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陶瓷款识的发展及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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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陶瓷款识的发展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宋代款识的发展在于它进一步的融书法艺术于题款；并首次出现了图形连同文字的印款。

浅析中国古代陶瓷款识的发展及艺术性

　　何谓陶瓷款识？注解为：在陶瓷的底部或其他部位，标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性的图案，这些统称为陶瓷款识。

　　在陶瓷款识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最早的款识反映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在《汉书·效祀志》中记述有：“鼎细小，又有款识。”其中的“款识”说：“款，刻也；识，记也。”又有人称：“器物上的阴文为款，阳文为识。”如张士南在《游宦记闻》中说：“款为阴字，是凹入者；识为阳字，是凸出者。”还有一种说法：在内为识，在外为款。因此款识在中国的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可见一斑，而其在陶瓷上的重要性更是无可替代。

　　一、概述陶瓷款识的作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历代陶瓷的款识是人类活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接合点。在古陶瓷研究中与造形，胎釉，纹饰，烧制工艺一样，是鉴定古陶瓷的年代，窑口，质量等方面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地了解历代陶瓷款识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款识，书写内容及题款工艺手段，字体等，不仅可以为古陶瓷的鉴定辨伪提供科学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能从中领略到古代陶瓷款识的艺术魅力。

　　从历代陶瓷器的款识了解过程中，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不同品类，不同窑口，不同的生产物质及装饰与创作工艺使用用途等，其款识的内容是千变万化的。款识除了能提供考古线索外，其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体现。款识从最早的偶然的工艺处理到后来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装饰手段，是随着陶瓷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而款识和陶瓷的结合也使得陶瓷本身的艺术价值得到升华，许多陶瓷珍品都是由它的款识来体现自身价值，这不仅是因为款识的历史价值，也还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因为有时候从某些角度来讲，古陶瓷的价值往往更注重于艺术这一方面，而不是历史。

　　在古代早期款识题款的工艺手段上，基本只有刻划和模印两种形式，所以这时的装饰表现手段还比较单一简朴。如早期的青白瓷单色釉制品大都只有采取刻、雕、划等最原始的手段题款，且毫无章法，并无艺术品位可言只不过是作为当时的一种标识。而随着后来釉下彩（青花，釉里红）釉上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金彩、墨彩等）的出现，使款识的题款也出现了与装饰材质和装饰工艺相同的毛笔书写的形式。如釉下青花款、釉里红款、矾红款、胭脂色款、蓝料款、金彩款等。而且这时的题款已不再是胡乱排列，而是依照其在这个艺术整体上的经营位置有规律的进行排列组合。如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陶瓷款识都出现了四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外加边框固定的排列组合形式。所以随着陶瓷工艺和其装饰手段的发展，款识的艺术性及其装饰意味也越来越浓。这体现在款识的文字字体，文字排列结构多种多样上，而其经营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陶瓷款识多以文字形式表现，我国历代文字的风格演变在瓷器上都有体现。款识不仅通过陶瓷这个媒体，表现出中国书法不朽的艺术魅力，它本身也是两种艺术相结合产生的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款识文字不仅有汉字的行、草、隶、篆及各种变体文字，还有诸如西夏、波斯、西洋、满、藏等少数民族和外国文字。

　　二、陶瓷款识的两大艺术特性及两个发展阶段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艺术形式。陶瓷款识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其书法艺术和装饰艺术上，不过早期的陶瓷款识还没什么装饰效果，它的艺术品位主要还是体现在其书法艺术上。直到明代之后才出现具有装饰性的陶瓷款识。

　　早期陶瓷款识的题写部位和结构布局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明代以前多题写于器盖，器身、器心、器底。明以后款识的格式始见规范，除长篇题句或特殊器物个别题于口沿外，其余均题于器心和器底。而明清两代的年款排列极有规律，字数一般为四字或六字。四字两行，六字两行为官窑的排列 ... ；六字三行的形式为官窑民窑皆有。款识的外圈常用单圈、双圈、单框、双框或诸如云纹、莲瓣等图案做为装饰。

　　中国陶瓷款识的发展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款识的沿革由偶然的工艺处理逐步发展成必要的步骤，随着瓷器大量生产并日益广泛的为人们所日用，也使款识逐步规范化和艺术化。这个过程以明朝为界分成两个阶段。

　　明代以前这个阶段时间较长。当时由于烧制地区广，且交通不便，不宜互相交流，款识的题写位置，字体、文字数量和排列方式很难有基本模式，只能从所了解的瓷器种类和器物类型上，对这一阶段的款识作一简单的介绍。

　　三、陶瓷款识前期的发展及其艺术性

　　自从东汉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瓷器后，款识也随之产生。东汉瓷器多为青瓷，款识也多用隶书刻划在器身上。以谷仓、虎子、壶上为多见。南京出土的东汉越窑青瓷虎子，其腹部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谊作”十三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纪年款，并集纪年，烧制地和窑工为一体。并且是最早出现的书刻一体的款识。

