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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民世界的黄昏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
遗民世界的黄昏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他在悼友中也追悼着自己。从他的悼友诗中我们能看到时间解释了遗民的悲剧宿命。
［关键词］ 悼友诗；遗民；衰颓；自悼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Ｇｕ Ｙａｎｗｕ’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ｉｚｈｉｌｕ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Ｇｕ Ｙａｎｗｕ’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ｎａｒｒａｔｅ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ｈｉｓ ｌａｔｅ ｙｅａｒｓ，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ｂｌｕｒｒｙ ｗｉｔｈ ｗａｎｉｎｇ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ａｌｓｏ ｍｏｕｒｎｅｄ ｆｏｒ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ＹｉＭｉｎ’ｓ ｔｒａｇｉｃ ｆｏｒ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Ｙｉｍｉｎ； ｗａｎｅ；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ｅｓｅｌｆ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朴学思想上，尤其是考据学与政治思想。关于遗民心态的研究，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顾炎武有深刻的解读［１］。然而关于顾炎武诗歌的研究一向被学者所冷落，一则顾炎武不以诗歌著名，再则顾炎武多有讥刺文人的言语。然而，早年的顾炎武以诗歌闻名遐迩，成为遗民后，删除了早年的诗作，还留存了４００多首诗歌。身处以诗歌表达情感的传统中，顾炎武的诗歌记载了他作为遗民的人生行迹，流露了他内心不为人知的情绪波动。对于他悼友诗的阅读，尤其可以窥见他作为遗民的心态变化，解读到他悼念遗民亡友时的复杂情感，从而了解到一代遗民的悲剧宿命。
一、诗是“余事”
在顾炎武现存的４００多首诗中，悼友诗有１５题，２４首。作于他中年时期的有：《哭杨主事廷枢》［２］、《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３］、《哭顾推官》［４］、《哭陈太仆》［５］，这５首作于顺治四年（１６４７），是年顾炎武３５岁，所哭诸友均因难死于清兵手下。康熙二年（１６６３）作《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６］，吴炎、潘柽章死于清朝的文字狱。康熙九年（１６７０）作《挽殷公子岳二首》［７］，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作《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８］、《哭归高士四首》［９］，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作《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１０］，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作《送程工部葬》［１１］、《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１２］，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作《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１３］、《华下有怀顾推官》［１４］、《悼亡五首》［１５］，另有一首《哭张蒿庵先生》［１６］据王冀民先生考证作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这些悼友诗绝大部份作于５０多岁时，其余的均作于６０岁以后，作《悼亡五首》时已经６８岁，离死亡不到两年的时间。
