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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表达对父皇的哀思，汉明帝决定把元会仪搬到光武帝的陵墓原陵处举行。那时的大朝会突出以皇权为中心，皇帝坐北朝南，而祭祀先帝陵寝的方位制度为坐西朝东。这是历史上帝王陵寝制度的又一变。>>明初朱元璋开始对唐宋陵寝制度作了改革，先试用于皇陵建设，后在孝陵建设中正式确立。明孝陵最外边的一圈城墙就相当于明皇陵的土
明孝陵最大的特点是，它改变了唐宋帝陵方上、陵台、方垣、上下宫制度和十字轴线的陵墓布局，开创了陵寝主体建筑平面呈“前方后圆”和诸陵合用一条神道的基本格局，深深影响了此后明清帝陵建设规制500多年的历史中国传统丧葬的主要形式是土葬，即将死人放入棺材里，然后再埋到土穴中。所埋之处称为“墓”或“茔”，即“葬而无坟谓之墓”；而在埋棺之处上面堆土成丘的，叫“坟”或“冢”，即“土之高者曰坟”（郑玄注：《礼记·檀弓上》）。由此而言，墓地的“墓”原本应该是平坦的，而“坟”才是高隆出来的，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区别。相对而言，墓之周围就叫做“兆域”。> > 其实这些都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的，对于帝王来说，那就有着特别的讲究。“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即说帝王之墓在秦时称为“山”，汉朝时称为“陵”，由此“山陵”后来成为帝王之墓的专门代称。有所谓“山陵崩”“驾崩”，即为国君、天子死了。“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真是到了家，不仅活着时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平等，就连死了还得讲究三六九等。这种有着特别讲究的等级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君主专制主义的一步步强化而愈发壁垒森严。> > 普通人即庶人，在统治者的眼里就是“小人”，“小人”死了就埋了，大不了搞个小土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坟。帝王可不同，他是人间最大的“大人”，一般有两种葬法，一是以山代坟，即在半山腰南麓开凿墓穴，然后隆重地下葬死了的帝王；二是垄土为坟，即在平地上挖好墓穴，再葬天子。按照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人死了，什么都空了，大不了在每年一定的时节祭奠祭奠死者，有钱的人家多烧些纸钱，甚至烧些黄金、白银和“小姐”。烧完了，祭祀活动也进行得差不多了。不过最近几年南方地区的某些“人民公仆”和富商们在祭祀死者的同时，往往挥金如土，大造阴宅，且越造越豪华，大概是在告诉世人：他们地位之不同、身份之特殊，就像古代帝王一般。其实历史上作为人间最大的“大人物”——帝王死后的丧葬与祭祀还有着许多的特别之处，或言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制，且处于不断升级之势。> >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大约到秦汉时代才确立下来，东汉大学者蔡邕曾记载道：“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汉朝正史也说：“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 > 这里边大致是讲，按照“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仪，根据皇帝生前居住的宫城“前朝后寝”之规制，最先人们将纪念与祭祀死去了的皇帝之庙与寝都建造在都城范围内，但皇帝的坟墓即所谓的“山陵”却是建在外边——阴阳有别。庙里是放死者画像一类，即所谓“藏主”，序列昭穆，按照死者辈分排序，以便后人四时祭祀；寝里是放置衣冠、几杖等死者生前用品，目的也是为了便于祭祀。皇帝生前的工作与生活“区划”为“前朝后寝”，即处理国家政事、举行大典在前面朝堂上，退朝了、下班了回到后堂，即人们常说的皇帝与后妃们游龙戏凤的地方。那么皇帝死了，祭祀他老人家的“庙寝”如何规制？以“庙”对应“朝”，以“寝”对应“寝”（活着时休息之处）。由此说来，秦汉之际都城中祭祀皇帝的至少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里边放着皇帝家列祖列宗牌位的“庙”，一个放着皇帝生前遗物的“寝”。这样的庙寝制度大约在秦始皇时有了一次“变革”：庙依然留在都城里，而寝被迁到了皇帝陵墓的边上。如此规制一旦定下，就一直沿袭到了明清。如今我们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北京，都知道明清太庙就在城里头，而祭祀、马皇后或明清诸帝后的享殿即寝却一开始就建在城外帝陵陵园内。