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爱上江南，死在江南

今年是大唐王朝开国（公元618年）1400周年，在追忆大唐盛世之时，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遗忘了，618年也是隋炀帝杨广身亡之年。

1400年前，隋炀帝杨广在扬州江都宫的兵变中被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杨广也算是“死得其所”，他一生的事业发迹于江南，政治生涯中最伟大却也最具争议的功业大运河与江南关系万千重，天下大乱时自避于江南，最后又死于江南，求仁得仁，亦有何憾。

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下诏伐陈，任命刚满二十岁的杨广为隋军统帅，这也是杨广在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与江南发生联系，而伐陈的成功也成为了杨广一生最初的功业。

灭陈之初，隋文帝并没有让杨广镇守江南，而是让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但或许是上天注定杨广这一生必然与江南纠缠不尽，开皇十年（590年），江南豪族群起反隋，隋文帝改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压叛乱，总领淮河及长江以南四十四州军事。

在平叛中，隋帝国上层的主流舆情是铁血镇压，而杨广第一次显露出了他与所有其他帝国上层迥然有异的态度——怀柔江南。在杨广的招抚政策之下，17城不战而降，三百多叛乱的中坚分子归顺大隋。

从开皇十年（590年）任扬州总管开始，到开皇十九年（599年）离任回朝，杨广在江南一呆就是十年，正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了。

在这十年中，杨广愈加表现出他“亲江南”的政治态度。在当时的隋帝国上层中，对江南地区与当地士人普遍持轻视鄙夷的态度。我们都知道，隋帝国及之前的西魏北周的执政基础是都是所谓的“关陇军事集团”，这些奉行“关中本位主义”的关陇贵族非但不像东晋时那样将江南视作“衣冠南渡”的正统所在，反而视江南为“蛮夷之邦”，充满了胜利者的狂妄与优越感。甚至可以说，对于江南人氏而言，全国统一只是象征性的，关陇贵族官爵仍可代代相继，而江南士人却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隋朝中枢，江南豪族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南北关系更像是“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不对等关系。

对于江南人氏而言，杨广的出现无异于黑暗时代中的弥赛亚一般。何德章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从稿》一书中总结称，“在江南亡国士人看来，杨广在江都的总管府，实际上是一个保护他们利益的小朝廷”。

考虑到此时大隋朝廷弥漫着的“关中本位主义”，杨广可谓是江南在大隋帝国中的唯一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了。杨广本人算是“关陇军事集团”中的异类，他在江南呆久了，在文化上也被江南文化所强烈吸引，府中招揽了大量不得志于新朝的江南士人，“置王府学士至百人”。杨广还在江南大搞文化建设，大举修撰图书，俨然以江南文化保护者自居。

杨广为何如此热爱江南与江南文化？除了天生的志趣相投之外，杨广的妻子萧妃应该也起到很大作用。萧妃是著名的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天潢贵胄，一生与杨广琴瑟和谐，在文化素养与审美上对杨广的影响恐怕是要远远超过“枕边风”这个层面的。

一生与杨广琴瑟和谐的萧妃，《隋唐演义》剧照

胡戟先生在《隋炀帝的真相》一书中评价说，“得力于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工作，南方的形势终于稳定下来了”。

说到这里，我似乎正在塑造一个无心宫廷政治，一心倾慕江南文化的皇子形象。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杨广对江南的倾心经营，对江南士人的青睐，除了文化审美之外，其中也有用心很深的政治权谋，幕后更有大隋帝国夺嫡之争的大背景。

《隋炀帝的真相》一书认为，“追随杨广的的文人学士，名义上是以读书修撰为名聚拢起来的，而中国的儒生一向是有议政传统的，他们和晋王在一起，也研究政治，窥测形势，筹划着未来的宏图大业，这是雄心勃勃的晋王积蓄政治实力的方便形式”。胡戟先生甚至认为，杨广开启的开府养士之风，直接启示了他之后的李世民和李泰（参与夺嫡的李世民之子）。

杨广积蓄政治实力所为何？自然是为了和太子杨勇争夺储位，只是，杨广的争夺方式也有点另类，他不是在长安中央朝廷中和杨勇斗，而是远居江南的远距离争斗。

对于杨广而言，在江南展开夺嫡之争最大的好处是“进退自如”。杨广在扬州军中有一心腹叫郭衍，当郭衍从宇文述那里得知了杨广的“大志”后欣喜若狂，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郭衍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

