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鹦鹉故事的佛教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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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但鹦鹉故事中所蕴含的佛教已融入了中土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一唐代鹦鹉故事的佛教色彩据文献记载，在唐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盛行驯养鹦鹉。二鹦鹉故事蕴含佛教色彩的原因唐代的鹦鹉故事蕴含着浓厚的佛教色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它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纵观唐代鹦鹉与佛教有关的故事，都与鹦鹉诵读佛经密切相关。鹦鹉因而成为佛教的安乐祥和的象征之一。

唐代鹦鹉故事的佛教因缘李 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摘 要：在唐代289年间，人与鹦鹉演绎了许多美丽凄楚的故事。其中，不少鹦鹉故事蕴含着浓厚的佛教色彩。究其原因，既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民众心理有关，也与鹦鹉自身的特性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但鹦鹉故事中所蕴含的佛教已融入了中土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对于了解唐代的社会及其宗教文化有一定的意义。关键词：唐代；鹦鹉；佛教；因缘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25—05唐人喜爱鹦鹉，并与鹦鹉演绎了许多美丽凄楚的故事。其中不少鹦鹉故事蕴含着浓厚的佛教色彩。唐代的鹦鹉故事与佛教有怎样的因缘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这又反映了唐代怎样的文化现象呢？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虽有人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很薄弱。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唐代社会及其宗教文化。一 唐代鹦鹉故事的佛教色彩据文献记载，在唐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盛行驯养鹦鹉。因而留下了很多美丽的鹦鹉故事。其中，较为典型的当数唐玄宗 “雪衣女”的故事。史载：“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从其饮喙飞鸣，然亦不离屏帷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日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逐命塟于苑中，为立塚，呼为‘鹦鹉塚’。”[1] （P42－43）《多心经》又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佛教经典，其宗旨是用般若观察宇宙万物皆空而悟出成佛的道理。在唐代，较受人欢迎。如《广异记·王琦》载：“……永泰中，（王琦）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2]（P27）在唐人看来，诵读此经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鹦鹉为躲避灾难也诵读此经，并日夜不息，大有昄依佛教，获得解脱的韵味。显然，这个故事蕴含着一定的佛教思想。“雪衣女”的故事及其佛教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代。如在内蒙赤峰市辽代贵族墓地壁画中，发现了以此故事为蓝本的“杨贵妃教鹦鹉图”。并且，画的旁边还题有诗文：“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鹦鹉事相同》载：“唐武后畜一白鹦鹉，名雪衣，性灵慧，能诵《心经》。厚爱之，贮以金丝笼，不离左右。一日戏曰：‘能作偈求解脱，当放出笼。’雪衣若喜悦状，须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颓衿，别来陇树岁时深。开笼若放雪衣女，常念南无观世音。’后喜，即为启笼。居数日，立化于玉球纽上。后悲动，以紫檀做棺，葬于后苑。”据《庐浦笔记》载，《心经》即《多心经》[3]。从情节和内容来判断，这个故事应由“雪衣女”的故事演化而来。只是，武后的鹦鹉与玄宗的鹦鹉相比，不仅能诵佛经，而且具有了佛教的思想和观念。可见，“雪衣女”的故事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后人赋予了更加强烈的佛学韵味。如果说“雪衣女”的故事只蕴含一定的佛教因素，那么唐人李蘩渊在《圣渠庐》中讲述的鹦鹉故事与佛教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故事中的鹦鹉不再是只平凡的鸟，俨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史载：“东都有人养鹦鹉，以其慧甚，施于僧。