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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传统的历史框架，黄帝之前是「”三皇”时代，黄帝之后，进入「”五帝”时代，即「”三皇五帝”框架。随着民国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现代历史框架。此框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起点。经过推算，黄帝距现代大约5000年，然后就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上下五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他委派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专程赴黄帝陵致祭。祭词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按传统的历史框架，黄帝之前是「 ”三皇”时代，黄帝之后，进入「 ”五帝”时代，即「 ”三皇五帝”框架。 随着民国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现代历史框架。此框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起点。经过推算，黄帝距现代大约5000年，然后就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上下五千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他委派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专程赴黄帝陵致祭。祭词说：「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这样，这个以黄帝为起点的历史新框架，便成为民国一朝的官方正史，是经过孙大总统钦定的。就这样以讹传讹，贻害至今。人人皆知中华文明五千年，将近乎胡扯的东西奉若经典。 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起点，显然是中国历史的亵渎，因为此前，还有一个漫长的三皇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简单地缩短了中国历史世间的问题，而是把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给删掉了。三皇时代，恰恰是中国起源的时代，也是中国文明保持最纯粹、纯洁的时代。 显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起点的做法，是受到《史记》、《大戴礼记》的书的影响。《史记》的开篇，《大戴礼记》的帝系篇就是从黄帝写起，但这决不意味着，司马迁和大戴将中国历史的起点定在黄帝时代。 中国文明的起点是远比黄帝早的伏羲时代，伏羲时代的主要成果就是易经的出现，即所谓的伏羲画卦。易经就成为中国文明出现的最重要的证据，这是无论如何也抹 ... 不了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及了这一点。只是，对黄帝之前的历史，除了一部易经外，留下来的记录太少。即便是关于黄帝的记录，也是不可靠的，司马迁尽量做了筛选。 民国时期之所以抛弃「 ”三皇五帝”的传统历史框架，搞出一个以黄帝为起点的新框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受西方历史观的影响、误导，尤其是历史纪年方式的影响。第二是当时的政治需求、革命需求。 基督教的历史将耶稣当成历史的起点，同时以耶稣的出生年份为历史的起点，然后用直线累加的方式纪年。 于是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模仿西方，认定中国的历史起源于某个具体的人物，也以他的出身年份为起点，搞直线累加的纪年。选来选去，发现用黄帝替代耶稣，当中国历史的起点比较合适。而且黄帝比耶稣古老的多，这样还可以彰显中国历史的悠久。正如孙中山说的：「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甲午海战惨败给日本后，中国举国求变，而且榜样是日本。开始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反对清 ... 有目标的革命开始成为主流。与是革命党人就有意识地，构造一套区别于官方的历史构架，形成新的凝聚力。于是就提出了「 ”黄炎子孙”说，将黄帝认定为中国的最初祖宗，所有的中国人在血统上都是一家人，而西方蛮夷和清廷满族则都不属于这个大家庭。孙中山的「 ”驱除鞑虏”，就是包括西方蛮夷和清廷满族着两者的。 尽管，在黄帝为起点的历史框架中，中国的历史依然比欧美为长，但是，就中国历史本身而言，却是割裂历史的、压缩历史的，因为把黄帝之前的那一段抹掉了。 而且，在以「 ”脱中入西”式的新文化的影响下，民国的学者们对中国历史的否定愈发严重，干脆冒出了一个所谓的学派，专以否定中国历史为能事，就是以顾颉刚以首的「 ”古史辨”派。他们不仅否定了以黄帝为首的「 ”五帝”史，而且认为「 ”三代”史也不全为真。顾颉刚考证说，作为夏朝始祖的大禹本来是一条虫。 随着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民国的学者们，开始更信考古资料，而不信传统文献。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考古资料是从地下挖出的古代实物遗存，作为证据，似乎更客观、直接。二是更重要的，考古学是欧美搞出来的，是西学，民国后，中国学术是「 ”脱中入西”的。 但是，考古学对中国历史框架的影响是戏剧性的。最开始，由于出土的考古资料非常少，于是学者们，就说中国历史很短，古代的历史都是瞎编，而且是「 ”层累”式的瞎编（顾颉刚）。但是，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学者们也「 ”与时俱进”地将中国的「 ”信史”逐渐往古代延伸。 通过研读甲骨文材料，王国维发现，甲骨文中所存在的对商王世系的记录，与司马迁在《殷本纪》的记录高度一致。这样考古学就可以证实，司马迁对商朝的记录是可信的。既然《殷本纪》可信，就没有理由认为《夏本纪》不可信。 最戏剧的一幕当在彩陶考古上。上个世纪20年代，瑞典业余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的仰韶发现了4、5千年前彩陶。后来使用这种彩陶的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吃惊地发现，中国仰韶的彩陶，与西亚古两河一带所出土的在风格上高度一致。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安特生在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想当然的判断，中国文明是从古两河传过来的。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但是，随着考古发掘的继续深入，中国境内出土的大量的彩陶，其中最古老的来自甘肃大地湾遗址，在7、8千年前发掘时间是1979年，基本与古两河地区最古老的彩陶相当。因此，长期以来，西亚和中国彩陶，谁先谁后，就很难准确判断。 然而，中国考古学再传捷报，就在上个月，义务桥头遗址发布消息说，这里挖出的彩陶比大地湾更早，时间在9000年左右，这样彩陶的起源地就是中国。 不仅如此，彩陶是在陶器的基础发展出来的。如果此前彩陶的起源地尚有争议，但是，陶器的起源地只能是中国，因为中国所出土的陶器、陶片远比其他地方的都古老的多。最早的陶片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比西亚地区早10000多年。没错是10000多年。 有一点，安特生是正确的，彩陶在纹饰上的高度一致，显示古中国和古西亚之间，在5000多年前存在文明交流。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这种远古时期中西文明的证据越来越丰富。有学者单纯基于彩陶资料，提出了「 ”彩陶之路”说。 总之，业已丰富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补充司马迁对三皇五帝时期资料缺失的遗憾，不仅可以而证实和丰富五帝史，而且还可以恢复三皇史。 仔细研究中国以及西亚等地的考古资料，再结合中国的传统文献，可以清晰呈现中国上古史，证明「 ”三皇五帝”的框架是正确的。 首先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三皇五帝，中的皇和帝，都是文化意义上的，时代意义上的，指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譬如神农氏，显然就是指农业时代、农业文化。即便真的有一个叫神农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个人。 尽管黄帝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但的确是一个崭新阶段的开端。以黄帝为界，中国历史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在前黄帝阶段，中国文明是独立存在，没有遭遇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此时的中国文明最纯粹、纯洁。 在后黄帝阶段，中国文明开始周期性地遭遇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影响，开始出现周期性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西方文明的要素开始传入中国，被中国文化所吸收，直至当下。在这种中西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文明要素也随之出现，包括战争、 ... 、法律、新形态的宗教等等。 同时，在中国周期性地吸收西方文明要素的过程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和本位的，西方文明要素仅仅在技术、工具意义上存在。可以用洋务运动时所提出的原则概括这一点：「 ”中体西用”。 「 ”中体西用”是后黄帝时代，中国历史的历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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