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醉我独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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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人皆醉我独醒语出《楚辞·渔夫》。[8]叙述了“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见渔父的场景，刻画了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悲愤与不平。

众人皆醉我独醒

　　语出《楚辞·渔夫》。

　　原句：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相关资料：

　　【原文】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能够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能够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乔吉拉德)

　　【注释】

　　1。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事务的官。屈原曾任此职。

　　2。淈(gu3古):搅混。

　　3。哺(bu1补):吃。歠(chuo4啜):饮。醨(li2离):薄酒。

　　4。高举:高出世俗的行为。在文中与"深思"都是渔父对屈原的批评，有贬意，故译为(在行为上)自命清高。举，举动。

　　5。察察:洁净。

　　6。汶(wen4问)汶:玷辱。

　　7。鼓枻(yi4义):打桨。

　　8。沧浪:水名，汉水的支流，在湖北境内。或谓沧浪为水清澈的样貌。"沧浪之水清兮"四句:按这首《沧浪歌》也见于《孟子·离娄上》，二"吾"字皆作"我"字。

　　【点评】(真正的朋友)

　　本文以简短而凝练的文字塑造了屈原和渔父两个人物形象。渔父是一个懂得与世推移，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他看透了尘世的纷纷扰扰，但决不回避，而是恬然自安，将自我的情操寄托到无尽的大自然中，在随性自适中持续自我人格的节操。渔父是作为屈原的对面存在的，应对社会的黑暗、污浊，屈原则显得执著，决绝，他始终坚守着人格之高标，追求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宁愿舍弃性命，也不与污浊的尘世同流合污，虽然理想破灭了，但至死不渝。

　　【译文】

　　屈原被放逐之后，在江湖间游荡。他沿着水边边走边唱，脸色憔悴，形体容貌枯槁。渔父看到屈原便问他说：“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屈原说：“世上全都肮脏只有 ... 净，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说：“通达事理的人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著，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既然世上的人都肮脏龌龊，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水弄得更浑浊而推波助澜？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您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那酒糟喝那酒汁？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行为超出一般与众不一样，使自我遭到被放逐的下场呢？”

　　屈原说：“我听过这种说法：刚洗头的人必须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刚洗澡的人必须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哪里能让洁白的身体去接触污浊的外物？我宁愿投身湘水，葬身在江中鱼鳖的肚子里，哪里能让玉一般的东西去蒙受世俗尘埃的沾染呢？”

　　渔父微微一笑，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口中唱道：“沧浪水清啊，可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足。”便离开了，不再和屈原说话。

　　【赏析1】

　　由庄屈《渔父》篇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渔父”意象

　　崔曙凤(证婚人致辞精选)

　　说明：庄子和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物，二人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都居住在楚国或靠近南方一带，著作中都有《渔父》篇。两篇《渔父》各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相通之处。透过二人共同描述的“渔父”形象，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分析“渔父”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对于明白古代文学流变具有必须的典型好处。

　　这篇文章原为由我指导的毕业论文，而文章的撰写完全是由崔曙凤独立完成的。出于书刊惯例，发表时署了我的名字，在此谨作出说明。（张京华）

　　一、庄屈其人及各自的《渔父》篇

　　庄子名周，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今传《庄子》三十三篇。司马迁《史记》记载有庄子为宋国蒙漆园吏和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两件事。蒙地在今河南商丘，一说在今安徽蒙城。宋国在庄子卒后不久被齐、魏、楚三国吞并，据崔大华先生推测，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后裔，在吴起变法时被迫迁徙到楚国北陲，最后流落到了宋国。[1]（P29）漆园吏可能是掌管漆园的小官。庄子生命穷苦，隐居不仕。

　　屈原名平，字原，先秦著名文学家，著作《离骚》，创立“楚辞”。屈原为楚国贵族，仕楚怀王，官居三闾大夫，后遭放逐。楚怀王为楚威王之子，故屈原的年代大略与庄子同时而稍晚于庄子。

　　庄子与屈原是先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物，一个出身贫困的下层，一个生为贵族；一个用避世的思想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个用入世的尺度衡量君臣的亲疏；一个是入“道”的隐士，一个是崇“儒”而又“独清”的君子。但二人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清代钱澄之曾把屈原和庄子的作品放在一齐，撰成《庄屈合诂》。民国革命志士宋教仁先生为桃源人，自号渔父，孙中山先生挽宋教仁联中说：“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抷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2]其中“效庄生索笔”“向屈子招魂”二语，把庄屈二人的可贵之处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以此比拟宋教仁。

