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陶瓷 第二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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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陶瓷第二章上青铜文明的烙印商周时代，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并最终完成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福建地区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大量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构成了青铜时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陶色因火候关系，呈现深灰、浅灰、黑灰色，以黑灰色火候最高，叩之发出清脆的金属色。类似的装饰，也见于本省建瓯出土的西周青铜甬钟上，反映地方青铜与陶瓷工艺互相借鉴的共性特征。

福建陶瓷 第二章 上

　　　　　　　　　　　　　　　　　　青铜文明的烙印

　　商周时代，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并最终完成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福建地区

　　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大量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构成了青铜时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的陶器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因闽候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而命名。它广泛地分布于沿海丘陵和内陆山区，以水系划分有闽江、晋江、汀江和木兰溪流域，遗址数以千计，延及江西省的东北部，是福建地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文化类型之一。根据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碳十四 ... 测定，这一文化的鼎盛时期为距今3400－31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下限延续至西周早期。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遗址，位于闽候县鸿尾乡石佛头村，是一座孤立的小山丘，海拔高度约40米。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山顶逐渐削平，形成南北向倾斜的缓坡状阶地。遗存分布的坡顶和东西两侧山坡，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东南距闽候县城甘蔗镇14公里，北侧溪流通往闽江距离约４公里，东西两面为沼泽地，南部为低山丘陵。该遗址是1974年闽候鸿尾中学师生开辟操场时发现的，1974－1978年经福建省博物馆考古发掘，清理土坑墓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２００件，其中陶器１４５件。

　　一、 ... 工艺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制陶工艺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了解社会文化形态。

　　陶料工艺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以泥质灰色硬陶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红色细砂陶。其 ... 原料，选择可塑性很强的粘土，经过精心淘洗、拌水、揉制、陈腐和提炼。烧成温度高达1000℃以上，泥质硬陶胎骨呈灰白色，羼有少量细砂，质量坚实、细腻致密，吸水性较弱。陶色因火候关系，呈现深灰、浅灰、黑灰色，以黑灰色火候最高，叩之发出清脆的金属色。部分陶器胎骨内的矿物质发生氧分作用，器表带有光亮似釉的斑点，陶瓷工艺中称为爆汗釉斑，在器物的口沿、劲部习见。器表的呈色，普遍比较均匀，表明窑炉装烧气氛良好。

　　成型工艺

　　器坯的成型 ... 以轮制为主，少量小件器物或耳柄部件采用手工捏制或模制。从器物内壁的盘筑痕迹与器表轮旋痕迹观察，轮制工艺采用了泥条盘筑与陶车运动相结合的 ... 。陶车的转盘和轮轴组成，将泥条置于转盘上盘筑成型，借助陶轮转动的离心力，配合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造成需要的器形。根据器形的部位确定陶轮转动的快慢节奏。一般来说，器物的口沿和颈部等交接部位，速度较快，所以相关部位的轮旋痕迹特别密集而显明。由于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娴熟的工艺，所以器物的造型规范，转角出棱现象特别盛行。造型以圜底器和圈足器并重，也有少量平底器。常见品种有豆、杯、罐、壶等。

　　耳系、鋬把形式多样，应用普遍。耳系多为对称装置，一般用于杯的口腹之间，壶、罐的口肩之间或肩部。鋬、把多安装于罐、壶器的上半部，一般作宽带状，表面刮削成数道竖条状凹槽。部件施作因器而异，衔接恰到好处。

