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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备伐吴 刘备伐吴，历来被认为是替关羽复仇、将兄弟情义置于国家大事之上的轻率行为。其实刘备此举，既非激于义愤，也非一意孤行，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当时形势来看，更可说是必然之事。 一 刘备正式起兵东征，是在他正式即皇帝位的章武元年（２２１）七月，而关羽失荆州是...
刘备伐吴
刘备伐吴，历来被认为是替关羽复仇、将兄弟情义置于国家大事之上的轻率行为。其实刘备此举，既非激于义愤，也非一意孤行，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当时形势来看，更可说是必然之事。
一
刘备正式起兵东征，是在他正式即皇帝位的章武元年（２２１）七月，而关羽失荆州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十月，为东吴所害是当年十二月，也就是说，刘备伐吴之时距关羽被害已是一年半有馀。刘备若在关羽死时即刻出兵，尚可说是激于兄弟情谊，但迟至一年半后方才出兵，则将此番出征单纯视作为弟复仇明显显得牵强。若从这一年半左右时间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当时三方形势来看，刘备伐吴委实是另有根缘。
从关羽失荆州至刘备东征这段时间里，当时中国大地可说是风云迭起，魏蜀吴三方都不太平。蜀汉这边大将关羽遇难，荆州丢失，自是损失重大。而孙吴一方在取得空前胜利之后不久，大将吕蒙即因病去世，吴主孙权因怕刘备报复，一面向刘备请和，一面又对曹操称臣。曹魏那面，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年初曹操因病去世，其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后又胁迫汉献帝于是年十月禅位，东汉政权正式结束。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蜀中，次年刘备也称帝，至是年七月，正式率兵东下。
在曹操去世，汉献帝被曹丕所废，曹丕称帝，蜀汉也随之建国的情况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魏、蜀、吴三方之间又展开了新的争夺。以前曹魏尚可“奉天子以令不臣”，此时这一政治优势不复存在，而蜀汉一方倒自谓是继承炎汉正统，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复汉室”。东征伐吴实是雄才大略的刘备争夺天下的重要举措，在为弟报仇的旗号下掩盖的是他争夺天下的雄心。另外，他在章武二年（２２２）兵败夷陵后，并未径回成都，而是留驻白帝，并改白帝城所属的鱼复县为永安，明显是欲以永安为驻跸之地，准备有机会再由此挥兵东下。再者，当秋九月，魏国三路伐吴，刘备闻听此讯后，也移书陆逊云欲东征。凡此均可见其希冀卷土重来的雄心。
那么，刘备又为何不先伐曹魏呢？实则曹魏一方，虽旧主（曹操）故去，但猛将犹存，曹仁、张辽、徐晃、张郃等都是身经百战、足可独挡一面的大将，况且曹魏势大，三分天下有其二，讨伐曹魏一时难成。另外正如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言，讨伐曹魏须两路夹击，而在荆州已失的情况下，南北两路同时出兵的条件显然并不具备。若要先伐强魏，则势必要和东吴讲和或结盟，这等于是让东吴造成永久占有荆州的事实，一世枭雄刘备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反观东吴这方，在赤壁之战以后，虽最终得了荆州，然周瑜、程普、鲁肃、吕蒙等大将相继谢世，给人以国中无人的感觉。对刘备来说，伐吴实较征魏更有把握。伐吴固然是担风险，但比之在这之前刘备以孤军深入蜀境，取得全胜，那风险要小得多。刘备自赤壁之战以后，军事上一直较为顺遂，从刘璋手中取得益州不说，还虎口拔牙，硬是从夙敌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胜利。刘备未尝不想借平定巴蜀、汉中的馀威，打着为弟报仇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出兵伐吴，重夺荆州，进而为接下来的进兵中原做准备。另外，曹魏虽然难以攻取，但在当时新旧交替、内部还须重新磨合稳定的情况下，暂时还不会在自己伐吴的时候从背后袭夺汉中，自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在前方放手一搏。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备伐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魏一方虽接受了东吴的请和称臣，但一直未出兵助吴，这固是坐山观虎斗，欲得渔翁之利，但也说明刘备兴兵之初对曹魏一方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在当时三方重新争夺天下的新形势下，伐吴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军事上胜算较大，故刘备经过一番战略选择后，将伐吴作为自己重新争夺天下历程的起点。
刘备东征，不是他独断专行，而是既定政策的执行，若从荆州的地理位置，从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来看，更可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
