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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者导读公元前1000年代，古埃及人在与赫梯人争夺中亚霸权的战争中日益衰弱。赫梯人则在小亚细亚被新兴崛起的海洋民族蚕食殆尽。
编者导读 公元前1000年代，古埃及人在与赫梯人争夺中亚霸权的战争中日益衰弱。赫梯人则在小亚细亚被新兴崛起的海洋民族（Cimmerians人、Kaskas人、Phrygians人、Bryges人、Lydia人）蚕食殆尽。此时生活在两河流域上游山岭地区的亚述人，从尼尼微城出发南下，逐步控制了整个新月沃地并试图翻越亚美尼亚山脉，跨过尼罗河，征服整个「 ”世界”。在南亚，发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正面临空前危机，一支从伊朗高原上疾驰而下的游牧民族，把这里的城市当成了栅栏，把这里的原住民当成了牛羊，由此开启了古印度的吠陀时代。而在更远的东方，从渭水河畔，黄土高原上兴起的一支名为周的古代民族，正集结诸侯们的力量围攻商王朝那岌岌可危的都城朝歌。 参考图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古代所创造的四大原生文明，几乎在同一时间点上遭受了来自高地民族的攻击，其中三个古文明在这场波及欧亚非大陆的攻击中渐渐凋零衰亡。疑惑也由此而来：为什么创造了高度文明、生活在社会相对发达地区的人类族群，无法抵挡落后的，甚至是「 ”野蛮”的高地族群的武力攻击呢？那些生活在高地区域的人类族群，又为何不约而同地向低地区域发动进攻呢？是何种巨变促使了这种现象的发生？3000年前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3000年前的欧亚大陆气候 密集降雨引发欧亚大范围的洪涝灾害 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生态学者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对生长在欧亚及美洲大陆的450棵树进行了年轮形状的考察和统计。（这些树的寿命从250年到3000年不等）。他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整个欧亚大陆及北非出现了最为频繁密集的降雨过程，在之后的几千年里，这一地区从未再次出现如此潮湿的状况。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在公元前1300年~前1000年之间，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商王朝所统辖的低海拔平原农耕区，正处于史上最为频繁的洪涝发生期。 公元前1300年后的降雨曲线 这一推断也得到了一些史料佐证，在中国商代时期，有多位国王带领整个部族多次迁徙移居，以避开洪水带来的灾害。单单以商一族为例，在最后一次定都殷（河南安阳附近）之前，商王朝的都城至少搬迁了5~7次。这里依据谭其骧先生统计的商王国七座都城遗址的位置，作者对它们的海拔高度及与最近山脉距离的数据进行了比对分析，从第四次迁都开始，商王国的都城海拔越来越高，距离山脉的位置也越来越近。这一时间段大致在公元前1500年~前1200年之间。 商朝7个都城的海拔及位置数据分析 在南亚印度河平原上，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变正在悄悄吞噬着这里的文明之光。考古学家证实，在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及强胡达罗的城市遗址上出现多次被大水淹过的痕迹。当时生活在印度河平原的达罗毗荼人开始往东向恒河流域迁徙，而留下的空白地带则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雅利安人占据。古印度文明的最后一个据点洛塔尔城（公元前1000年后消亡），位于今天印度最西的古吉拉特邦阿默达巴德市。值得注意的是：洛塔尔城的地理位置远离印度河及恒河流域，其城址附近没有较大的河流水系。这或许是该城能延续古印度文明到最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印度文明的最后据点在洛塔尔 1931年，德国考古学家施密特来对舒鲁帕克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深坑中，他发现了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它的上面则是厚厚的「 ”洪水堆积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无论是最早生活在这里的欧贝德人，还是更晚时期的亚述人，他们始终被洪灾反复折磨着。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奴隶大量逃亡，自由民纷纷破产，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当时的一份文书中记载：「 ”乌尔杜苦伽，其妻安扎布及其子女宁达达·尼努拉尼、乌尔苏马赫，以三分之二明那又三舍克勒银子（价格）甘愿出卖他们自己「 ””。这份文书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了当时自由民阶层生活环境的恶化，这或许与洪灾过后农业生产水平下降有着某种关联。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南部富足地区，始终被高地族群所觊觎。东北山区的库提人灭亡了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被东西两面高地的埃兰人和阿摩利人不断侵袭，古巴比伦王国被东部山地的加喜特人攻击，最后被来自北方的赫梯人所灭。在西亚，低地高地族群反复争夺平原农垦区的战斗从未停止，直到北部山地中的亚述人崛起，才暂时平息了这场无休止的战争。然而，从考古发掘出的材料上来看，每一次山地部族准备入侵时，低地农垦区往往都遭遇了特大洪汛。 