　　器座的设施构造巧妙。按其形状有浅喇叭形矮圈足，圆饼状平底座，须弥状圜凹底座，叠合式的大小圈足等。

　　器物的形状奇特新颖。不少器形采用二、三种器物的某一部分变换位置组合粘连构造，反映匠心独运的创新工艺。

　　典型器物形制特点。

　　觚形杯，长喇叭筒状杯身，实心细短柄，下接圆饼状底座。

　　深盘豆，子口深盘，凸棱竹节状实心柄，下接喇叭状底座。单鋬罐，直口微侈、短颈，鼓腹或稍折腹，平底或圜底，口沿与腹部间装置一宽带状鋬手。

　　壘形器，斂口侈沿，短颈、折肩，双鋬、深腹底接大小圈足。

　　侈口尊，高领折肩，深腹小平底，肩部安装对称双系。

　　杯口壶，口颈部似觚形杯身，丰肩扁鼓腹，圜底或圜凹底。

　　鬶形壶，形似杯口壶，但颈部较长偏于一侧，口、肩之间安装宽带状鋬。

　　甗形器，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作宽沿深盆式、底周箅承，下接折肩圜底釜。

　　鼓形器，身作腰鼓形，两端开口中空，器身上附兽形提梁，下接喇叭形实心座。

　　装饰工艺

　　应用拍印、刻划、锥刺、堆塑四种 ... 。

　　拍印纹样，除少量方格纹以下，一律为精致繁缛的各种变化雷纹，其形状为方形、菱形、勾连雷纹，线条或分粗细，印痕或有凹凸深浅，犹如浮雕般的刚劲深刻。一般拍印在器壁厚重、形体较大的盛贮容器罐、尊、豆、壶类的腹部和肩部。装饰工整，较少交错重叠现象。从两条交接组合迹象判断，可能使用长方形陶拍工具。

　　刻划装饰，线条纤细流畅，一般以单线、双线或三线刻划成几何形图案，以勾连回形多见，还有三角形、曲尺形、平行斜线等，一般为左右四方连续布局，或为上下二方连续构图，在杯的身部出现频率最高。

　　锥刺纹与刻划纹相间使用，一般在双线之间填充锥点纹，也有通体以锥点纹构成S形或回形图案。刻划与锥刺使用的都是尖锐的利器。

　　堆塑装饰。一种是把小泥条捏塑成S型、卷云纹堆贴于鋬、耳的两端与器体交接部位。另一种是把泥条捏塑成虎、龙、羊等动物形象，或作为器物把手或作为底座装饰，形体简练生动传神，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

　　二、陶器种类反映的时代风尚

　　商周时代，中原王朝的奴隶主贵族极力推崇礼治，礼的核心是保证奴隶主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为此他们垄断了青铜铸造业， ... 设立专门的工官以监督青铜器的生产，用于各种礼仪场合主要是祭祀和宴会中使用的青铜礼器成为大宗产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优美绝伦的青铜礼器，也熏染了各地的陶瓷作风。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中，仿青铜礼器造型和装饰占据较大的比重。觚形杯、壘形器、簋形器、甗形器、鼓形器等，在中原商周青铜器的品类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祖型。这种仿效，不是原来模式的全部生搬硬套，而是根据陶瓷工艺特点，参照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加以改造翻新，成为似是而非的奇特器形，形成独立发展的工艺体系。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上的各种变体雷纹装饰，也是中原商周青铜器上所盛行的。不过，青铜器的云雷纹，以连续的回旋状线条构成几何图案，回旋线条作圆形的称“云纹”，方形的称“雷纹”，多作为辅助性的地纹以衬托龙、凤等主题纹饰。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的雷纹，勾连成形，是陶器上的主题图案，没有使用辅助性的地纹；由于深刻流畅犹如浮雕，富于立体感。　　类似的装饰，也见于本省建瓯出土的西周青铜甬钟上，反映地方青铜与陶瓷工艺互相借鉴的共性特征。

　　中原青铜器中，往往以各种面目狰狞的动物构造或构图，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成为奴隶主统治压迫奴隶的权威象征。其中以龙、虎为题材的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一座男性墓葬中，已发现用贝壳摆放的龙、虎，出土于墓主的左右两侧。《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夔（龙）”。《山海经·西次四经》：“盂山……其兽多白狼、白虎。……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商代铜器中，殷墟早期的龙虎尊，殷墟晚期的人面龙身盉、虎食人卤，对神话传说的龙虎形象更加夸张，更加具有威力。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上的龙虎装饰，出现于杯器的耳把部位，虽然只使用简练的手法捏塑而成，但它们所显示出来大写意的抽象特征，仍然代表一种神秘的意识，“因为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

　　殷墟中期的四羊方尊，也是商周青铜器中一件以动物形象为装饰的杰作，尊的四肩及腹部设计为四只大卷角羊，细劲的羊腿附于尊的圈足。与具有神力的众多动物不同，羊是一种驯良的动物，因而形态比较安祥宁静，在当时经常被宰割后献上祭坛。《周礼·小司马》：“羊人掌羊牲。凡祭礼饰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诗·豳风》：“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朋酒斯饗，曰 ... 羔羊。”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的羊体，被安装在一件豆器的底座面上，是一只四肢卷屈匍匐的小羊羔，虽不如羊尊雕造大器，却也显得温驯尔雅。如果说中原青铜器反映的是泱泱大国的恢宏气魄的话，那么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装饰所能显示的则是僻地小国的玲珑风度。

