养生息。唐太宗说：“朕抵奉明命，抚有黔黎，爱憨之至，实切怀抱。轻摇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他要求地方官吏不要在农忙季节征发摇役，要保证农民的耕作时间。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大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太宗“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意义和作用。
四、“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历经隋王朝的兴衰，亲眼看到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隋王朝二世而亡的全过程，他以亡隋为借鉴，分析总结出刑酷法峻导致隋亡的教训，摈弃“严刑治国”的观点，强调“礼法合一，依礼制法”，以德治国。
第一，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唐太宗一方面认识到法律是巩固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并把它提升到国家政体的高度，认为：“为国之要，在于进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古来帝王，以仁为治者，国柞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治国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立法“务在宽平”。
第二，遵法守法。唐太宗认为“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他本人以身作则，遵法守法，严格执法。如其长子李承乾，从胡作非为发展到妄图谋反，李世民就把他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直到死在那里。其妹妹长广公主的儿子洋州刺史赵节，参与李承乾的谋反，李世民也依法将他处死。太宗不仅自己带头执法守法，同时要求各级官吏守道履正，为公奉法。并采取措施，监察官吏，根据情况进行赏罚。如规定，凡断狱允当者，予以奖励，而违法的要受到处分。由于唐太宗君臣上下遵法守法，严格执法，君臣互励，相得益彰，在唐初形成了“宽平”、“简约”、“恤刑慎杀”、“礼本刑辅，明刑助礼，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法律思想体系，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执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第三，恤刑慎杀。唐太宗不仅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遵法守法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在执行法律时要做到“恤刑慎杀”。早在即位之初，他就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从刑罚的判决到推勘复核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采取了若干从严控制的措施。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九卿义之。”开创了封建法制史上九卿会审制度的先例。
第四，防止冤狱。唐太宗要求各地在死刑执行前必须履行“三复奏”、“五复奏”。并明文规定，个别按照法律应判死罪但门下省认为有可肴情节的可以报请皇帝裁夺，使这些人获得一线免死的机会。此外，他还总结继承并发展了自汉以来的“录囚”制度，即皇帝和各级司法、监察机关对囚犯的情况进行审录，以防冤狱。太宗即位之初，就“亲录囚徒”。为了完善录囚制度，除皇帝亲录囚徒外，还把录囚作为各级司法官吏的重要职责，规定了严格的期限。刑部每年正月派员至各地巡复狱情，把录囚和赦免相结合，使儒家“仁政”思想在狱政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施。
五、“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民族和谐思想
唐初，中国境内的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尤其是北面的突厥族的上层统治者，常常率兵骚扰中原本土地区，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一方面遵循“防边必以武威”的原则，先后派兵击败了突厥、吐谷津、龟兹、离昌、吐蕃、南诏以及其他各族的侵扰，（唐朝历史 www.lishirenzhi.com）使“四夷威服”;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只有爱之如一、平等对待，绥之以德、加强联系，才能实现与周边各民族的和谐共存。同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一，平等待之爱之。唐太宗一改“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政策，对少数民族“绥之以德”“爱之如一”。他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妆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长，遣居宿卫，畏威怀德”的主张，将近十万户突厥族迁人中原，安置于内地肥沃农耕地带，其中有一万家定居在长安。互民安居乐业，故不思骚动。同时并给各族上层分子以高官厚禄，“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几乎占朝廷官员的半数，并在经济上赐之以禄，在政治上与汉族将领同样秉公赏罚，伤病同样受到体恤。由于夷酋位尊禄厚，享受平等待遇，无不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而大大缩小了华夷之间的差异，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改善了民族关系。
第二，因其习俗而抚之驭之。在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尊重。他们认为，如果“速欲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而应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根据时代的需要，唐太宗在总结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郡边县，南北朝置左郡左县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府州和册封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政策。东突厥亡后，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沿长城一线的广大地区，设置了顺、枯、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10余万突厥人，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刺史均听命于中央，执行朝廷政令，避免了羁縻府州的离心倾向。同时，又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之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第三，联姻和亲怀之化之。与少数民族联姻和亲是唐太宗对付边远夷族的又一重大策略。唐太宗先后下嫁南阳长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及一些宗女于少数民族首领，各族君主也都以和亲为荣，多次遣使来朝，厚加聘金，以求与唐朝联姻。这一政策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四夷君主纷纷表示效力唐廷，避免了政治上的讹作和经济上的勒索。唐朝境内的各边境民族，都先后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王。
唐太宗的民族思想，从人性出发，肯定了“夷狄亦人”，承认少数民族的应有地位，唤起少数民族自尊和重现少数民族人的价值，维持了以唐朝为中心囊括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中国古代盛世“贞观之治”的伟大实践者，他在民本观、人才观、重农护农、德法兼治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思想与认识，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唐太宗上述执政思想，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重铸历史的辉煌，再创民族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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