葛兆光认为清代士人存在着话语分裂现象，文化人使用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而诗词属于“私人话语”［１７］。顾炎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清朝，他的诗应该算是他的“私人话语”。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他一生的追求，而写诗只是“余事”。他曾经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１８］并认为：“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１９］何况顾炎武认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２０］，对文人持鄙薄态度，他的诗便淡化了文人对词藻等形式的追求，而成为他人生理想和实践的行迹载录。王冀民认为：“先生之隐尽之于诗，故手自编录，授之门人，而又借韵目以讳字，此殆生前不敢传而欲传之于身后也。”［２１］这样看来，顾炎武的诗歌又是他的“学术话语”。与清代士人学术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相分裂不同，他的学术话语和他的私人话语往往是相吻合的。
作诗虽为“余事”，诗却流露了他个人的内心情感。
二、悼友：“蒿里魂归白日寒”
顾炎武引用薛冈的话说：“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２２］他自己也认为：“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为七言律，似仅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２３］在他悼念的友人中，殷岳也是写诗的能手，同样不喜律诗，认为徒费对俪，无益性情，所作只有五言古风一体。顾炎武的１５题悼友诗中，五古４题，五排３题，五律２题，七绝３题，七律３题，可以看出顾诗风格的一斑，也能看到顾炎武私人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契合。《日知录》中提出“真”的文学观：“夫镜情伪，（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屏盗言，君子之道，兴亡之事，莫先乎此。”［２４］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２５］。在用韵方面，他仍然主张“不以韵害意也”［２６］，“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２７］“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２８］从诗体、用韵等各个方面，顾炎武提出写诗应该“以意为主”，从诗“意”出发，抒发真挚的情感。写诗不能单纯地追求文采辞藻等形式化的东西，但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要注重文采对表意的作用，《日知录》中专门讲到了文辞对于表达作者情感意图的重要性，注重文采是为了更好地表意。
顾炎武的悼友诗正是他性情的展示，重诗“意”，抒发和朋友的生死之情，同时注重文采，悼友诗向我们显露了他情感世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失，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迁，他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漂泊流离中的顾炎武在对友人的哀悼中也哀悼着自己。
《哭杨主事廷枢》、《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哭顾推官》、《哭陈太仆》是哭被清兵杀害的友人。明朝灭亡三年，顾炎武正当壮年，与有志之士正坚持着抗清斗争，同志的被害让他义愤填膺。除了《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是七绝外，另外三题都是五古。五古受的拘束少，易于抒情，而且这几首都多叙事。《哭杨主事廷枢》４２句，历述杨廷枢举应天乡试、甲申之变、福王继位，杨廷枢攻击马、阮，被福王罢归，清兵南犯，杨廷枢受知于隆武帝、参加战役、兵败后匿于田野、后被清兵俘获决心一死，最终“陨首芦墟村，喷血胥门浪”而死。《哭陈太仆》４２句，先记述陈子龙的才干与勇武，但笔墨更多地放在诗的后半部。陈子龙被福王召用，上疏福王，归松江，而清兵直取江南。他又上表唐王，参加松江一带战事，他的家奴卖主告变，大事不济，陈子龙望门投止，投到先生家，王夫人仓促具饭留宿，后为清兵所获，跳水而死。２１联诗把陈子龙的生平经历叙述得非常清楚，中间还夹着顾炎武“尚愧虞卿心，负此一凄恻”的感愧。“复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是对陈子龙逃亡时仍不能晦迹的叹惜，在诗下有自注：“君出亡时，尚仆从三四人，服用如平日。”《哭顾推官》６６句，叙述了顾家“父子兄弟间，五人死相继”的悲惨遭遇。这三首诗叙事如此之多，原因就在于友人的出处大端，死生大节，必定要以他们的生平经历为依据。虽然是五古，但三首都一韵到底，全押仄声韵，与作者悲愤的情怀相符合，悲愤慷慨。在《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中有“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江上去招魂”为友人复仇的愤而自誓。这几首诗有着诗以代史、以诗存人的性质，说明顾炎武还在打算着韬光养晦，以期有一番作为。