> > 自寝被迁出都城，与皇帝陵做伴后，“陵寝”则更多地被人所连称。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大体确立的秦汉时代，皇帝陵寝有两大显著特点：> > 第一，陵墓呈方形覆斗式，即上面小下面大的方锥体，更确切地说是平顶方形，如被截去顶部似地，人们简称其为“方上”。“方上”制度一旦确立，便成为帝国皇家的专利与特权的象征，一般贵族与平民不得用此，只能以圆锥形作为坟头。这样的规制为汉唐诸陵所沿用，并一直持续到宋。> > 第二，秦汉之际的陵寝方位为坐西朝东，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很可能是受上古时代秦人与楚人习俗遗风之影响。但帝陵坐西朝东这种规制到了东汉汉明帝时代就发生了变化。> > 中元二年（57）汉光武帝刘秀死后葬于原陵，皇太子刘庄即位，即历史上的汉明帝。第二年即永平元年（58），按例朝廷举行大朝会——元会仪，汉明帝接受众大臣朝拜。结束后，刘庄回忆起父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不禁悲伤起来。为了表达对父皇的哀思，汉明帝决定把元会仪搬到光武帝的陵墓原陵处举行。那时的大朝会突出以皇权为中心，皇帝坐北朝南，而祭祀先帝陵寝的方位制度为坐西朝东。同一个地方阴阳两种礼制方位不同难免会引发混乱，于是从那时候起，中国都城、朝仪和陵寝方位都统一改为坐北朝南。这是历史上帝王陵寝制度的又一变。> > “方上”或称方形覆斗式、坐西朝东改为了建筑方形围墙、四面设有阙门、寝殿建在陵墓旁、坐北朝南，如此秦汉陵寝规制大体延续到了时再次发生“变革”。死后，他的陵墓——昭陵前的寝殿一分为三：一是在墓室门顶上建由陵主魂魄游乐之用的神游殿；二是建由人们祭祀所用的献殿，亦称寝殿或上宫；三是建安放梓宫的寝宫，也称下宫。后来其他帝陵就取消了神游殿，直接在陵前建献殿（上宫），在山下建寝宫（下宫），由此开启了上下宫制度，并被后来的所沿袭。> > 明初朱元璋开始对唐宋陵寝制度作了改革，先试用于皇陵建设，后在孝陵建设中正式确立。他取消上下宫制，将其改为“前朝后寝”（即前面祭祀、后面安放梓宫）或言“前方后圆”，仿效明皇宫模式，建立了文武方门、孝陵殿、方城和宝顶等三进院落制；将立体的十字轴线陵墓布局改为了一字型平面布局；将传统的唐宋诸陵各设一条神道改为诸陵合用一条神道，将陵园四周方垣改为因地制宜建筑而成的不规则形陵园城墙，如此规制影响了以后明清帝陵建设500多年的历史。> > 明孝陵参照并变通明都城、明皇宫和明皇陵的建筑设计，建立“前朝后寝”三进院落制，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建筑华美，工艺精湛，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丧葬规制，也成为明清500多年诸帝陵的最高典范洪武开国之初开始建造的明皇陵是严格按照明中都和京城三环相套的原则进行布局与建设的：最里头为皇城、中间为砖城，外面为土城。明孝陵建造时已对此作了变通，最里头的宝城部分大致相当于明皇陵里的皇城，宝顶前面的方城明楼相当于明皇陵的砖城，原来明皇陵砖城东南西北四面各设一城门与明楼，现在只在明孝陵正南面设一座明楼，且范围大为缩小，并有将朱元璋坟墓包在里头的意思，这倒贯彻了皇陵砖城的主要用途精神。明孝陵最外边的一圈城墙就相当于明皇陵的土城。这样的变化可能使得明孝陵的建设更显得合理，布局更严谨，规模更宏大。> > 如果我们从空中鸟瞰，明孝陵的总体面貌呈内城外郭式的布局。内城即明孝陵的陵宫区，用红墙围砌，形制为典型的“前朝后寝”。第一、二进院落为“前朝”部分，第三进院落为“后寝”部分。从文武方门至享殿前门以及前门两侧的具服殿、神库、御厨，为第一进院落；第二进院落从享殿前门至享殿即孝陵殿，包括左、右配殿，是陵寝祭祀活动的中心；第三进院落“后寝”从内红门至宝顶，包括御河及大石桥（升仙桥）、方城明楼、宝城。外郭系从大金门东西两侧延展，现在红墙已经不存在，但能看到连接的痕迹，墙厚约1.5米，高约4米。这道外郭城墙（相当于明皇陵的土城）将纵深2 600多米的明孝陵陵域围了起来，据记载：陵园红墙“沿山周围，缭垣四十五里”，相当于南京城墙长度的2/3，几乎把半个钟山包含在内。可见明孝陵陵区范围之大！> > 如果由具体建筑的个体来看，虽说明孝陵的地面建筑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但从现存的古迹我们尚能看出明孝陵曾经的辉煌与恢宏以及当时建筑与雕刻等方面的高超技术。> > 譬如，大金门据相关史料记载，原屋面为单檐庑殿顶，覆黄色琉璃瓦，用绿色琉璃椽子。屋檐以下不施斗，而以石制挑檐取代，结构简洁而坚固，朱红双扉，庄严华丽。现大金门面阔26.66米，进深8.35米，中门较大，高5.24米，据此，我们依然能看到其当年的雄姿。> > 再说那碑亭，其建筑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均为26.86米，俗称“四方城”。四面各开一座券门。