一般人认为刘备伐吴违背了诸葛亮以前对他所言的“隆中对”，实则恰恰相反，伐吴正是依据隆中对策而行。“隆中对”的核心思想确是联吴抗曹，但联吴抗曹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刘备先要能够“跨有荆、益”，即占领荆州和益州：“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诸葛亮传》；以下引文凡出于《三国志》者，不再注）诸葛亮为刘备谋划的蓝图，是先取得荆州，再占有巴蜀，有了这广大地域为根基，然后东连孙权，在天下有变、时机到来时，从秦川、宛洛两路出兵，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现在荆州为东吴所占，从荆州出兵的条件已经失去，为了将来在时机到来时能按原计划行事，为了“隆中大计”能够成功，那就必须再设法重夺荆州，否则别无良策。
刘备君臣欲得荆州，同时孙吴集团也必争荆州。诸葛亮与刘备有“隆中对”，东吴一方也早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周瑜就曾对孙权言欲在取得巴蜀、汉中后，“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曹）操，北方可图也”（《周瑜传》）。周瑜的这一军事计划，简直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出一辙，孙权也同意了周瑜的这一计划，周瑜临逝前在给孙权的上疏中还重言要“规定巴蜀，次取襄阳”（《鲁肃传》注引《江表传》）。除了周瑜，东吴一方其他人也多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鲁肃尝为孙权陈以时势利害：“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荆州当时为刘表和其部将黄祖所有，鲁肃所言，也欲完全占据荆州，取得战略优势。刘表去世时，鲁肃向孙权献计，再次言及荆州的重要性：“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鲁肃传》）为孙权计，荆州为必得之地。甘宁归东吴，在向孙权陈计时，也明确提出要先占荆州：“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甘宁传》）“英雄所见略同”，甘宁给孙权定的先得荆州、后规巴蜀的计策，与周瑜的“规定巴蜀，次取襄阳”不谋而合，与诸葛亮向刘备献的“隆中对”异曲同工。夺取荆州是东吴君臣的共识，也被东吴作为既定的国策一直在推行。
孙、刘两家皆视荆州为必争之地，刘备在赤壁之战以后，乘机占领了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表长子刘琦逝后，刘备又代为荆州牧。后又趁着与东吴联姻诣京见权的机会，求借荆州之地，孙权听从鲁肃之言，竟也答应了。东吴方面在周瑜取得南郡后，乘势向刘备提出欲借道荆州以伐蜀，刘备以自己与益州牧刘璋有同宗之谊，不许，还派关羽、张飞等屯据要害，不让东吴兵过，孙权不得已将人召还。后刘备却自己率人入蜀攻刘璋，孙权闻知后愤言：“猾虏乃敢挟诈！”（《鲁肃传》）刘备于建安十九年（２１４）定蜀地，次年“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孙权大怒，乃遣吕蒙率兵分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孙权亲自驻兵陆口，节度诸军（《吴主传》）。此时刘备在蜀中闻听孙权使人袭夺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也自“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先主传》）。东吴吕蒙在得了长沙等三郡后，也与鲁肃合兵并进，拒关羽于益阳，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幸亏此时曹操率兵入汉中，刘备惧蜀中有失，才与东吴讲和，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两家还在为荆州而明争暗斗，最后东吴趁关羽攻襄阳时袭夺荆州成功。
荆州一地对东吴与西蜀而言均可谓是必争之地，刘备在荆州被夺、二弟被杀后，要率兵收复荆州，可说也是必然之举。若再从蜀汉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从荆州士众的人心所向来看，则东征伐吴不仅不可避免，更是刻不容缓。
三
刘备在未遇诸葛亮、未得荆州以前，可说是居无定所，兵微将寡。至投刘表之时，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后期的军事势力，主要也就是在荆州发展起来的，其手下士卒多为荆州本地人，即使经过当阳惨败，得奔夏口时，“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诸葛亮传》），这两万之众就是刘备后期军队的基干。
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又得了江南四郡，并代领荆州牧，刘琦的人众自然归到刘备麾下，至建安十六年（２１１）刘备率军入蜀，“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先主传》），此时刘备已可率领数万人马入川，其士兵的来源毫无疑问主要就是荆州一地。建安十九年（２１４），诸葛亮与张飞、赵云又将兵入蜀。可以说，刘备在蜀中的兵力，相当大一部分是荆州人，而非四川本地人。在荆州为东吴占据的情况下，荆州士众无疑想早日收复失地，回归故土。刘备在决定是否东征时，实不能不考虑麾下将士的意愿。不仅跟随刘备入川的士卒绝大部分为荆州人，就是刘备晚年提拔任用的文臣武将中，荆州人士也占了绝大多数，如董和、董允父子，南郡枝江人；刘巴，零陵烝阳人；马良、马谡兄弟，襄阳宜城人；李严，南阳人；蒋琬，零陵人；杨仪，襄阳人；向朗、向宠叔侄，襄阳宜城人……就连诸葛亮本人也是荆州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这些荆楚人士的内心深处，实都希望重夺荆州。