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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某个学校的某个班级，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它的学生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两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么，应该可以称之为“天下第一班”吧？三次招考总数不到两百人，却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大多集中于第一班的四十人中。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如果某个学校的某个班级，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它的学生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两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么，应该可以称之为“天下第一班”吧？
这个班级，就是1897年10月（农历八月）开学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班。该班共有学生四十人。我的伯祖父杨树穀先生、祖父杨树达先生都在这四十人之内。
data-filtered="filtered" 杨树达
1954年9月2日，祖父在日记中写道：“科学社来书，欲去祭梁先生文，余主不去。以时务对中国有历史关系也。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心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科学社，即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当时该社准备出版祖父的新著《积微居小学述林》。祖父准备将三十年代曾刊于商务出版的《积微居文录》的一篇旧文《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收入，遭到科学社反对，回信申诉，未果。直到1986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积微居文钞》（与《积微翁回忆录》合刊）才将该文重新刊出。
该文撰于1929年2月15日，而梁任公于上月19日逝世。祖父在回忆录中写道：“今日任公师病逝于协和医院，中国学人凋零尽矣，痛哉！二十日大殓，赴广惠寺参加。”“（二月）十七日，广惠寺公祭，同学与者六人。”“（九月）八日，任公师出葬西山，余待殡于宣内大街，参与执绋，送至西直门始归。”这篇祭文显然是为2月17日在北平的时务学堂弟子于广惠寺公祭梁先生而写的。
梁启超
时务学堂的设立，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先声——1897年湖南维新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举措。梁任公1922年在长沙回忆说：“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先生（宝箴）。他是曾文正的门生，当代的大理学家，专讲宋学的古文，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陈伯严（名三立，号散原）先生也很喜欢赞助我们，而学台系江建霞（标）、徐仁铸，臬台系黄公度（遵宪），都是开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绅士则有熊秉三（希龄）、谭复生（嗣同）、皮鹿门（锡瑞）、欧阳瓣姜诸先生。熊、谭皆系青年，而有猛进精神，皮和欧阳都是老先生。”
湖南时务学堂从创办到停办，历时不到一年，只招考过三次。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次年（1898）3月，第二次招考，录取五十五人。闰三月，又录取九十八人。三次招考总数不到两百人，却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大多集中于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梁任公曾说：“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 ... 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
data-filtered="filtered" 熊希龄
我们先看看教师阵容：熊希龄为提调（校长），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西文总教习为李维恪，中文分教习有谭嗣同、唐才常等……
再看看这一班的学生：1897年秋以第一名考入的是李炳寰，1876年生，1900年参与领导时务学堂教师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反清起义，牺牲。唐才常的两个弟弟才质、才中都是第一班学生，也都参加了其兄发动的起义。才常、才中牺牲，才质幸免。第二名考入的是蔡艮寅，1882年生，他就是“再造民国”的蔡锷将军。1915年8月底，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该年年底，蔡松坡潜走云南，发动起义。说1900年自立军起义、1916年讨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心为之”，良有以也。此外，范源濂（字静生）是北洋 ... 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祖父杨树达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 ... 。
祖父在祭文中写道：
……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天祸中原，变起帷墙。清廷反汗，亿兆骇惶。仓皇违难，托足扶桑。言从我师，先后来航。拳乱欻兴，举国彷徨。九天将裂，大难孰当？投袂誓师，实惟浏阳。李田林蔡，先赴后僵。匹夫任重，爰有国殇。辛亥功成，斯是滥觞。爰暨丙辰，巨憝自王。松坡崛起，折彼鲸狼。温温范君，邦教是倡。民智之兴，厥绩煌煌……蔡范云殂，薄海所伤。如何不吊，复遘兹殃！士失厥宗，邦丧其良……
data-filtered="filtered" 谭嗣同
“天祸中原”八句指西太后发动政变捕 ... 维新党人。政变后，谭嗣同被捕就义，梁启超东渡日本。1899年，第一班蔡艮寅、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秦鼎彝、范源濂、李群、周宏业、唐才质、陈为璜等十一人东渡，追随老师，是为“言从我师，先后来航”。
“拳乱欻兴”八句指自立军反清起义，“浏阳”指唐才常，他是浏阳人。“李田林蔡”指时务学生在是役中蒙难的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四烈士，他们都是第一班学生。是役，东渡十一人中有八人牺牲。蔡锷逝于1916年末，范源濂逝于1927年末，另有一人至少在1922年前已经病逝，东渡十一人都死在了老师之前。多么悲壮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1929年初梁任公又逝世，所以说“蔡范云殂，薄海所伤；如何不吊，复遘兹殃”。祖父在回忆录中写道：“（1927年12月）廿五日，赴天津，吊范静生之丧，且唁旭东。旭东悲伤哽咽，余亦凄然泪下。静生为人公正，尽心教育，数十年如一日。数周前，余尚与晤谈，忽而有此，尤可痛悼！便访任公师，师面色苍白，令人忧虑。”