简单说就是，如果杨广当上太子当然好，大家一起跟着回长安加官晋爵，如果夺嫡失败，杨广也可以仿效当年的南朝，和北方划江淮而治，做个江南半壁江山的皇帝。

郭衍的话显然很合杨广的心意，“王因召衍，阴共计议”，“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

说来也很有趣。当年陈朝的江南之地是由杨广带兵“统一”的，现在仅仅过去数年，杨广便又谋划“划江而治”，脱北方而自立，将刚刚统一的大隋帝国重新变成南北对峙的状态。

当然，当时杨广的“划江而治”之计并没有机会得到实践，因为他当上太子了。开皇二十年（600年）岁末，隋文帝废杨勇，改立杨广为皇太子。而杨广在此前后也结束了他在江南的十年经营，回到了长安。

公元604年，杨广即位，第二年（605年），杨广便坐在他的龙舟之上，行驶在他一生最泽被后世的功业——大运河上，出巡扬州，又一次回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江南。

大业六年（610年），杨广二下江南，出发前曾作诗“扬州旧处可淹留 ”。此时的大隋王朝，正值鼎盛，隋炀帝也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回到历史的情境当中，可以说，无论是修大运河还是二下江南，都在为当时大隋盛世增光添彩，说修大运河和下江南导致了亡国之祸，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出于各自的目的编排出来的。在那个时代，江南是大隋王朝的明珠，是隋炀帝的明珠，而大运河，则见证着大隋的南北一统。正如唐人皮日休所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同时，隋炀帝的二下江南，也是一种弥合南北之举，用他个人皇权的强力，尽力消除关陇集团对江南的那种鄙夷，以及增强南方人氏对大隋朝廷的认同感。

大隋王朝由盛转衰，直至覆灭，严格说来，这个责任的确要由隋炀帝个人来承担，但转折点却远不是什么下江南，而是隋炀帝近乎偏执的征辽。在天下高唱《无向辽东浪死歌》的歌声中，隋炀帝盛世之君的政治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隋炀帝游幸图

第一个起兵造反的是杨玄感。杨玄感和他已故的父亲杨素都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兵时也得到了关陇集团中很多人的参与，可见此时关陇集团已对杨广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准备弃子了。第一固然是杨广使用民力过甚，征辽不得人心；但第二个原因同样不得忽视，杨广重视江南，打击关陇世袭贵族的组合拳已经引发了关陇集团的极度不满，在关陇集团眼中，杨广就是本集团的“叛徒”，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必须清理门户了。

杨玄感只是关陇集团打倒杨广的第一张牌。杨玄感兵败之后，关陇集团并没有打算放弃，而李渊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关陇集团推出的第二张牌，可以说是王炸了。李渊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是关陇集团中血统最为高贵出身最为纯正的那几个人之一，李渊起兵之后，基本上也宣告了杨广作为关陇集团“弃子”的命运。

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启动了即位后的第三次下江南。这一次下江南，和前两次都不大一样了，前两次是“富贵还乡（心灵的家乡）”，是盛世巡游，是南北大一统的宣誓，是盛世大工程的“剪彩”，而这一次，是杨广在天下糜烂之后的逃避，不仅是生命安全意义上的逃避，也是一个曾有一匡天下壮志的君王在心灰意冷之后的心灵逃避。国势至此，他至少可以在江南找到一片心灵上的静土。在这片杨广最为依恋和熟悉的土地上，杨广可以暂时遗忘那些政治上的失意与恐惧。

但从政治上而言，杨广的逃避或许宣告他再无可能彻底平乱一统天下，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江南毕竟是杨广的发迹之地，那里有他熟悉的民众，有他熟悉的人脉，江南进取不足，但作为自保之地，杨广选择江南并非单纯只是政治失意者的“少年情怀”。

或者说，杨广在年轻时曾有夺嫡失败后“划江淮而治”的政治构想，当时虽然没有实践，但当杨广遇见生命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之后，他在潜意识中还是想回到江南，重新实践那个“划江淮而治”。杨广应该会这样认为，只有江南才是他真正所属之地，而作为大隋王朝的核心地带的关中是属于关陇集团那些叛徒的地方。

但让杨广没有想到的是，他想逃避，想据江南的半壁江山自保，但随他去江南的关陇人士却并不情愿。从政治上而言，随杨广去的江南的他们也从属于广义的“关陇集团”。当这些人得知自己的皇帝打算彻底离开关陇，在江南生根之后，他们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掉了自己的皇帝。

但没有多久，当背叛皇帝的宇文化及带兵北上，正值与李密诀战斗的关键时刻，被裹挟北上的江淮骁果们突然集体逃亡，导致了宇文化及的惨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江淮骁果们算是为自己的皇帝报了仇。

而杨广亦复何伤？他死在了江南，葬在了江南。唐人罗隐有诗云：“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要我说呢，这正是杨广，一个用生命去爱江南的人，命运给他最好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