　　更搞笑的是庄子和屈原的作品中都有《渔父》篇。关于这两篇作品的真实性，学界曾有所怀疑。有人认为《楚辞?渔父》不是屈原所作，但立论尚不充分。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渔父》为屈原本人所作，朱熹《楚辞集注》从其说。[3]（卷五）李昉也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驰逐江湘之间，忧愁吟叹。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4]（卷第三十五）笔者同意他们的观点。《庄子》外杂诸篇宋以后也多有人怀疑，苏轼正因《盗蹠》、《渔父》“真诋孔子”，《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5]（《庄子祠堂记》），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引起之后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普遍怀疑。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如董思凝认为《让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抑又安可废也”。[6]（《庄学通览》）个性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出土了《庄子》竹简，有《让王》及《则阳》、《外物》三篇，1988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再次出土了《庄子》竹简，有《盗蹠》篇，说明这些篇章在战国时确已广泛流传。因此笔者仍从旧说，暂定《渔父》为庄子本人的作品。

　　《庄子?杂篇?渔父》有两个主要人物：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和与之对立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7]（《渔父》）开篇，着重叙述了“渔父”和孔子有关‘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及‘人有八疵，事有四患’的对话。儒家奉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信念，孔子坚信人的性命，只有承荷著崇高的品德和理想，才不失其价值，如果为此而捐躯，正是死得其所。渔父的言语表现出了道家“万物之所由”、“得之者生”、“顺之则成”的虚静、无为之境。渔父之言，纯为善意，因此孔子对渔父心折诚服，礼拜有加：“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7]（《渔父》）此事恐有借孔子之口抬高道家的意思，但它所描述的“渔父”形象已深入咱们的思想中。

　　《楚辞?渔父》据王逸的阐释，“‘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屈原之设词耳”。[8]（《渔父》）叙述了“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见渔父的场景，刻画了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悲愤与不平。渔父的“莞尔而笑”及“‘沧浪之水清兮，能够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能够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恍然点化了屈原，使他在悟“道”后自投汨罗江而亡。钱澄之《庄屈合诂》自序云：“屈子徘徊恋国，至死不能自疏，观其远游所称，类多道家者说，至卒章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太初而为邻。’而太史公称其‘蝉脱于浊秽兮，以浮游尘埃之外’，亦诚有见于屈子之死，非犹夫区区愤激而捐躯者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能够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能够死节也。”[9]（《自序》）很显然，至情至性、尚治有为的屈原在遭谗被贬之后已渐渐“悟道”，这就必然导致了他投江身亡的结局。而“渔父”正是引他“悟道”的最关键人物。据《孟子》所载，当年孔子曾听孺子传唱《沧浪歌》，并有“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的评语。[10]（《离娄上》）由此看来，渔父即“道”的化身，而渔父之道就是隐遁之道，也就是儒家“独善其身”、“杀身成仁”之道，与道家中的避世思想亦相接近

　　。

　　两篇文章在思想资料上各有侧重。庄子侧重“渔父”的点化，以渔父的出现，孔子的求教，体现代表道家的渔父思想“圣人尊之”的地位。而屈原则透过对话体的形式，重在表现两种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一种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随波逐流思想；另一种则是坚持原则，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不肯对世俗妥协的精神。前者庄子是站在渔父的立场上，后者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其思想精神与屈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两文的共同的思想内涵均透过“渔父”形象凸现了出来，这就是隐逸，淡泊，尊循时命，顺应自然。

　　语言上，《楚辞?渔父》用散文的形式而又部分地押韵，文字空灵轻妙，是一篇极好的散文诗。而《庄子?渔父》则用记叙的形式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故事，文笔生动，形象突出。二文或流畅如行云流水，或生动似身临其境，均以对话的场景描述展开，把主人翁渔父的形象行神毕肖地展现了出来，使读者在不一样的语境中感受到很多相似。个性是二文均以“渔父”作为隐者的象征，从而开创了后世文学艺术中的“渔父”意象。

　　二、“渔父”意象的文化内涵

　　庄屈二文中“渔父”这一特殊的中心人物形象以独特的视角映射出以儒、道文化为背景的古代隐士风范。

　　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3]（卷五）《楚辞》与《庄子》中的渔父，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而并非靠捕鱼为生的打鱼人。先秦时期，隐士颇多。《论语》记载与孔子有关者，就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僻居山林，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但是，垂钓必临水畔，不仅仅景色优美，情调亦复闲淡，确乎倍加令人神往。”[11]个性是庄子以道家“得意忘言”的独特笔法，将“渔父”与自然之道合为一体，从而赋予了“渔父”以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更使“渔父”定格为隐逸的象征，开启了古代诗歌史上绵延不绝的“渔父”意象。