　　商周时代的中原王朝，奴隶主贵族嗜酒成风，青铜器中的酒器盛行。

　　酿酒术的发明，远在殷商之前，人们学会熟食之后，残羹剩饭久置发酵，别生异味尝之觉醇，以后人们便有意识地酿酒佐餐。到了商代，出现由黍酿制的黄酒、由稻酿制的甜酒，用黑黍酿制的白酒等不同品类。与隆重祭典和多种酒类相配套，殷代文化遗址中的酒器之多，令人目不暇接。酿酒的壘，贮酒的壶，盛酒的尊，温酒的盉、斝，斟酒的觚、爵，不一而足，富者用铜制，贫者用陶制，阶段身份有别，嗜酒之风则同。商代晚期，殷帝纣王“修酒池肉林”作“长夜之饮”，可谓登峰造极。西周王朝立国之初，以殷纣酗酒为戒，作《尚书·酒诰》，但一再说明“越庶国饮，惟祀”，“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惟姑教之，有斯明享”。换言之，祭祀时不但仍可以喝酒，而且应该喝酒，因此青铜与陶瓷器皿中的酒器数量仍然是很可观的。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中，仿青铜礼器造型的各种器皿，多与饮酒相关联，其他造型的酒器种类也不在少数。这里包括用于酿酒的瓮、坛，体态高大的罐，用于盛贮酒水的壘形器、尊，用于斟酒的杯口壶、鬶形壶，用于酌饮的觚形杯、双耳杯、单鋬杯等。其中，仿青铜酒器觚造型的觚形杯，是每座墓葬主人必备的随葬品，最多的有８件。嗜酒流风所致，地僻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也毫无例外，祭礼和宾客场合上宴饮仪式使用大量酒器，构成了奴隶制礼治文化的一部分。

　　“礼非乐不履”，礼如果缺乏乐来配合，则将难以体现。青铜乐器使礼带上了文质彬彬的优雅格调，《礼记·乐记》：“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商周时期青铜乐器，常见钟、钲、铙、镈、铃之类的打击乐器。青铜鼓的实物传世者罕见，已知著录的两件，一是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双鸟鼍鼓，一是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的饕餮纹鼓，均铸造于商代晚期。形制为横置式，下连方座，上附纽系，雄浑厚重，鼓身类似近代的民间大鼓。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的陶制鼓形器，模拟青铜鼓造型，是一件精巧的小件明器，说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人们也曾经使用过鼓类的乐器。陶制的鼓，先秦典籍中称为“土鼓”。《礼祀·明堂位》：“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陶鼓起源于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商周时王宫专门设有掌土鼓的乐师，《周礼·春宫》：“籥章掌土鼓豳籥”，郑玄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面，可击也。豳籥，豳国之地竹豳。是说陶鼓与竹制的乐器配套使用。

　　《周礼·春宫》又云：“中春昼击土鼓，龡豳诗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

　　“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

　　孔颖达疏：“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郊特牲曰：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岁，十二月而合聚万物而索饗也”。

　　由这些记载的情形看，每年二月、八月的寒暑易节与十二月时，都要使用陶鼓等乐器进行击奏，祭祀掌管农事的神仙，祈祷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鼓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从中原引进《周礼》所记载的一套祭祀农神的礼仪制度。

　　《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之乐之，钟鼓云乎哉。”孔颖达疏：“玉帛皆行礼之物，云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在于安上治民。钟鼓，鼓乐之器也，云乐之所贵者贵其移风易俗，非谓贵此钟鼓铿锵而已”。礼器也好，乐器也罢，都是为推行礼治服务的工具。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的陶制礼乐之器，正是那个时代崇尚礼乐文化的生动写照。

　　第二节　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存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以外，由于时代或地域的差异，福建地区还发现其他类型的陶器遗存，它们或属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流派，或具较强的个性因素，共同构成了福建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轮廓。

　　一、白主段类型的陶器

　　白主段遗址，位于闽北光泽县崇仁乡六州村东部山丘，县境主干溪流大乾河的西岸，1983年在这里清理土坑墓５座，出土陶器21件。

　　陶器以泥质灰硬陶为主，泥质夹砂夹硬陶次之，还有少量泥质红软陶和夹砂红软陶。火候以泥质灰硬陶最高，质量坚硬，胎体是经过淘洗的细泥，有的夹少许细砂，器表多呈灰褐色。夹砂灰硬陶胎体羼杂少量粗砂，器表多呈灰黄色。