四面都是高地的巴比伦尼亚 全球降温带来的另一种可能 布雷特·辛斯基在《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一书种曾这样谈到：「 ”在温暖期，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寒冷期，气候剧变引起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农民起义，国家分裂，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公元前1300年~前1000年左右，全球性的大面积降温不止影响了中国，它的负面效应同样也影响波及了欧亚非大陆上的其他三个原生文明。无论是古印度、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气温在那300年里都不像之前那么温暖了，而日趋寒冷的天气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作者将从两个方面谈一谈这个问题： 低温导致的粮食减产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曾这样记载：盘庚迁殷早期，安阳地区种植水稻在阳历的三月，但到了公元前1100年左右，水稻需要在四月份下种。低温不仅推迟了粮食的播种期，也延长了粮食的收获期。实际上，低温将致使农作物消耗更多的太阳能，种子的颗粒也缩小了。也可以这么说，低温导致了单位耕地的生产效率降低，整个社会的粮食产量减少。 关键帧位置是商朝晚期的气温情况 而粮食减少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社会矛盾加剧，埃及第19王朝（公元前1320~1200年）末期，埃及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在《哈里斯大纸草》中曾记录过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奴隶起义，「 ”他把整个大地变成了自己的附属物，人们参加他的队伍为的是抢夺别人的财物。他们对待神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神庙不作任何供奉”。从基本的社会秩序到宗教信仰，古埃及人在那一段时间的确面临着无比混乱的局面。也是因为这次内乱，埃及人退出了与赫梯人在西亚的争霸竞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埃及粮食储量减少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受当地气候恶化影响所导致的，这其中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作者会在下面的内容进行论述。 低温让牧场北界南移 其实低温对草场植被的覆蓋面积影响并不会特别大，但草原北界的冻土面积一定会随着降温而逐次增加，这是毋庸置疑的。低温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冻土融化时间变长，植被生长周期延缓，牲畜的食物摄取量部不足，牧业总产量降低。一些部族可能会把自己的牲畜和帐篷迁移到更温暖的南方，在这里，他们将遇到耕地的农民。 全球气温变化 正如我刚才所说，低温对畜牧业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因为牧民对土地的依附性不强，牧民社会是一个流动的集体，他们擅长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土地，他们更擅长放弃自己不需要的土地。低温最大的影响不在减少草原植被的覆蓋面积，而是加宽了农牧过渡带的面积。在低温的影响下，农耕社会将会放弃最北线的耕地，这里被过渡开垦的土地很快荒芜。而在这里的北方，曾是农牧民利益冲突的缓冲地带。缓冲地带的加宽，进一步促使牧业从农牧混合作业中分离出来，牧民们不可能指望曾经的草原南部还能生产少量的农产品来填补家用，他们对更南边的农耕区将会愈发地渴望和依赖。这是引发牧农两个社会冲突的一根导火索。 密集降水和低温侵袭共同引发的综合性问题 农耕社会的内部问题 密集降雨引发洪涝，低温时段延长又进一步减少了粮食产量。在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梅内普塔的碑文中我们发现了一段文字，大意如下：假设埃及人停止源源不断地向赫梯人输送粮食，亚细亚与尼罗河下游达成的关于中亚均势的协定将被打破。这一描述与赫梯国王泥板简书所载内容相互印证，赫梯人认为：如果埃及大型运输粮草的船只不再来到王国的港口，那赫梯人只能亡国。这两段文字记载至少说明，赫梯人控制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北部的确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实则，赫梯人向南方发起 ... 进攻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产粮基地，取得控制红海与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以此保障国内粮食及商品流通交换的稳定性。但在南下的过程中遭遇了亚述人、埃及人及南方巴比伦尼亚地区居民的激烈反抗。埃及人是避免这场全球降温降雨灾难的唯一幸运儿，她的农耕王国依赖尼罗河的三支支流为其输送水资源，主要的耕种区又受地中海气候及沙哈拉沙漠北部干旱副热带气候影响。她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并未在这次全球气候波动下受到较大的损失。 但西亚及北非的实际状况远比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复杂。埃及人在很早之前就染指西亚，并一度获得了这里的霸权。因此，她充足的粮食储备大多消耗在了对外战争之中。而这些战争都是因为更北方、深受粮食减产危害而不得已南下挑战埃及霸权的部族或帝国引起的。无休止的对外战争终于导致了最坏的结果：古埃及的君主放弃了神的身份而以神的代理者面目示人，君权地位下降。埃及新王国第20王朝的终结以神庙祭司篡夺了王位而告终。几百年后，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将轮番蹂躏这片土地。 古埃及人在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困境 在南亚及东亚，降温及密集降水引发的农耕社会内部问题与西亚北非的情况大体相同。