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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吴大帝孙权曾被曹操赞叹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言下之意是孙权乃世之英杰，不过孙权也有在曹操手里吃瘪的时候。发生于215年的逍遥津之战，就是孙权一生也无法忘掉的惨败。此战东吴以10万兵力围攻曹魏的合肥城，结果被张辽以800骑兵击退。双方兵力悬殊果真有这么大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合肥是曹魏重镇，绝不可能只以800人镇守。事实上，曹操在西征汉中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东南方向的威胁，他留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在合
东吴大帝孙权曾被曹操赞叹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言下之意是孙权乃世之英杰，不过孙权也有在曹操手里吃瘪的时候。发生于215年的逍遥津之战，就是孙权一生也无法忘掉的惨败。此战东吴以10万兵力围攻曹魏的合肥城，结果被张辽以800骑兵击退。
双方兵力悬殊果真有这么大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合肥是曹魏重镇，绝不可能只以800人镇守。事实上，曹操在西征汉中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东南方向的威胁，他留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在合肥防遏东吴，总兵力约有7000人，这是防守重镇的基本兵力，不可能托大到800人守一座城。然而即便如此，曹孙双方兵力差距仍达1：14，张辽又是怎样做到以少胜多的呢？ 一、张辽的突骑战术 合肥之战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吴军围城，曹军主将张辽遵照曹操的指示，趁吴军主力还没有全部到达，率800精兵击败吴军中军主力，遏制住吴军攻势。
第二阶段是吴军攻城不克，军中还暴发了疫病，故而10天后撤兵，张辽于逍遥津再次突袭吴军中军，差点擒获孙权。合肥战役遂告结束。那么张辽致胜之因在于什么呢？ 首先，张辽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建安二十年的三月，曹操率主力进攻张鲁于汉中。
合肥方向曹军兵力空虚，故而采取守势。合肥是长江以北的战略重镇，孙权必定会乘虚来攻，故而曹操充分预估了形势，提前制定了「 ”张（辽）、李（典）将军出战，乐（进）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的策略。张辽充分贯彻了曹操的战役安排，先以迅猛突击打压吴军士气，继而针对吴军攻城乏术的特点凭城坚守，很好达到了以攻为守的效果。这是合肥之战胜利的首要原则。
其次，瘟疫击败了吴军。客观地讲，东吴军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孙权又亲自担任主帅，东吴名将倾巢而出，本不应打得如此狼狈。张辽对东吴的优势认识的也非常清楚，他并没有一直坚持与吴军死打硬拼，而是充分利用合肥城的防守条件，采取边打边拖的方式，消耗吴军的军力。再加上节令已暖，大规模传染病易于发作和传播。
吴军远道而来，人员大量聚集于城下，在当时极差的卫生条件下，终于爆发了瘟疫，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可以说，吴军10万大军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张辽取胜的关键所在。第三，张辽创造性地运用了骑兵冲突战术，在具体战斗环节占据了极大优势。三国时代基本的骑兵战术思想和具体实践已经开始萌芽，并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曹操击败蹋顿后，非常重视发展骑兵力量，「 ”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民中国，……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像「 ”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这种战斗场面，已经有别于秦汉时的骑射，发展为成熟的单骑冲突战术。张辽用来进行突击的800名士兵，很可能全是骑兵。三国时虽然没有成熟的马镫，但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高马鞍，这种装具可以保证骑士稳定地骑马作战。故而从技术层面看，张辽的800兵是有可能骑马作战的。