僧教之，能诵经。往往架上不言不动。问其故。对曰：‘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4]（卷422 鸟部 四） 显然，这个故事的佛教色彩更加浓厚，佛教启示意义更加强烈。鹦鹉先是虔诚修道的佛教徒，后成了菩萨示化的神迹，成为时人修佛向道而获得解脱超拔的典型。在唐代，有不少类似的故事。如，《法苑珠林》《酉阳杂俎》《全唐文》《渊鉴类函》等史料中均有记载。在上述故事中，鹦鹉被唐人赋予了更多的神奇与灵性，也赋予了更加浓厚的佛教色彩。至于其原因，留给后人更多的遐想与思考空间。二 鹦鹉故事蕴含佛教色彩的原因唐代的鹦鹉故事蕴含着浓厚的佛教色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它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佛法兴盛的时代，帝王将相、平民百姓、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樵夫渔夫多对佛教崇信有加。佛教的思想、观念成为他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整个社会被一层浓郁的佛教色彩所笼罩。于是，唐人就有了一种佛教的视野。他们常用佛教的视角和眼光看待世界，看待周围的事物。在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在这一浓郁的佛教氛围中，一切事物与佛教产生联系便有了可能。因此，当时所发生的故事自觉不自觉的就被带上佛教色彩。鹦鹉故事就是如此。其二，它与鹦鹉本身的特性有关。纵观唐代鹦鹉与佛教有关的故事，都与鹦鹉诵读佛经密切相关。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五载：“孔雀为经，鹦鹉语偈”。显然，这与鹦鹉“能作人言”有关。其实，鹦鹉不仅能言，还能巧言。元稹诗“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5]（P117）；白居易诗“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栏何年出得身”[6]（P313）都是对其由衷的赞美。鹦鹉不仅巧言，而且声音庄严端洁，这是蝉之燥鸣、乌鸦之啼叫、猛禽之吼叫所无与伦比的。其声音的祥和优美与佛教音乐的典雅庄重有相近之处。鹦鹉因而成为佛教的安乐祥和的象征之一。隋代高僧智顺圆寂之前，自见“鹦鹉孔雀，累百来集”，念佛念法，作微妙音，因而感念：“此必净土化主，示其先应以资我。”这是净土宗的“净土信仰”。此外，在佛教中，鹦鹉也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法苑珠林》载：“如龙、骥、麟、凤、孔雀、鹦鹉、……为人所贵，情希爱乐。如猕猴、豺、狼……，人所恶见，不喜闻音。”[7]（P216）其实，鹦鹉不仅“能习人言”，其巧慧也“非凡鸟所及”。也就是说鹦鹉还具有智慧的特征。此特征可能与佛教的“慧根”有关。因为，佛教中有“慧学”，即“智慧之学”。指由修行佛理所生的辨别现象，判定是非善恶以达到解脱的认识能力和境界。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鹦鹉就具备这些能力。它不仅能诵佛经，而且对佛教的宗旨、戒律有所领会。不仅自言：“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还一心向佛，恪守六禁，非时不食。此外，鹦鹉火化之后，还屡屡见到舍利子。按佛经所说，这是由于它得到“佛慧”的缘故。姿雅性慧，音质端庄优美，鹦鹉的这些特征给唐人留下了美好形象。而正是这些美好伟大的形象为其与佛教发生“关系”提供了可能。其三，它受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唐代，译经事业达到巅峰，共译佛典372部，2159卷。众多的佛经通过各个宗派深入到民间传播。此外，一些寺院还利用多种手段结合着故事进行传教。这样，就使来自印度的佛经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土的故事就带有明显的受印度佛经故事影响的痕迹。唐代的鹦鹉故事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其受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在印度的佛经故事中，鹦鹉是只神鸟。并且，往往以佛的过去世出现。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菩萨曾数度转化成鹦鹉的记载。《六度集经》卷四《鹦鹉王本生》：“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尊。时当死，死不犯十恶。慈心教化，六度为首……佛告诸比丘，时鹦鹉王者，吾身也，人王者，调达是也。” 故事的佛教思想观念影响到了唐代的很多鹦鹉故事。史载：“唐，则天后梦一鹦鹉，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使狄人杰曰：‘鹉者，陛下也；两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翼全也。’……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8]（P117）可见，在当时君臣看来，鹦鹉乃是武氏的化身。