　　细加分析，“渔父”意象中包含了几个要素。

　　首先是“渔”。垂钓之风，溯自上古。《诗经》中说，“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12]虽然那时垂钓大概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岂不尔思”似乎已隐含了某种朦胧的情趣，这大概就是渔父的雏形。吕尚，《汉书?艺文志》列在道家类，班固注称在为“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13]。《史记》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14]，《吕氏春秋?谨听》称“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而自庄屈之后，即使仍然有人以打鱼谋生，但在文人笔下，却没有了谋生之苦，而是多了闲雅情趣。“渔得鱼心满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元胡绍开《沈醉东风》）“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清王士祯《真州绝句》）正因庄屈二人所创立的渔父意象在前，因此即使诗句中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渔樵生活，作者也已在其中寄寓了对于隐士理想的向往。

　　其次是“父”。“父”又写作“甫”，为老年男子之称。老年人历经沧桑坎坷，明于得失，归心淡泊，自然非少年人锐意进取之比。古称人老之后不归禅则归道，清龚自珍诗说：“烈士暮年宜学道，才人老去例逃禅”，可见“渔父”意象与隐者在年龄因素上也相吻合。

　　第三是“水”。庄屈同为楚人或靠近南方，二人同以“渔父”为题，可能与南方江河密布，湖泊众多，气候温暖有关。而南方楚地又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道家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品性谦逊，亲附万物而公正无私，因此水又能够作为道的象征。《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5]（八章）“几于道”亦即“近于道”。《庄子》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7]（《天运》）“天德之象”亦即“天道之象”。新近出土的战国楚简《太生命水》也说：“大（太）生命水，水反木（辅）大（太）一，是以成天。天反木（辅）大（太）一，是以成陀（地）……天陀（地）者，大（太）一之所生也。是古（故）大（太）一赃（藏）于水，行于时。”[16]（P125）在道家看来，水既是万物之本，又直接象征著天道，对于水的这种美德，西汉严遵曾有充分的歌颂。他说：“水之因此能触石贯金，崩山溃堤，周流消息，沦于无赀，广大无穷，修远无涯，明不可蔽，强不可加，浊而能清，少而复多，危能复宁，疾能复迟，与时变化，死而复生，浸濡万物，养育群形，布施而不费，赡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无以为，优游毫厘之内，翱翔九野之外，泽及苍天之上

　　，盘积黄埌之下，强扶天地，弱沈毛羽，微积集少，以成江海，上下无常，终而复始，进退屈伸，近于道者也。以其形体柔弱，动静待时，不设首响，和淖润滑也。”[17]（《柔弱于水篇》）

　　第四是“舟”。有渔父必有舟，而此舟又必是小舟。苏轼《赤壁赋》称“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舟如一叶，以况其小。古代曾有画家作《渔父图》，因船上有帆而受到讥评。正因只有小舟才能获得随波飘游，与世同波，“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境界。

　　第五是“钓”。钓意味着耐心、等待，意味着隐者的介于兼济与独善之间。《说苑》载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为单父宰，向阳昼请教治民之术，阳昼说：“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夫扱纶错饵，迎而吸之者也，阳桥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18]（《政理》）隐者垂钓，其用意均在“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此一境界无疑正是隐者所个性追求的。

　　由此可知，渔父即儒、道中的隐者。他们乘扁舟漂游水上，自然，惬意，无拘无束。他们顺水来去，随意钓鱼于其中。姜太公年近古稀，仍垂钓于磻溪，他所用不是弯钩而是直钩，后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流传于世。号称“惟巢由乃可与并驾”的严子陵，是汉光武帝的同窗，私交颇好，然刘秀多次相请，却生命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因此李白称其“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阮籍《咏怀诗》曰：“天地烟煴，元精代序，清阳曜灵，和气容与。于赫帝朝，伊衡作辅，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适彼沅湘，托介渔父，优哉游哉，爰居爰处。”陆机《幽人赋》曰：“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披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晚明隐士施绍莘有部传世之作《秋水庵花影集》，其自序起笔即言及江边之鱼，说：“峰泖浪仙行吟山谷，盘礴烟水……刺杖水涯，拨苔花，数游鱼，藻开萍破，见耳目口鼻，浮浮然在水面焉。因自念言，此是我耶、抑是影耶？影肖我耶、我肖影耶？”[19]如此鱼、我、影三者错综幻化，正与庄子梦蝶、李白月下独酌对影成三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份鱼缘渔情，这些钓者和水之间的随意与洒脱，对世间万物悠游宽容、超然物外的境界，足以使咱们感悟到道家生育万物而不毁坏万物，亲近自然而又顺应自然思想的深远、伟大。