　　器表盛行拍印装饰，纹样有方格纹、勾连雷纹、曲折纹、细绳纹、篮纹、S形纹等。纹饰有单一的，也有组合的。后者如篮纹与方格纹，篮纹与S纹，弦纹与方格纹，细绳纹与弦纹等，往往在同一种器物上进行分别组合装饰。作风比较工整严谨，印痕或深或浅。

　　 ... 工艺以轮制为主，折肩出棱现象比较普遍。器物造型以圜底器多见，也有圈足器。典型器物有折肩尊、高领罐、单鋬罐、束腰甗形器、折口釜、鱼篓形罐等。

　　陶器器形，与江西东北部鹰潭商代晚期窑址出土的形制比较一致，同时与江西境内吴城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如折肩尊、高领罐、甗形器等在吴城遗址中也有发现。器物的工艺作风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技术水平相一致，年代也大体相当。

　　类似的遗存，在光泽县境内调查和清理的遗址或土坑墓葬，武夷山葫芦山遗址商周文化层堆积以及闽北其他古文化遗址中都有为数不等的发现，包含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因素，如觚形杯、杯口壶、节棱高柄豆、侈口尊等，形制与装饰都几近雷同，此类遗存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双鋬罐，也见于沿海地区福清东张遗址上层。

　　因此，以白主段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可能是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在闽北的分支类型，它受到江西境内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也通过武夷山脉向西部地区发生交流行为。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发现商代晚期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陶瓷器文物，经碳十四 ... 年代测定，年代为距今3440－2780，该墓属吴城文化的范畴。出土陶器中，见于报导的一件豆和一件壶，“豆，标本555，圈足，上部有凸棱四个，下底部为折棱座，通高14，口径20，足高11，底径１４.５厘米”，“壶，标本５２８，泥质黄软陶。敞口、高颈、折肩，斜弧腹内收，圜底、底圈足外撇。肩部有两个对称贯耳。颈下至圈足饰圈点纹五周，边额饰凹弦纹。通高13，口径9.7，足径7.5厘米”。这两种器形在以往的吴城遗址发掘中未见出土，不是吴城文化的典型器。而在福建光泽的浔江、虎形山等遗址有相同的发现，与闽江下游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典型器节棱高豆、杯口双系壶工艺一致，显然属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范畴，说明闽赣两地的青铜文化是互相影响渗透的。

　　二、杨山类型的陶器

　　杨山遗址，位于闽北光泽县城东北，大乾河东部山丘。1983年在这里清理石圹墓两座，出土陶器和原始瓷器共计18件。

　　陶器均是泥质羼以较多细砂的灰色硬陶，火候高，质量坚实，手触摸具粗糙感，轮制成型，圜凹底器和圈足器。器表拍印规整的席纹，有的席纹间加圈点纹，印痕深刻，风格疏朗大方。典型器物有盖罐、单鋬罐、筒形罐、甗形器、单耳缽、敛口碗等。原始瓷器，胎骨呈浅灰色，细泥羼细砂，质量坚硬，表面施以黄绿釉，聚釉厚处呈黄褐色，釉层薄且容易剥落，器形为使用快轮成型的敞口矮圈足碗。

　　敛口碗，与浙江义乌平畴墓出土的原始青瓷碗相似，其年代为西周晚期。单耳缽与江苏高淳土墩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其年代亦在西周晚期。单鋬罐、束腰折腹甗形器，由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同类器物演变而成。筒形罐与原始青瓷敞口碗，在本省闽北、闽西以及沿海地区的东周遗址中都有广泛的发现。

　　因此，杨山墓葬陶器的年代，约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它可能代表本省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以后的典型遗存，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江浙地区吴越青铜文化的因素。

　　三、浮山类型的陶器

　　浮山遗址位于闽南靖县浮山，类似遗存分布于福建南部的九龙江流域以及广东东部。其文化内涵有酱色釉陶、原始青瓷、灰色印纹硬陶、无栏石戈等，其年代约距今3000年左右。

　　浮山类型的陶器，胎呈灰色，质量坚硬，釉陶占相当比例，釉色为青绿、淡黄、酱色，釉层容易剥落。印纹硬陶的拍印装饰比较单纯，主要是浅显的竖条状篮纹，或有刻划的斜线三角形纹。大部分器物属轮制成型，器形较规整，主要有侈口折肩尊、葫芦罐、长颈壶、高足豆、高圈足杯、矮圈足碗等。圈足器常见，也有圜底器或平底器，形体比较修长。器物的折肩出棱，刻划的三角形装饰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工艺作风比较接近。但浮山陶器已出现平底器和釉陶，年代似晚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它是福建南部青铜时代的一种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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