但这里因为民族相对单一，还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国际秩序，大多是在一个文化体系下的内部纷争。这种纷争所表现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税收上。《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就是描述商朝末代国王纣在滥用征税的特权。如果抛开一些主观的看法对司马迁的叙述再深一步思索，我们或许能这样认为：尽管商朝的国王加重了税收力度（那个时期的中国实则还未形成完整税收的概念，在此仅引用原文加之陈述），但税收所获取的财富绝无可能只是为了满足纣一个人的欲望。这些财富的大部分仍然是用在为了维持商族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在众诸侯中的霸权地位。 在殷商迁都到安阳的早期，「 ”税收”的力度或许不大，未曾引起诸侯及自由民的不满，一方面与商族当时的富足有关，另一方面，与众诸侯在降温及发生洪涝之前的富足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当时黄河流域的农耕社会仍然具备能力来维持当前的秩序。但降温与密集降水之后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史料中记载当时是「 ”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甲骨文中也有大量关于「 ”众作籍”的卜辞，这里的众作籍就是指平民和奴隶的大量逃亡。除了劳动力逃亡外，商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摩擦也逐渐加剧，纣王率领诸侯联军与东夷的战争，大多与抢夺耕地有关。但赢得这场战争并未改善商族人的生存环境，纣王的霸主地位愈发被虚弱了。以至于「 ”殷之叛国，越来越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商王国衰落的原因归结到纣个人的暴虐施政行为上，作者认为：当时粮食产量降低严重威胁到了商族人及其联盟在黄河中下游的生存环境，为了维系这一联盟的开支已经无法得到适当的补充，从而导致了这一体系的最终瓦解。 商人的七次迁都，按谭其骧著作绘制 高地部族与低地部族矛盾的分析 在低温和密集降雨面前，农耕民族更害怕的是密集降雨，游牧民族则相反。低温使得农牧两种生产方式逐渐分离，牧民将完全依赖畜牧而生存。这种单一的生产模式是脆弱的，对周边农耕社会的依赖性也极强。这是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常常发生武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低温使得农耕区和放牧区的过渡带面积扩大了，农耕区的物资往往要花费更多的运输成本和存储成本才能运到游牧人的手中，这无疑加重了牧民们的生存负担，他们将不自觉地向南搬迁，直到最新农耕区的北线。 这实际上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民族大迁徙。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向印度旁遮普地区南下，亚述人、加喜特人、库提人、阿摩利人则纷纷往巴比伦尼亚的农耕区靠拢。甚至是赫梯人周边海上民族对其的进攻，也是因为亚细亚粮食不断减产，农耕区面积收缩而向它不自觉靠拢造成的。公元前1080年左右，中国的商族人就组织力量向太行山区的黎部及黄土高原西北各部发起主动的 ... 进攻，说明当时生活在中国高原地带的部族正在不断南下或东进，已经威胁到了中原农耕部族的生存。 结论 以上的这些历史现象表明：长期的降温是牧场面积萎缩，畜牧业产量降低的主要原因。这会驱动游牧民族南下寻找更温暖的草场。密集型降雨引发的洪灾则是低地农耕区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当然，持续的低温效益也不容忽视。这使得农耕区开始往高海拔地带迁徙，在这里会遇上高地人，从而展开对土地的争夺，而受低温的影响，农耕区还会向南方迁徙，这就加宽了农牧缓冲地带，诱使高低人往南迁徙，从而形成拉锯式的反复争夺态势。在这种彼此消耗过程中，那些原来就在高海拔地区的以农耕为主业的社会将会形成竞争优势，如西亚的亚述人及中国的周人。他们与游牧人的土地界限早已没有争议，洪水也不会对他们的耕地产生巨大的危害。使得他们能积攒足够的力量，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干预低地区域的局势。 尾声 经过3000年前左右的那场大范围降温及密集型降雨过后，全球又进入了一个适宜农耕的好时节。温度开始缓慢回升，洪水开始渐渐退却。从高地下来的农耕部族再一次控制了低地区的农业社会，而那些游牧部族则重新回到高地区域的草场上。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雅利安人，因为他们在印度河平原开创了自己新的文明。不过，无论是中国的周王朝，还是西亚的亚述帝国，他们对领土和臣民的统治力量都加强了，周王朝对外殖民扩张的范围同样不小于亚述帝国。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经过降温和洪水的磨炼，人类在地球上开创的早期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大多数文明开始相信社会自身的力量，开始从对自然的畏惧崇拜转为更加积极主动的探索与开发。埃及人开始不再对法老言听计从，周人不再像之前商族人那样遇事先占卜了。因为这次自然环境的改变，加速了生活在不同区域人类的交流，无论这种交流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至少让人类从多个角度重新认识了自己和这个世界。 而在此之后的不久，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共同熏陶下逐渐盛开怒放。印度河流域兴起了反婆罗门教的思潮，从而为佛教思想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这个世界的文明史添上了一道耀眼的光环。人类早期的文明时代渐行渐远，睿智且活泼的古典文明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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