由于碑亭顶部不存在，所以结构、形制无法考证。但亭内矗立的那“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可不得了，碑高8.78米，分为龟座、碑身、碑额三部分。碑身上碑文为楷书阴刻，共2 746个字，书法优美，镌刻工整；碑额雕刻有九条龙，雕工精湛，气势雄伟。这是南京地区现存古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块，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 孝陵享殿虽毁于清三年（1853）兵火之中，具体形制已不存在，但根据现存的享殿台基及明长陵的恩殿形制，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为：享殿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建筑，采用重檐庑殿顶这一最尊贵的形式。支撑大殿的柱子为楠木大柱，并且有金龙为饰。“长陵（当如孝陵）殿，重檐，九楹，高可十丈，修十有一丈，广倍之，而加以丈三。其外丹陛崇高，白石栏三重”。享殿下的石砌须弥座台基有三层，通高为3.03米。台基上如今还保留着部分螭首、前后踏垛和陛石、栏杆、栏板等石雕构件，虽然残破，但气势依旧壮观。享殿台基上遗留了大量石柱础，由这些石柱础也可想象当年建筑的辉煌。> > 方城明楼是明孝陵的核心建筑之一，方城用大石条筑成，东西面阔60.8米，南北进深34.22米，下部为石刻须弥座，高2.4米，束腰部分刻绶带纹和方胜纹，上部用规整的条石砌建，正面高16.25米。方城正中辟有一个高大的拱门，拱门内有一幽深的隧道，内设54级台阶。方城之上的明楼由大方砖铺地，现仅存四壁。根据保存至今的湖北明显陵和北京明十三陵的明楼形制，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当年明孝陵方城明楼的巍巍壮观：重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飞檐翘角。> > 从建筑造型与艺术风格角度来说，明孝陵也可堪称明清500多年诸帝陵的最高典范。> > 譬如孝陵殿台基是由大型鼓镜式柱础构建而成，而这种鼓镜式柱础造型最初就起源于南京，可能是在前后流行的官式建筑所使用的覆盆式柱础和江浙地区民间流行的鼓橙状柱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被应用到大明皇家建筑当中，后随着迁都又传到了北京，几乎成为明清皇家与官式建筑柱础的唯一风格。> > 明孝陵建筑造型中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大量使用砖砌拱券造型。在明孝陵的大金门、碑亭、享殿与陵宫门以及孝陵前期工程中建造的灵谷寺无梁殿等一系列大型建筑中的门顶都采用了砖砌拱券造型。这种建筑造型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如此广泛地使用和建造这么大的拱券建筑物却是很不多见的，尤其方城明楼上的那个陵宫门在今人看来就是一个拱形隧道，其南北进深34.22米，内有54个台阶，真可谓高大深长，巍巍壮观。像陵宫门这样拱券跨度之高大、建造之精美的拱券形门顶，在中国传统殿宇建筑中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说，明孝陵的砖石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大跨度砖拱技术运用于殿宇建筑的成功范例。> > 再来说说建筑艺术风格。如今人们所见到的那神道上的石像都是明初的石雕杰作。在雕刻技法方面，注重写实、逼真与古朴相结合，线条圆润流畅，细微之处精雕细琢，甚至在大象耳朵上雕刻出若隐若现的耳脉、在獬豸和麒麟脑后雕刻出千丝万缕的鬃毛。这是从微观角度来看，若着眼于宏观，人们就不难看到：神道上的石刻风格多样，造型浑厚凝重又简朴，以形体高大取胜，石象与石望柱等皆为巨作。综观之，明孝陵神道上的石刻将整体宏大与局部精细融为一体，代表了那时中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明清皇家建筑与园林造型艺术。（参考网上信息szyo/blog/archives/164.html）> > 明孝陵的设计布局与建设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堪舆学理论，注意了自然与庄重的统一，渗透了“法天象地”“天人合一”和“魂归北斗”思想理念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传统的堪舆文化，在元末明初时风水之术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福建派，亦称理气法或宗庙法；另一派为江西派，又称峦头法或形势法。元末明初大受强势权力新贵阶层推崇的是讲究择址选形的江西派或称峦头派。