伐吴复荆，是刘备集团内部的人心所向，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推迟伐吴，故可准备得充分一些，增加胜算。但应看到，自己在准备，对方也在准备，在自己准备充分的同时，攻取的难度也在增大，与其等对方站稳脚根后自己再去被动进攻，还不如等对方立足未稳时便主动出击。而且准备等待的时间一长，对己方的士气、人心也有打击。吕蒙在袭夺南郡得手后，就成功地使用了心理战，让关羽手下将士纷纷逃亡：“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吕蒙传》）关羽最后走麦城之时，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兵皆解散，尚十馀骑”（《吴主传》）。吕蒙所为主要针对下层，陆逊则主要着眼上层，提出要对荆州士人招延提拔，孙权也敬纳其言。陆逊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尚留在荆州本土的士庶，就是对于已身在蜀中的荆州人众来说，也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刘备不能不担心伐吴时间越往后移，自己手下的荆州士众越是军心不稳，甚至会不战自散，重蹈关羽走麦城时“兵皆解散”的覆辙。刘备深知自己正是负载着荆楚士众收复失地、回归故土的热望兴师东征，拖延时日，只会衰耗士气。
四
论及刘备伐吴，又不能不提诸葛亮对伐吴的态度。史书上未见诸葛亮对伐吴的明确意见，仅见其在刘备伐吴失败后慨叹：“法（正）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法正传》）一般论者多注重于此语的前半句话，即法正若还健在，就能说服刘备，让他不要东征，这确乎是诸葛亮不赞成伐吴，但往往忽略了后半句话：“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也就是说，若是能有像法正这样的人在身边出谋划策，随时辅佐，刘备就是东征，也不致完全失败，还是有成功可能的。把这两句话合起来看，则刘备东征之时，诸葛亮并非坚决反对（如果诸葛亮当时对伐吴持明确的反对意见，史书上怕也不会不提）。重夺荆州，不仅符合诸葛亮与一般荆州人士相同的收复故土的愿望，更与他“隆中对”中提出的以荆益为根本的主张不谋而合，诸葛亮所反对、担忧的，与其说是讨伐东吴的战略问题，不如说是重夺荆州的时机与战术问题。
一般论者多认为诸葛亮本人未随刘备东征，即是以自身行动表明了自己对伐吴的否定态度。其实从刘备生前与诸葛亮的关系，从君臣二人的分工来看，刘备伐吴而诸葛亮居蜀，不是诸葛亮对伐吴不赞成，而正是以前君臣二人分工的自然沿续。
刘备在未遇诸葛亮以前，已经经过了大半生的争斗，凭一己之力，赢得了曹操“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赞许（《刘备传》）；就是在得诸葛亮之后，也多是自己身任前方统帅之责，而留诸葛亮镇守后方。诸葛亮出山后为刘备所做的一主要工作就是联吴抗曹，使刘备在新败之后能转危为安，并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赤壁之战以后，“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拨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传》）。此时诸葛亮所做的是调拨赋税、充实军需这样的后勤保障工作。正因有诸葛亮处理好内政外交，才让刘备这位一世之雄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前方打仗。刘备战赤壁、平蜀地、定汉中，连战皆捷，诸葛亮功不可没。
建安十六年（２１１），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使击张鲁，刘备率庞统、黄忠入蜀，而留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刘备在蜀中反客为主，先后攻取了涪州、绵竹等地，又让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入川接应，平定蜀中后，“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同上）。从这些记载来看，诸葛亮在刘备手下，是起萧何而非韩信的作用，是留守后方，而非身临前线。特别是建安二十三年（２１８），刘备率诸将进兵汉中，诸葛亮也未随军前往，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还在诸葛亮之上。可惜法正在助刘备平定汉中后不久即去世，故诸葛亮在东征失败后有“法（正）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的叹息。
从这些史实均可看出，刘备伐吴之时未带诸葛亮在身边，并非是君臣二人意见相左，而是既定政策的执行。刘备伐吴兵败后，留驻白帝，“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先主传》），仍然是让诸葛亮负责经营后方，只是到了次年春刘备病笃，才诏诸葛亮从成都前来，托孤于诸葛亮，并嘱以后事。可说直至此时，诸葛亮才真正地由幕后走上前台，担当起辅佐后主、兴复汉室的重任。
东征伐吴，重夺荆州，从当时历史形势来看，对蜀汉君臣来说是势在必行，不得不为（当然在时机的选择、战术的运用上，还需要权衡与斟酌）。通过对刘备伐吴原因的辨析，也可深化对当时史实，对魏、蜀、吴三方，对各位历史人物的认识。
作者：韩国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姚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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