一些细节也支持了这种可能性。例如，《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载「 ”辽被甲持戟”，也就是说张辽手中只拿了一样武器。因为没有马镫，双手无法都解放出来拿武器，所以只能持一样武器。骑兵对步兵的战略优势，即使在马镫出现前，也是十分明显的。
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六韬》，对车兵、骑兵、步兵的战斗力对比进行过量化分析：「 ”一车当步卒四十人, 一骑当步卒四人,一车当六骑。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虽然只是个大概，也让我们从数量级层面看到了步骑兵的巨大差距。张辽的战术起到的效果是相当震撼的，张辽的部队冲击到孙权的附近，孙权被打的措手不及，大将徐盛赶来掩护，竟被曹军击伤，连手中长矛都丢的不知哪里去了。
孙权急忙后退到一座高冢上，张辽气势逼人，呼喝孙权下来决战。吴军被这种没见过的战术打蒙了，除了以长戟自守，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场激战从早上打到中午，吴军以优势兵力，居然无法围住张辽，任其来去自如。其士气果然遭到严重打击。
二、大意的孙权 那么孙权方面呢，在战役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并且全数被敌军利用。首先，东吴诸将分部统兵的特点，导致无法有效应对敌军突袭。由于孙氏以客军入主三吴等历史渊源，吴军一直持续沿用着诸将分部领兵的制度。诸大将都有自己的部兵，部兵的来源，一是长期作战中自己培养出来的正规军，二是属户僮仆选择的预备士兵。
由于长年征战需要倚重诸大将，孙吴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相反，还时不时地赐诸将以兵户作为奖赏。比如，周瑜、鲁肃所统之兵均数千人，鲁肃在荆州与关羽对峙时，麾下士众竟增至万余人。其余诸将，如吕蒙、徐盛、甘宁、凌统、陈武、蒋钦、贺齐等，所统兵力多少不等，大概在数百至三千人不等。合肥之战爆发时，诸将仍是各统其兵、分营部署。
所以，当张辽率军突袭至孙权的中军时，东吴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从兵力对比上来说，并非10万对800这么悬殊，而极有可能是800对数千。在第一次遭遇战中，吴军诸将只有徐盛、贺齐二人有出战记录，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张辽速战速退后，吴军诸将还没反应过来。逍遥津的第二次突击，曹、孙两军的兵力对比甚至已发生逆转。
据《三国志·吴书十·甘宁传》载：（孙权）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曹军合肥守军共7000人，出城追击的兵力至少不下半数，那么大概在3000至5000左右。甘宁、凌统随身兵力皆只数百，吕蒙、蒋钦的兵力不详其数，但从实际作战的场面看，徐、宋二将的士卒被打的溃退，吴军在数量上绝不会占优势。其次，孙权喜欢亲自上前线的习惯，帮了张辽的大忙。
孙坚、孙策父子都是锐于决战、轻于犯险的猛将，这个传统也延续到孙权身上。不管是射虎还是作战，孙权都习惯于直薄一线。吴军主力到达合肥城下后，孙权的指挥位置过于靠前，处于曹军的突击范围内。而张辽的策略正是靠突击吴军主帅打击其士气，所以他迅速出城突击，初步达成了战术效果。
此战后，吴将贺齐尖锐地指出：「 ”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愿以此为终身诫！”（《三国志·吴书十五·贺齐传》）。孙权吸取了教训，此后虽然仍然喜欢率军亲征，但再也没有发生被敌军冲至麾下的尴尬事件。第三，吴军营垒的防御功能有限，无法有效阻挡张辽的冲击。张辽先是击 ... 吴军二个将领，然后轻而易举地冲到孙权的麾盖之下。
孙权急忙退后才堪堪避开张辽。不喜欢巩固防守设施是吴军早期的通病，在孙权身上，这个作死的毛病更是明显。早在孙策未死时，孙权奉命征讨六县山贼，对设置「 ”围落”的事情满不在乎，结果山贼突袭而至，若不是猛将周泰舍死保护，孙权当时便被 ... 死。合肥之战，吴军攻城时间太短固然是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主观上由自恃兵多，不愿下功夫修筑垒。
正是吃了这个亏，吴军才长了记性，此后与曹军对阵，在防守上绝不敢大意。后来曹操率军出濡须攻吴，双方复战于合肥城下，吴军「 ”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三国志·吴书九·吕蒙传》），终于改变了阵地战总是被突防的作死传统。总而言之，战场决胜的因素和条件非常多，没有哪一个条件是决定性的。能不能打胜，最关键的在于将帅的谋划和临场发挥。
我们在赞叹张辽威震逍遥津的神话时，更应该从这场经典的战斗中看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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