峦头派讲究择址选形有五大步骤：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取向。在这当中最为关键的可能要数觅龙和点穴。觅龙就是寻找真龙所在，明初精通堪舆之术的曾在《堪舆漫兴》里头点出了中国“山祖”昆仑山东向的三条“干龙”，明末右侍郎蒋德则明确地向帝说道：“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部，结为凤、泗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 > 由此看来朱元璋定都南京与归葬南京在风水学上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接下来看看当年的察砂、观水、点穴等。前面说过明孝陵点穴择址是在洪武八年前就完成了，即由朱元璋、刘基等选定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怎么看中的？依据是什么？当年史书未作记载，但元明之际的风水学理论却似乎为今人解开了历史之谜：“善葬者必原其起以观势，乘其止以扦穴，凡言止者……乘其脉之尽处为止。”也就是说要将阴宅——“穴”定在“穴”后山脉之前，“形止脉尽”。再看明孝陵宝城所在的玩珠峰恰巧在紫金山南麓，山脉接近尽头了，符合风水学上的标准要求。> > 不过光看这个可不行，还必须得注意到它的“护砂”，也就是说独龙阜阴穴左右两侧应有重重护砂，“龙虎抱卫”，且“穴”与最内侧的龙虎护砂（又称“蝉翊之砂”）之间还需要“虾须之水以定葬口界限”。明孝陵宝城所在的独龙阜后、左、右恰有远近群山环绕拱卫，至于那风水学上所说的“虾须之水”，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即明孝陵宝城前“升仙桥”下的一泓河水，有人称之为宝城御河。水与风在风水学上太重要了，托名郭璞所著的《葬书》中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 紫金山上有龙气或言王气，这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的，人更是深信不疑：“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戊寅，（张）岱寓鹫峰寺。有言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牛斗，百有余日矣。岱夜起视，见之。自是流贼猖獗，处处告警。壬午，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为伤地脉、泄王气。”> > 以上是明末学者张岱描述的他所看到的紫金山顶之气，连饱读诗书、明达事理且怀有经国济世韬略的著名文化人都相信王气之说，更别提那个当初大概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够的朱元璋了，他要刘基等堪舆大师勘定绝佳的身后龙穴——独龙阜宝城，就是为了保住大明皇家的龙气。而孝陵宝城所在的独龙阜北靠钟山主峰，是山势缓缓下降的一块山麓地，恰似“玄武垂头”；独龙阜之东，钟山山脉往南延伸为各座小山，绵延不绝，此为“青龙蜿蜒”；独龙阜之西，有一条山脊，往西南蜿蜒，这是“白虎驯俯”。西、北、东三面如怀抱，能挡恶气，聚生气。而孝陵宝城向南开口处，有三条河流即宝城御河、内御河（也称金水河）、外御河，分别自方城明楼前、文武方门前、石象路神道起首处的御河桥下流过，皆汇入前湖，此又为“朱雀翔舞”。> > 外御河、内御河和宝城御河不仅守住了大明的龙气，而且还被巧妙地改成明孝陵地区的三大排水系统。明孝陵建于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该地区雨量充沛，通过该三大排水系统和陵宫内的地下排水管道及地面建筑周围砖铺的排水明暗沟及时排水泄洪，使得明孝陵建筑屹立不倒，也使大明王气龙脉绵延永远。更为绝妙的是三条御河将陵域划分成导引区、神道区、前朝区和后寝区，同时通过御桥将这四个区域连接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它们非但未打破陵域空间的有序性和完整性，反而巧妙地利用御桥将陵域装点得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机，在规划和设计上可谓独具匠心，做到了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和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 > 除了御河“水带”将明孝陵建筑有机地连接起来外，还有一条别具一格的神道贯穿了明孝陵的南与北，弯曲的神道把人们一步步引入陵宫，神道两边依次设置了坊、门、亭、石像生、牌楼等建筑物，或居中，或对称，创造出一种流动的有韵律的美；而陵宫建筑采用中轴线对称式布局，突出庄重感，体现出陵墓建筑追慕的特色。人们沿着神道及中轴线前行，思绪被它牵引，不得不敬畏皇家的权威与尊贵，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明孝陵设计者独特的智慧和孝陵建筑与紫金山水的绝佳配合，是一种自然造化之美与人工建筑之庄重的和谐统一。