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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④1949年初，上海黄浦江畔，码头送行私人旅客被严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务员、军人、商人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因此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⑥台湾省当局对入台申请的审查颇为严格。以1949年3月下旬为例，台北市批准发给204人入台证，驳回436人，申请通过率仅35%。总体而言，对军人赴台的限制最少。⑨从1950年开始，由大陆赴台的人数明显下降。
... 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省 ... 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省作为日后退守之地。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国民 ... 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 ... 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①
... 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 ... 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但国民 ... 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当时国民 ... 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据张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②大略而言，最后国民 ... 五院十二部，“到台湾省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③
除军队及 ... 机关人员外，国民 ... 当日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迁徙。较典型的例外，是“山东流亡学生”数千人，因偶然的机缘，得山东同乡会、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国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争取学校、学生甚烈。及至国军在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逐渐失利，为不让学校及学生落入 ... 之手，曾一再动员北方各省大中小学校南迁。但在1949年，对“山东流亡学生”赴台，陈诚曾特意强调此乃个案，教育部也避谈此事，目的是尽量避免其他学校循例效尤。可见当日瓦解之势，已顾不上再谈什么“争夺青年”了。
就当时台湾省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便是上述 ... 组织的迁台人员，也无力给予良好照顾。譬如，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齐世英身为立法 ... ，到台湾省后仅配给他“铁板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④
1949年初，上海黄浦江畔，码头送行
私人旅客被严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务员、军人、商人
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因此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1946年，大陆迁台人数只有37978人，到1948年，这个数字增长2倍多，达到98580人。⑤
陈诚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担”的考虑，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院部会及各省市 ... ，因公派员迁台者”“工商人士”等七类，他们凭借相关证明，填写“入台旅客登记表”后，可购票赴台。到台湾省后，“于十日内向到达地区之主管户政机关及警察机关申请登记，否则得限令出境。”⑥
台湾省当局对入台申请的审查颇为严格。以1949年3月下旬为例，台北市批准发给204人入台证，驳回436人，申请通过率仅35%。规定实施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核准入台者有男10059人、女4710人、孩童1481人，共16250人，其中公教人员2876人、商人5830人、学生1111人、工人140人、自由职业者494人、农民91人、家务2944人，其他383人。⑦可见自由入台者主要为商人、公务员、教师，以及他们的家属。严格限制的同时， ... 也鼓励一些人赴台，如军人购买船票可打六折，国大代表甚至免费。
总体而言，对军人赴台的限制最少。“军事机关及部队迁台者”不必登记、申请，只“必须将名称、或番号、主管姓名、人数、武器、及任务、驻地等，事先通知警备总司令部备查。”赴台的马德五，在1949年5月的日记中说，家庭会议上商量“上海是保不住了，‘ ... ’马上就要 ... 过来了，父亲和德书堂兄是 ... 老干部，被‘ ... ’抓住﹐必死无疑。我是个 ... 老干部的儿子﹐也是凶多吉少的。”因此，他们穿上军装，“跟随运兵轮船先行逃命去台湾省。”⑧与之类似，国军从上海撤退时，王鼎钧侥幸上船，他后来说，当时“台湾省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⑨
从1950年开始，由大陆赴台的人数明显下降。只有1955年较多，因大陈岛撤守时，有1.6万多百姓被迁往台湾省。据台湾省的普查报告，自1945年—1956年来台外省人约64万，再加上迁台的60余万现役军人，总数有120万左右。⑩
1949年11月，国军搭乘“执信”号轮船撤往台湾省
注释：
①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②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第256页；③⑤⑥⑦⑩林桶法：《1949大撤退》，第245、245、321、250页；④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历史认知网书店2012年，第194页；⑧马德五：《我1949年的迁台日记》，《文史天地》；⑨王鼎钧：《文学江湖》，生活·读书·新知历史认知网书店2013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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