南明王朝的覆灭，台湾郑成功抗清的失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的被剿灭，清朝文字狱对广大士人残酷的杀戮，顾炎武耳闻目睹这一切，他的诗歌难免染上一些衰颓的色彩。通观顾炎武的诗歌，在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已经有转颓的趋势。《楼观》：“颇得玄元意，西来欲化胡。青牛秋草没，日暮独踌躇。”［２９］楼观即道观，前两句从楼观主人尹喜着意，后两句则是顾炎武的自抒。顾炎武视佛老为异端，然尤恶佛，以其为“胡”，二者犹有夷夏之辨。可是“化胡”亦殊不易，况时值日将入暮。日暮途远，欲西行化胡也颇费踌躇。这首五绝前二句气势锐意不减，后二句则衰颓之气油然而生。较之之前诗歌中流淌的锐气，之后的诗歌想显示出锐气却越发表现出衰颓。作于这一年的《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对死于湖州史狱的吴、潘二人的冤魂有“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的凄冷想象，有“巫招虞殡俱零落”的对冤魂之多的哀叹，却没有为友人复仇的决心。其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而不贵详实、注重抒情的特点，这首中已经表现出来。
衰颓的气势在后来的悼友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顾炎武似乎寄望于他，同年作《哭归高士》，虽有“已矣文献亡，萧条玉山下”的悲哀，却还有对归庄没有看到吴三桂起兵的遗憾：“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然而，吴三桂起兵初给遗民们带来的希望慢慢消失了。作于第二年的《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悲凉，当年有着相同志向的诸多好友都与世长辞了，“修门旧馆露先晞”。中国诗歌传统中士人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３０］、“常恐秋节至， 焜黄华叶衰”［３１］的感叹在顾炎武的诗中出现了，他意识到这种感情对人生的伤害性，所以力扫衰飒，“斯文万古将谁属？共尔衰迟老布衣”，自问自答，着力摆脱伤感，然而，唯其如此，诗的感叹意味愈加浓厚。在对亡友的追悼中，老年的顾炎武多想象之辞。《挽殷公子岳二首》中殷岳死于福州，顾炎武从未去过福州，在遥寄闽南瘗旅之痛时，有“岭云缘旐下，溪鸟夹棺飞。薏苡当含贝，桄榔待复衣”对死者丧葬的想象。《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由“遥凭太行云，迢递过夏峰”引起，知孙起逢的葬时葬地而未能执绋，不免千里神驰，遥想“会葬近千人，来观马鬣封”的场景。《哭张蒿庵先生》有“衡门月冷巢鵀室，墓道风枯宿草田”对昨日的回忆和对墓地凄凉景象的想象。《华下有怀顾推官》里有“为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狝彼田中禽”的幻想。这是在顾诗里极少见到的对幻觉的编织，因为世上无志士，所以顾炎武才想到了阴间的刑神蓐收，希望蓐收持彼利刃，偕我推官，猎杀田中妖鸟。“田中禽”应是指满清。寄希望于阴间出现在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的诗里难以想象，因为对同仁的失望？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是因为对现实的清醒？
前后期悼友诗的感情出现了变化，在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中，后期的悼友诗多了想象之辞，平添了衰颓的气象。
三、遗民世界：“清风春尽首山薇”
“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山薇”。遗民们一个个徂谢，而文章不传，斯文沦丧。清朝建国初期，遗民们曾经尖锐地质疑清代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拒绝与权力合作，他们思想表达的全部合理性，建筑在民族命运的激愤和故国哀思的感情上。顾炎武著《音学五书》、《日知录》，希望通过重组儒家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然而，“从清代初年以来曾经是士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时间无情的流逝和权力严厉的批判中，已经基本瓦解了，偏激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３２］清朝的怀柔政策，文字狱的打击， 使遗民们处于困境之中，顾炎武也由原来期待恢复明朝变成了期待“后王”，希望“有王者起”。“其间有正是‘信念’以及自我期许的变化，尽管‘一旦有事’、‘光复旧物’的期待较具体，而‘待后王’、‘有王者起’，则不免邈远而抽象”［３３］，顾炎武自己是否意识到目标的邈远抽象呢？
顾炎武来往于南北方之间，沟通了南北遗民诗人。在他所悼的亡友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足迹所至。归庄是顾炎武的生死至交，同是江苏昆山人。顾推官是昆山人，杨廷枢、李模是吴县人，潘柽章、吴炎是吴江人，陈子龙是松江华亭人，殷岳生活在陕西，程先贞是山东人，孙起逢是河北保定人，张蒿庵是山东济阳人。陈子龙曾经创造几社，程先贞曾经入复社，归庄和顾炎武曾经一同抗击清兵，张蒿庵被顾炎武认为“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３４］。他的亡友都曾经在遗民中有着广泛影响，如今都死去了，自己则多寿多辱。