这显然受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因为，武则天在改唐为周的过程中，曾伪造《大云经》，利用佛教，称自己是“米勒佛”。《大云经》：“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释氏以人士为阎浮提）王。”[9]（P6469）而在印度的佛教故事中，鹦鹉曾是佛的过去身。武则天能够有此梦，或此梦的特殊寓意应与此种思想观念有关。（二）唐代的很多鹦鹉故事都能从印度民间故事集中或从佛经中找到原型。《佛本生故事?达罗本生》载：“菩萨投胎转化为鹦鹉，名叫达罗，它的弟弟叫波特巴德。兄弟俩被婆罗门收养。一天，婆罗门外出经商，让它们监视他的妻子。婆罗门走后，妻子便放荡不轨。弟弟看不过去，劝她却被诱 ... 。达罗明哲保身，等到婆罗门回来，告诉他一切情况后离去。”[10]（P251）在唐代，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元稹《有鸟》载“有鸟名鹦鹉，养在雕笼解人语。主人曾问私所问，因说妖姬暗欺主。主人方惑翻见疑。趁归陇底双翅垂。……君不见隋朝陇头姥，娇养双鹦嘱新妇，一鹦曾说妇无义，悍妇 ... 鹦欺主母；一鹦闭口不复言，母问不信何太久？鹦言悍妇 ... 鹦由，母为逐之乡里丑。当时主母信尔言，顾尔微禽命何有？今之主人翻尔疑，何事陇中漫开口？”[11]（P294-295）可见，这两则鹦鹉故事的情节是相同的，只是主角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已。后者应受前者影响，甚至由此改编，至少受其诱发。《开元天宝轶事》载，长安有民杨崇义，其妻刘氏与邻人李弇私通，逐殁崇义，埋枯井中。其妻经府陈词。官吏日追捕贼不得后，县官在崇义家检校。其架上鹦鹉忽励声曰：“殁崇义者，李弇也。”逐捕抚法。 [12]（P71）此故事中，鹦鹉能够举报案情，这使我们联想到《佛本生经》中《大隧道本生》里的鹦鹉。它能够为智者（菩萨）刺探情报。举报案情与刺探情报二者在选题、内容上有相通之处。显然，上述的鹦鹉故事或在选题或在内容或在情节等方面都与印度的鹦鹉故事极其相近。可见，受印度鹦鹉故事的影响颇深。（三）鹦鹉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实物方面。在唐代，一些鹦鹉直接来自印度。既有官方的朝贡也有民间的往来。这些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旧唐书》卷一九八载：“八年，南天竺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至于此能言鹦鹉能否记诵佛经，《旧唐书》没有提到。但来自西方的鹦鹉能背诵佛经，在唐人的诗文中却有所体现。如韦皋在《西川鹦鹉舍利塔记》中写道：“闻西方有珍禽，群嘻和鸣，演唱法音。此鸟名载梵经，智殊常类，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 [13] （P4631）这句话出自一则神奇的鹦鹉故事：河东裴氏养了一只一心向佛，恪守六禁，非时不食的鹦鹉。鹦鹉将死之时，十念“阿弥陀佛”而亡。火化之后，“果有舍利十余粒”。据推测，这里的“西方”应指印度。韦皋的观点道出了唐代很多人对来自印度的鹦鹉与佛教密切关系的普遍看法。也是唐代鹦鹉故事受印度鹦鹉故事影响的最佳例证。既有从印度传来的故事，又有从印度传来的实物，唐代的鹦鹉故事便有了与佛教发生“关系”的坚强基石。有此牢固的基石，再加上唐人的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及鹦鹉本身的一些特性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一个个鲜活的鹦鹉故事便应运而生了。但，这些鹦鹉故事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文化积淀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三 鹦鹉故事与唐代的宗教文化从印度佛经中的主角发展成唐代文士笔下的主角，鹦鹉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是主角，却各有千秋；同是以佛教为体裁的故事，却又不尽相同。其中所反映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唐代，佛教已经走完了其中国化的历程。不再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它渗透了更多的中土传统文化的因素。历史学家贾二强指出：“隋唐之世，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佛法大为光明的时期，佛教终于从佛祖的故乡脱胎而出，实现了中国化的改造……然而，此时佛教中国化的最突出标志无过于民间信仰对佛教的渗透和影响，这种渗透和影响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何为本来佛教，何为中国民间固有的信仰都难以区别了。”[13]（P144）佛教的这些转变在唐代的鹦鹉故事中体现的教为明显。据《太平广记》载：陇右百姓刘潜，家养了一只鹦鹉。鹦鹉每天都和刘潜的女儿讲话。鹦鹉每念佛经时，刘潜的女儿一定要焚香，有时念错了，也一定指出来。一天，鹦鹉对她说：“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刘潜女问其原因，鹦鹉回答：“尔本与我身同，偶讬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 [15]（卷P3770）鹦鹉被放飞，三天后，女儿无故死去，并化作一只白鹦鹉飞走了。 