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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赫鲁晓夫两大政治笑柄：联合国脱鞋敲桌确有其事 核心提示：２００５年１月，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敲了，不过，父亲用的是美制皮凉鞋”，是３９号鞋，“这双鞋在我们家放了好长时间”。由此可...
赫鲁晓夫两大政治笑柄：联合国脱鞋敲桌确有其事
核心提示：２００５年１月，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敲了，不过，父亲用的是美制皮凉鞋”，是３９号鞋，“这双鞋在我们家放了好长时间”。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政治笑柄”和“丑闻”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文章摘自中国 *** 新闻网 原题为《赫鲁晓夫两大政治笑柄真伪》
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件事情：一是他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扬言要“埋葬”西方资本主义，后来到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６日，他在接见美国资本家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二是赫鲁晓夫出席１９６０年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从脚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并同西班牙代表吵得几乎动起手来……
“美制皮凉鞋”敲桌
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凉鞋敲桌”一事的来龙去脉。当年在离开莫斯科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西班牙 *** 领导人伊巴露丽请他帮一下忙，要求他“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丢脸”，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强烈谴责了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赫鲁晓夫“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赫鲁晓夫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情绪激动地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他……是一个彪形大汉，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塑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中间”，以防双方“动拳头打起来”。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对此有更精彩的说法。阿朱别伊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二十二大的正式发言中说：“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有一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时，赫鲁晓夫同志脱下了皮鞋，用它来敲打桌子，也许这使西方世界的外交女士们认为有伤体面，但是这简直是妙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而且……皮鞋尖几乎碰到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的脖子，但又未完全碰到。在这里表现了外交灵活性！（笑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因敲桌收到罚单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其题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中译本题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的著作中，引用当年苏联代表团成员日沃托夫斯基的话说：当时，赫鲁晓夫手里拿着“一只橡胶底的便鞋”，“环顾左右，微笑着，开始用后跟敲打桌子”；“渐渐地，赫鲁晓夫加快了速度，他需要引起‘观众’的注意”；后来，他“使劲用鞋后跟敲打起桌子来”。书中还说，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苏联代表团受到罚款处罚”，至于罚款的数额，“有人说上百万，甚至更多”，而“最可信的消息来源说是一万美元”。
２００５年１月，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敲了，不过，父亲用的是美制皮凉鞋”，是３９号鞋，“这双鞋在我们家放了好长时间”。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政治笑柄”和“丑闻”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埋葬西方论”
关于赫鲁晓夫的“埋葬西方论”，现在至少流行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同访问苏联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展开“厨房辩论”时说的；另一种说法是，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０年联合国大会上“皮鞋敲桌”时说的。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是牵强附会、毫无事实根据的编造。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１９５６年４月，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来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与英国实业家精英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中，他酒后发表脱离发言文稿的“即兴讲话”。赫鲁晓夫说着说着，竟忘了面对的听众是谁，开始用他一贯的风格讲话，其中的一句话竟说：“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接着，他又尽情地抨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当时，多亏在座的英国人都听不懂俄语，而赫鲁晓夫的随行翻译也没有理睬这些“即兴讲话”，只按事先准备的发言文稿进行翻译。然而，赫鲁晓夫的“即兴讲话”后来还是透露出来并流传起来。
赫鲁晓夫事后不得不一再辩解，并对他的“埋葬”西方论加以修饰，企图自圆其说。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９年访问美国期间，在这个问题上不断遭到西方记者和官员的当面质问，并多次出现争吵和难堪的场面。例如，当年９月１６日，赫鲁晓夫在出席全美新闻俱乐部记者招待会时，有记者问他：“常常有人援引说，您似乎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说，你们要把我们埋葬到地下。如果您没有说过，您可以辟谣。如果说过，请解释一下您的意思是什么？”
赫鲁晓夫辩解道：“在座的只是美国人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想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辈子还干不完。我的确说过这个，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讲话。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从肉体上埋葬，而是说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
但是，不管赫鲁晓夫如何辩解，他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即使是指社会发展规律，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也决不会在那样的外交场合用如此粗鲁的语言讲如此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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