《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里“嗟此衰世意，往往缠心胸”是他老年时期最恒常的感叹：“倘有徐孺子，只鸡还奔从。一时诸生间，得无少茅容？”虽然自比为徐孺子，却以茅容反衬凡庸不肖之同社，“俗流骛声华，考实皆凡庸”。而他有所感触的“同社名氏”即是明末复社诸人，顾炎武弱冠时就与归庄列名该社。在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顾炎武经过华山，触景伤情，作《华下有怀顾推官》，顾推官已经死去３３年，“尔来阅三纪，斯人成古今”。在这“三纪”里，局势如何呢？“邈矣越石啸，悲哉嵇生琴。钟吕久不鸣，干坤尽聋喑。”天地尽聋哑，顾推官舍身死义，虽然“下见采薇子，旧盟犹可寻”，然后继无人。“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不仅旧盟模糊了，连学问礼仪都要失传。所以“我无人伦鉴，焉敢希林宗？惟愿师伯夷，宁隘毋不恭”。复社中苟活着的人已经守节不终，纵有林宗人伦之鉴，又如何能辨别呢？君子处衰世，但求自全而已，以后惟当以伯夷为师，宁失之狭隘，也不愿与凡庸同流。“遗民现象的‘时间性’（亦一种有限性）还体现于‘不世袭’。遗民于此看到了其‘大限’。”［３５］顾炎武已经看到了遗民的“大限”？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都在清朝做官。在给外甥的信里他讲述着为君为臣之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３６］他在信中讲述自己的耳闻目睹，告诉外甥该怎样为人主尽心。而友人程先贞曾经失足降清，他也在追悼。在失去国家的无奈中，时间淡漠了亡国的伤痛，新的统治者的举措也安抚着民心，对新王朝坚定的反抗被柔化了。顾炎武经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已经认识到无力回天，大明王朝一去不回了。既然新的统治者更得民心，反清复明的斗争又有何意义？“时间中的遗民命运，遗民为时间所剥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正是时间，解释了遗民悲剧之为‘宿命’。”［３７］“正是‘时间’，剥夺着遗民的生存意义，不止于使其‘待’落空，而且使其生存依据虚无化。这不能不是一种残酷的道德处境。”［３８］
四、自悼：“谁知游子天涯别”
在对亡友的追悼中，顾炎武也在追悼着自己。
《日知录》中认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３９］这里不只是反对摹仿，还提出了“诗”与“我”的关系。顾诗里有一个“我”在，所以他的感情抒发得真挚而深刻。
在《哭顾推官》中夹有“我时亦出亡”句，在《哭陈太仆》中有“君来别浦南，我去荒山北”，把朋友的遇难和自己的遭际联系起来。在追悼朋友时，常常自愧，“不是白登诗未解，菲才端自愧庐谌”，“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在哀悼江东好友纷纷死亡时，以自己“削迹行吟久不归”的人生开端。而最能体现他自悼意识的是《悼亡五首》。
《悼亡》五首，只有第一首为代言：“谁知游子天涯别，一任闺芜日夜深。”对妻子王安人带有内疚。其余四首皆自言。第二首“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叹王安人之逝，也叹自己久游不归。第三首则完全是自叹：“廿年作客向边陲，坐叹兰枯柳亦衰。传说故园荆棘长，此生能得首丘时？”多年在外，离家益远益久，人事代谢，听说故园坟墓已长满了荆棘，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死后能够归葬故园吗？生前漂泊看尽了兰摧玉折，死后可以在故土安息吧？第四首前两句是对王安人丧葬的想象：“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仿佛看见了妻子归葬时的凄凉之景，后两句便是对自己坚守气节的肯定：“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顾炎武以这句诗概括了他作为遗民的决心。他拒绝清朝博学鸿词课的招揽，辞讲学，游南北，遗民越来越少了，后继无人了，然而他坚守住了遗民的气节。最后一首以乐羊子自比，“他日乐羊来旧里，何人更与断机丝？”顾炎武以乐羊子自责，妻子王安人则是他的畏友。即便回归故里，断机丝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是对王安人的思念还是对自己的怜悯？五首七绝与其说在哀悼王安人，不如说在抒发自己长年的飘零之痛，也表达他虽历经艰难而坚决做遗民的气节。让顾炎武念兹在兹的是他不负母教，到死没有改变遗民的操守。
顾炎武的诗中没有明遗民进退失据的焦虑，也没有对身份归属的困惑，他似乎非常坚定而充满信心地反清复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焉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４０］他对于“吾辈”的责任如此责无旁贷，然而当“吾辈”一个个凋零时，他的决心与坚定还在吗？透过他的悼友诗，我们能看到顾炎武感情的另一面。从顾炎武的１５题悼友诗能看出他感情世界的变化，也能看到清王朝大踏步向前迈进时遗民世界苍凉的景象。顾炎武在追悼朋友的时候也在追悼着自己，追悼着一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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