> > 明孝陵建筑布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中最令人称绝的可能就要算“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的陵寝布局与北斗星状神道设计。> > 前文说过，秦汉时代起确立的中国皇帝陵寝制度中有一大特点，就是“方上”，即陵墓呈正方形覆斗式。这个规制一直延续到唐代基本上都没变，除了葬在山腰里不显形迹的帝陵外，唐代在平地上建造的帝陵陵台（即俗称坟丘）多呈正方形。宋朝沿袭了唐制，所不同的是宋帝帝陵将原来唐朝双层台阶式正方形陵台改为了三层台阶式。到了明初，朱元璋改传统帝陵规制的“方上”为“上圆”，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圆形坟丘，将方形的造型移到了前面的方城与享殿建设上，构成了“天圆地方”的建筑布局。圆形坟丘里头葬着逝去的天子朱元璋。天子，顾名思义，即上天的儿子，他死后应该魂归天上，因此说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坟丘就要造成圆形，这叫做“天圆”；而坟丘前的方城与享殿是后来者用来祭祀先皇帝先皇后的，相比于先皇帝，后来祭祀者为臣，就好比是相对于“天圆”，后来者用于祭祀的建筑场所应该属于地。地在传统中国人的概念中就应该是方形的，由此坟丘与方城、享殿巧妙布局，中国人传统的“天圆地方”之说得以完美的诠释，“天地人合一”的主题思想也得以充分表达。> > 如果再从享殿继续向南一一考察并通贯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明孝陵的神道实在奇特。花了30来年时间、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精力和财力，居然打造出一条“曲折”的神道，这到底为何？传统的说法是，负责明孝陵工程的人向朱元璋请示，移走梅花山上的墓，劈开孙陵岗，便可将神道筑直了。可朱元璋不同意，认为孙权也是一条好汉，就留着让他给我看门吧！那么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如果我们将神道上的四方城、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直到宝城七大建筑点用线连接起来，其图形令人十分吃惊，它几乎与天上北斗“勺柄”七星布局一模一样，或者说这七个主要建筑构成了地上的北斗“勺柄”七星。而钟山北麓墓、常遇春墓、李文忠墓、仇成墓等犹如北斗七星周围之群星。我们回头再看看宝城所在地独龙阜的地理风水：北玄武、南朱雀、左青龙、右白虎，明孝陵法天象地，其陵宫四向就是天上四象，而天帝所居之“北斗”又位居中央，其前方就是北斗七星，“紫宫垣十五星，其西番七，东番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加上中国人自古就有帝王升仙“魂归北斗”的说法，因此说，笃信风水之说和天人感应的朱元璋所要精心打造的明孝陵就是天宫的再现，或者说是地上版的天宫布局。> > 至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风水学理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明孝陵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这也是中国陵寝制度运用风水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杰出标志与帝陵制度的变革。明清帝陵新制自此开创后，一直为后来的帝王所沿用，时间长达500余年。不仅如此，占有至善至美的好风水，法天象地，营造地上版的“天宫”——明孝陵，朱元璋更多表达的是他内心的精神寄托与终极关怀：天圆地方、天地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我朱元璋和子孙们都是“奉天承运”，大明江山会永远地牢牢掌控在我朱明皇家手中。> > 该做的几乎都做了，且做得很绝，似乎也很“完美”，最后朱元璋永远地待在了他心中完美的地上版“天宫”——南京明孝陵。> > 从约40岁登基到71岁归宿明孝陵，虽说朱元璋算不上大明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帝皇，但他的每一招每一式都给后来的帝国历史（包括清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首瞻望朱元璋治理下的大明，明中叶文人董谷不无自傲地说道：“程伊川（即宋代有名理学家程颐）谓，宋家（指宋朝）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谓我朝超越前代者，略言七事，而一统之盛，尤自古之所无也。