唐代文化的多元化在故事中体现的较为明显。首先，此故事有很明显的佛教文化的印迹。这不仅体现在鹦鹉诵读佛经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的“前世、今生、来世”的“三世轮回转化的观念”已在民间产生了影响。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故事中也深有体现。如儒道两家的“人的生死是天道自然的”观念。《论语》记子夏的话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庄子?大宗师》也说：“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再次，当时的民众信仰在故事中也有所体现。在“万物有灵”的左右下，人们相信鹦鹉的灵性，使其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并在人类世界之外又幻想了另一个神灵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种神秘的法力无边的力量主宰着人间的一切。这就是相信“命中注定”的“宿命论”。民众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实质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鹦鹉能诵读佛经的现象及佛教的“三世轮回转化”的思想与中土人们所固有的“万物有灵” 和“一切命中注定”的观念所形成的现象曲折地移植到想象的世界的一种反映。民众的信仰，常常反映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心态中的核心，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在科学技术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有着较深厚的迷信色彩，只是受佛教的影响，迷信与佛教混杂了。众所周知，一个时期的文化，常常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是民族心态的写照。但作为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是当时社会风貌，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唐代的鹦鹉故事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浓厚的佛教文化中渗透了很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甚至是民间信仰的成分。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当时人们信仰的多元化。他们既相信神灵又相信命运，同时又以儒教为经邦济世的主导，以道教为修身养性的手段，以佛教为安抚心灵的措施。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原因：在唐代，已形成了三教合流的社会气氛，士大夫阶层兼习三教或二教兼习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们热衷于僧道交游，而僧人、道士结交儒者、朝廷官吏，熟悉儒家学说的也大有人在。这种儒道或是儒释或是儒道释多种身份的合一，使得他们精神生活中呈现多元信仰的特色。士大夫阶层信仰的多元化形成了“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认识。如唐代名僧神清在《北山录》中有：“三教各运当时之器，相资为美”的记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带有很深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成分。此外，那些兼习三教或二教兼习，左右逢源、左右皆通的文士们，由于受儒道释三教的教育和熏陶，其思想和精神的产品呈现出三教的色彩。基于这些原因，鹦鹉故事表现为浓厚的佛教文化中渗透了很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甚至是民间信仰的因素就不足为奇了。大唐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衍生了很多美丽的传说与故事。鹦鹉故事只是其中一种，但却是较为典型的一种。其典型性不在于它的主角是人与鸟，也不在于它多么丰富、曲折和感人，而在于它的浓厚佛教色彩，更在于其浓厚的佛学色彩中渗透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及民众信仰的成分，这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同时也是那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精神生活、民间信仰、宗教文化的真实写照。它既反映了唐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又反映了唐代民众信仰的复杂多样，更反映了唐代儒道释三教融合的现象及佛教中土化、世俗化的历程。参考文献：[1]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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