　　三、“渔父”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

　　战国以降，纯粹的道家虽已消失，而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总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往往与隐逸结下不解之缘。而“渔父”意象，恰是最经常地触发其情思的文学“原型”之一。举诗词为例，则从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从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到韩愈的“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湘中》），在在可征。举散文为例，则有著名的《桃花源记》。影响所及，甚至渗透到绘画、音乐创作之中。许道宁、吴镇、戴进等都绘有《渔父图》，古琴曲中有《渔樵问答》、《欸乃》、《渔歌》、《醉渔唱晚》等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志和（号玄真子，又号烟波钓叟）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词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超凡绝尘的胜景，渔人既在劳作，又在审美–观美景、品美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关联，这只有超然于世外的“烟波钓叟”才有这样的心境、这样的话语，故而流传至今一千多年，历代传唱，诗家骚人多仿其体式、意境或词句翻出新作。苏轼尝以其成句入于《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黄庭坚亦尝以其词增为《浣溪沙》，苏轼《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事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全词９句，中有５句基本采用张词，但能恰到好处地嵌进新词，宛如己出，显示出作者的高妙才艺。其《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里的“东坡自我”特点是较为明显的，给人感觉是坡老自戴箬笠、自披蓑衣，孤独地挺身于风雨之中。苏轼在词题下自注道：“玄真子《渔父》云云，此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令以《浣溪沙》歌之。”还有他贬谪黄州期间，与客夜饮归途，乘

　　醉吟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词句，表达出对渔父那般自由隐逸生活的神往。不料，“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20]可算是误解诗歌意象而引出的一段佳话。

　　黄庭坚《浣溪沙》：“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他的词巧用地名作人称，形象生动。下片着力写渔父心态和行为。那里的渔父已不是张词里的超然飘然如仙翁的渔父，也不是苏词里的饱经风雨后或惶惧不安或随遇而安的渔父，而是感情丰富而细腻、深怀爱美之心又失落自我的文人化了的渔父“青箬笠前无限事”，小小箬笠下遮蔽著哪些事？有眼前美女春光秋波之景事，有自家孤舟与鳏身之旧事，有想入非非之情事。他为什么掉转船头？好像是欲想还休，欲看还休，欲渔还休“不如归去！”空船落魄而归。那里有耐人寻味的精彩情节和精彩语句，显示山谷造境用语之能事。固然有着与张词相异的情趣，然而张词化工天成，而山谷则精心淘洗、精心锤炼，很累地铸成一首，终有所歉焉。

　　唐代诗人高适《渔父》诗云：“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向他不开口。”寥寥28字，将老渔翁专心垂钓描摹尽致。你看这位钓者，独选深潭，完全沉浸进去，手把竿，全神贯注，别人跟他说话不能，真可谓“天地之大，吾心目中，唯浮浮标”。杜牧亦有《赠渔父》诗云：“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著独醒人。”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刻画了渔父在寂静的傍晚和晨雾迷蒙的早晨，在池塘深处安静地垂钓，度过了生命岁月。在诗人的低调中，整体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精练的语言透出了含蓄的意境。

　　陆游《渔父》：“湘湖烟雨长菁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又《鹊桥仙》：“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祝。……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朱敦儒有一阙《好事近?渔父词》：“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在诗人词客笔下，渔父的生活悠哉悠哉，没有半点为生活而不得不然的辛苦。还有王士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在诗人看来，这样的秋江独钓者，也就是真正懂得生活乐趣的人。

　　这些诗句词篇或委婉含蓄，清新质朴，或旷达洒脱，浑成天然，足见“渔父”意象对后世的影响历久不衰。

　　【赏析2】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简单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渔父》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用比较的手法，主要透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一样的思想性格。全文六个自然段，能够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状况。时刻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状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我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我与众不一样，独来独往，不茍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就应领悟“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餔糟歠酾”，走1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我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一样，不相为谋。”(

　　《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证明了自我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我洁身自好、决不一样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我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证明了自我“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我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资料的真实性，至少是贴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述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能够洗帽缨、水浊能够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述、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咱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必须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於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之后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附带说几句，传统上一般将楚辞作为诗的一种别体——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诗体，《渔父》虽是散文(部分语句也押韵)却又饱含诗意，颇似现代所称的散文诗。因此本文也将《渔父》列入“先秦诗”之中加以评析。(陈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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