范旭东是范源濂的胞弟，1910年在日本京都，祖父与他曾同住在一家小旅馆。那时他就读于京都大学，学习化学，后来被誉为我国民族化学之父；曾设厂塘沽，聘侯德榜为总工程师，生产红三角牌纯碱，领先国际，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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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湘江评论》撰文说：“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时务学堂倒了。”但是，“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1922年9月1日下午4时，梁任公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讲堂演讲：
此回来湘，有一最新之感慨，即予在时务学堂时为二十五岁，今年恰五十岁，是半生之中心点，适在湖南。今岁又来湖南，殊为巧合，故予十分愉快。但又因此发生许多感慨。予在时务学堂日，一班四十人中，有十一人随我俱去……至今十一人中惟范静生一人，我不禁心生悲绪……我与湖南有最深之历史，自有最大之希望。今日得见诸君，正如二十五年前所见之时务学生，生气勃勃，大有希望。
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 ... 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余三人，一人后来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data-filtered="filtered" 蔡锷
在这次演讲中，梁先生说：“当时时务学堂学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礼，最少的是蔡艮寅（即松坡，就是今天葬于岳麓山之蔡锷）。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这里梁任公有误记。四十人中，年纪最小的不是蔡松坡，我祖父要比蔡小三岁。蔡与伯祖父都生于1882年；祖父生于1885年，当年虚岁十三。但梁先生只是说蔡锷是第一班最小的学生，后来吴其昌写《梁启超传》又说蔡锷是时务学堂最小的学生。
时务学生中，已知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代校长的方鼎英生于1888年，比蔡锷小六岁，但方大约不是第一班学生。二十几年前，编写《湖南省志·人物志》的黄斌老先生曾向我询及蔡锷是否时务学堂年纪最小学生，我将此事告知了他。祭文中的“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可以和“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相印证。祖父抗战时著《春秋大义述》，宣扬民族大义，主要就是阐发《公羊传》。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时务学堂和梁任公的讲授。
祖父一生与时务学堂有很大关系，特举其荦荦大者：1919年参与驱张，到北京 ... ，看到大学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著书治学，心生羡慕。次年，范源濂任教育总长，于是在8月底再游北京，想谋个教职，这一呆就是十七年。1924年春，范源濂新任北师大校长，适国文系主任章某辞职，范力劝祖父继任，祖父推辞不果，只得上任。
《积微翁回忆录》：“（1925年1月）与师大同人谒段祺瑞执政，请挽留范静生校长。时范以经费无着早辞职也。后随同人赴天津谒范君，请其复职。范君坚持不允。时任公师在津，余便往谒谈。”
1926年6月，又因梁任公的介绍，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至“七七事变”之后。1921年祖父与祖母的结合，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是女方介绍人。熊曾任财政总长，1913年任内阁 ... ，而祖母的父亲张训钦先生历任财政部库藏司长、财政部次长。他与熊希龄关系密切，熊去世后，曾尽力帮助熊夫人毛彦文维持香山慈幼院。而祖父与陈寅恪的友谊，也与时务学堂有莫大关系。1942年底写给陈的一首七律的颔联为“一别五年萦梦寐，辱知三世岂寻常？”后句的小注：“君先德中丞公甄录时务学堂诸生，先兄及余皆与其选；而校阅文字者，散原公也。”
2004年夏，我回长沙。某日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九十五岁高龄的陈云章老先生约请钟叔河先生（钟先生的父亲也是时务学生）、我父亲及我到他位于中山西路三贵街的府上做客。陈家院门朝东开，正对院门的西墙上，赫然耸立着一座“时务学堂碑坊”，嵌着的四块碑中，北边第一块上面刻有梁任公手书的“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字。
陈老先生说，1922年梁先生到长沙，到时务故址凭吊，回住地后写下这六个字，并请陪同的仇鳌等将此六字刊刻在建于时务故址的泰豫旅馆。后不知何故未果。抗战胜利后，作为实业家的陈先生用几担米换来梁先生的手书，又买下时务故址建住宅，前几年便建了这座碑坊。陈老先生的尊人是湖湘耆宿陈天倪先生，天倪老与祖父友善。自然，我们在碑坊前留影纪念。
在陈家客厅，钟叔河先生感叹说：“长沙之所以成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在于有多么辉煌的古代历史，而在于有多姿多彩的近现代史。可是现在到处都立有朱熹、张轼、辛弃疾的塑像，而像时务学堂这样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学堂却无人问津。我以为可以在湘江风光带上竖立一座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的雕像，蔡锷、范源濂及你的祖父等围坐在旁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发表过一篇探讨何以湖南近现代政治军事人才大量涌现的论文，因而深有同感。令人兴奋的是，当地 ... 似乎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近年中山西路上修了一座小小的时务学堂旧址的标志，兴汉门十字路口也修了一座蔡锷骑马舞刀的铜像，黄兴路步行街更是耸立着一尊黄克强的巨大雕像。至于梁任公讲学时务学堂的雕像，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吧。
回去的路上，钟先生在车上对我说，你不能光做学问，也应该写写你所知道别人却不一定清楚的那些往事。这是很有价值的。今天写下这些，也算对钟先生有了一点交待。（来源：《东方早报》，文/杨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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