　　在稍晚时的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频，百姓生活游离失所，制瓷业也没什么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款识特征基本与东汉一致，仍采取单一的刻划形式，内容多为纪年和吉语款。在艺术发展上来说没多大进展。

　　直到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一改西晋以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建立大隋帝国以后，制瓷业才开始迅速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并在唐朝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这一点可在隋、唐、五代的瓷器和款识中体现出来。唐代时北方的白瓷开始出现，与南方原有并日趋成熟的越窑青瓷并驾齐驱。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 。款识也在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墓志铭，广告铭，题诗题句纷纷出现，使款识内容不断丰富，艺术性不断增加。唐白瓷曾有官窑中有代表性的“官”和“新官”的刻款。随着唐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的烧成，写款也随之产生。在封建经济文化和商业活动达到顶峰的唐朝陶瓷上赫然有“天下第一”等样式的广告铭及题写经营，征战和日常生活方面诗文的题诗款。这些各式的诸如诗款等的出现，也反映了大唐盛世中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给陶瓷款识发展带来的影响。

　　经过了五代时的短暂分裂，到宋太祖统一全国后。制瓷业继续蓬勃发展。并一改唐时南青北白的格局，出现了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和诸如耀州，吉州、龙泉等民窑共同发展的局面。款识的内容和题写 ... 也随制瓷业的繁荣更趋于多样化。宋代款识的发展在于它进一步的融书法艺术于题款；并首次出现了图形连同文字的印款。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烧制的白瓷，多在足的内部刻时款，字体瘦劲有力，符合书法标准，俨然是以陶瓷为媒介来表现书法艺术。另外耀州窑烧制的瓷器上有“三把莲”图形连同文字的印款，这应该是最早使用题画来装饰陶瓷的款识。

　　四、陶瓷款识后期的发展及其艺术性

　　真正既具有书法艺术品味又具有较强装饰性意味的款识是从明朝开始出现的。

　　明清两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御窑厂的设立，形成了以青花为主流，兼有釉上五彩，斗彩及高低温釉共同繁荣的局面。这时陶瓷款识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性——装饰效果开始充分体现。而款识的种类、工艺、字体等也随之更趋完善统一。这一时期的制瓷业，以其突出的贡献，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因此明清两代在瓷器上题写的年号款识也称“年款”。明代年款有楷书题写和篆书题写两种。篆书题写从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以后宣德、弘治、万历等朝代也有。用篆书题写的以刻划暗款为主，一般为“某某年制”四个字。明宣德起出现以青花楷体题写或题于青花框或圈中的年款，有“大明某某年制”，“大明某某年造”，“某某年制”等。成为以后明代历朝乃至清代题写年款的主要形式。对于明代瓷器的款识，前人曾有“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的评价。总的来说明代各朝题款虽有不同，但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陶瓷款识艺术发展来讲，这是中国陶瓷款识发展的一道里程碑。就拿永乐年间的年款“永乐年制”四个篆体字来说。这四个字的款识不仅分别以印、刻、写三种方式来表现它。而且它的字体笔道圆润，起落笔处尖细，折角处为圆角，结构紧凑、刚劲挺拔。年款的边框又有火云、莲瓣、单圈、双圈、龙凤、轮型和椭圆双圈等多种边饰。像这种画字合一的款识曾在宋代出现过，但仍还远未达到这种装饰效果。所以这时的款识艺术是集历代款识艺术发展之大成的。清康熙朝乃至整个康乾盛世，制瓷业开始持续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而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的瓷器款识无论从文字排列、书写 ... 、字体、边框和釉色上都有多种形式。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在题款工艺方面出现了类似于现代浮雕艺术的凹刻凸雕的工艺手段；在书写方面又多了珐琅彩这种料款，清康熙的年款“康熙年制”和“大清年制”这两种款识就是用珐琅彩题写的。在字体方面除了以前用的楷体和篆体外，首次使用了草书；在其文字排列上也首次出现了六字三行款；在色彩运用上除了青花还使用了紫、黑、黄、蓝等彩料题款。而在康熙朝另一个重大的成就在于把绘画中的色彩搭配运用于题款上，出现了诸如白地黑字，白地蓝字，白地红字及绿地红字等多种彩款。另外，除了文字款，还出现了可以单独使用的诸如双圈、秋叶、梅花、团龙、团扇、花型、物型等的图形款及刻有“熙朝传古”和“文章山斗”等的闲章款。这些新的款识在装饰方面比前朝更浓郁而在书法表现形式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这个阶段的款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纵观中国历代陶瓷款识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制瓷业的发展，社会经济文明和艺术的发展。而陶瓷款识由最初的无意的工艺处理一步一步发展到最后成为人们在陶瓷艺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工艺手段和一种特殊的装饰手法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发展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陶瓷款识作为人类活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点，它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所以想要了解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史就应该先了解中国陶瓷，而要完全了解中国陶瓷，就应该了解中国陶瓷的款识。

　　摘自：《景德镇陶瓷》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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