是故汉吕临朝，唐武易姓，赵宋虽多贤后，犹有垂帘之失。国家（明朝人自称当朝为国家或国朝，笔者注）历九朝，椒房不预政事，内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汉以来，和亲致弊，不知纪极。国家廓清驱逐之后，遂绝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即位，谓之元年，无再元之理。其弊自始，后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数元者，无谓之甚。我朝列圣相承，只以一元纪世，老成正大，无夸侈变更之心，三也。党锢之祸，汉以之亡，牛李洛蜀，何代无之。国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无复朋党，四也。古者名不偏讳，临文不讳，惟致谨于君上之前耳。后世忌避太甚，极为可恶。名晋肃而不举进士，姓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只字，无心获罪者，不可胜举。我朝惟进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风稍古，五也。前代杀人无忌，虽平居杯酒之间，动以人命为戏。如王恺饮客，日杀美人。徐知诰鸩第，贻祸伶者。其他快己欲，复私仇，虽当盛世，漫无法度。我圣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后申《大诰三编》，明著律令，使之趋避。故虽位极人臣，无敢专擅杀戮。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无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虽张禹大儒，后堂女乐。而之风流，之狂狎，缙绅以为美谈。至于有宋，士习稍还，而此风不变。我朝一革遂尽，始无寄之丑，七也。”> > 董谷的论述虽有偏颇（洪武帝杀人够多了，董老夫子却没有正确认识到，笔者注），但大体还算公允。几乎与其同时，明代藏书家、文学家和理学家谢铎则论道：“我太祖皇帝远过于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复诸夏；二，肇基南服而统一天下；三，威加胜国而锋刃不交；四，躬自创业而临御最久；五，申明祖训而家法最严。”> > 而同一时期的著名文化人敖英对朱元璋开创的强盛国势的大明更是赞赏不已：“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其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罗、满剌加诸国，乌思藏、童卜韩、胡奴儿于诸司、朵颜，赤斤、阿端、卜剌罕诸卫，奉法尤谨，朝廷待之，恩礼亦有加焉。呜呼，盛哉！”> > 伟哉，大明！盛哉，大明！这是古人对老朱皇帝立国定制和治边治外治天下的评价，应该说还是十分客观和公允的。就这个老朱皇帝在世时还曾跟文臣朱升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那么他修身治家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明史》说：“终明之代，宫肃清，论者谓其（指朱元璋）家法之善，超轶汉、唐。”由此再看明孝陵孝陵殿里那通大石刻碑——300年后清圣祖对朱元璋的评价“治隆唐宋”，还是比较妥帖的（对儿子们的治理除外）。> >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朱元璋治理下的另一面：他乾纲独断，事必躬亲，专制集权，滥杀无辜，大搞政治运动，实行文字狱与特务统治……将大明治理成一个令人窒息的国家，严重摧残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外交流，客观上妨碍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且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 一代枭雄、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终于走了，他将一个自以为治理得安全无恙、铁打一般的江山社稷交给了自己的皇太孙。殊不知他老人家刚刚“躺下”，那个曾经乖巧又自称是父皇“好儿子”的燕王朱棣就在北京蠢蠢欲动了，随即发动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靖难之役”，而后又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欲知后朱元璋时代之详事，请看《大明风云》之⑥《仁政方隆》、⑦《建文悲歌》、⑧《皇帝迷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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