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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争夺灵州之战：大唐帝国与吐蕃王朝的世纪战争 灵州，历史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也是商旅往来的枢纽之路，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争战的焦点。“灵邑汉时界匈奴，唐时北临突厥，后又接近吐蕃，宋则陷入西夏，为戎马冲践之地”。公元八世...
争夺灵州之战：大唐帝国与吐蕃王朝的世纪战争
灵州，历史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也是商旅往来的枢纽之路，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争战的焦点。“灵邑汉时界匈奴，唐时北临突厥，后又接近吐蕃，宋则陷入西夏，为戎马冲践之地”。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大唐帝国与雄踞西戎之地的吐蕃王朝进行了一场争夺灵州的世纪之战。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场灵州之争扼要叙述，剖析历史上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而探讨地理环境因素对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的影响。不妥之处，祈识者正之。
一
公元七世纪初，历时三百年之久分裂割据，战乱纷争的中原地区，重新走上了大统一，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一代盛世的李唐王朝，与此同时，“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崛起了称雄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两大政权并驾齐驱，进行了大规模的拓疆扩张战争。大唐帝国“地连西域，万里相望”。而“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自汉魏以来，西戒之盛，未之有也”。形成了唐蕃两大政权并存对峙的格局。吐蕃与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兴起的少数民族或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吐蕃王朝“北据吐谷浑，西征四镇”，拉开了唐蕃之争的帷幕，公元755年，唐朝发生的“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改变了唐蕃之间军事上势均力敌的抗衡格局，给吐蕃提供了大举东进的契机。倍受内乱折磨的唐王朝，仓廪空竭，国力穷蹙，元气大伤。西北边陲因大军内撤勤王而空虚；在外交上亦陷入孤家寡人的困境。而吐蕃正值三尚一论辅政的墀松德赞时期，政治、军事正处于强盛阶段；外交上北结回纥，南连南诏。公元762年，吐蕃联合党项、吐谷浑、回纥诸部，大举东进，唐朝河西、陇右丧失殆尽。公元763年10月，吐蕃大军一度洗劫长安。面对吐蕃势如破竹的攻势，唐王朝鉴于内乱之后“人之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所有征兵，不当贼百分之二”的劣势，采取了“诚和固守，不宜与战”的战略，抽调诸道名将镇守关内。灵州扼据关内道，“北控河套，南制庆凉”，是唐朝藩捍关中的西陲巨屏。亦如唐名将郭子仪所言：“朔方，北国之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里，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对于吐蕃来说，要固守河陇，欲据“丰有水草”的朔方之地，必须控制军事重镇灵州。公元763年9月，原归附唐朝的回纥将领仆固怀恩叛乱，直接成为唐蕃灵州之争的导因，揭开了唐蕃灵州之争的战幕。
唐王朝尽管平息了“安史之乱”，但是藩镇割据已成为她自身无法治疗的沉疴。公元763年，唐朝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顿军汾州，掠并汾诸县为己邑”。拥兵势众，引起了惊弓之鸟的唐代宗的警觉，“帝患之”，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和河中节度使，欲用武力解除仆氏兵权，适逢仆氏之子被部下所杀，其部下归附郭子仪，“怀恩惧，委其母走灵州”。仆氏亡走灵州，并非伧促之计，而是蓄谋已久，早在“安史之乱”未平之时，其僚属崔漪等人献策于他：“灵州兵食完富，若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仆氏正是怀着这种面南背北之心亡走灵州的。到灵州后，“啸聚亡命，其众复振”。以灵州为据点，“与吐蕃、回纥共肆狓猖”。公元764年8月、10月，仆氏联军以十万之众，连续进攻唐朝的泾、原等州，又直逼长安效甸，最终被唐朝击退。第二年8月，“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取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对唐朝进行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唐朝长安 *** ，做了全面的战略部署。“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泾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上自将六军屯苑中”。烽火燃烧月久，9月9日仆固怀恩在灵州遇疾而亡，后吐蕃与回纥“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联盟的破裂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郭子仪说回纥与唐朝结盟，在灵台、泾原大败吐蕃军队。10月份，仆氏部将仆固名臣率军归附唐朝，灵州光复。战乱后的灵州，“百姓凋弊，戎落未安。唐朝调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守灵州，加强军事防务。公元766年吐蕃大臣出访唐朝。第二年4月，双方在兴唐寺会盟。但到了金秋9月，吐蕃出其不意，派两路大军进攻灵州、邠州，10月份不克而退去。公元768年春，双方又在长安会盟，“和平”仅仅昙花一现，秋，吐蕃两路大军重围灵州、邠州，狼烟再起，到9月份，唐将李晟率五千精兵，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军需被断，吐蕃释围而去。第二年9月，吐蕃吸取失败教训，大军“首尾四十里”，步步为营攻打灵州，10月份不克而退，第二年春，吐蕃请求会盟，疲于战争的唐朝也随声附和。但公元772年8月，吐蕃五千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灵州，不克而退。第二年8月，又以六万骑兵攻打灵州，“践秋稼而去”，10月份再次发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灵、泾、邠诸州，均被唐朝击退。公元774年9月，唐朝为了扭转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解决灵州重镇的危机，采取了“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的主动进攻的战略，取得了较大胜利，“灵武、宁夏、河西获安”。吐蕃由于接连在军事上的失利，多次向唐请和，但唐代宗采取了“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的强硬无礼的对立政策，引起了吐蕃的强烈不满，战争迭起。公元778年2月、7月、8月、9月，吐蕃连续进攻唐朝的灵、盐、庆诸州。常年的战争，唐朝“边土荒废，军费不给”。吐蕃亦屡战屡败。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继位的唐德宗重新执行了“诚和固守”的策略。采取了放还使臣的和好政策，得到了吐蕃的积极响应。公元778年双方在清水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双方划定了边界。这个盟约是在唐朝对河西陇右失地爱莫能为的情况下，为了安内而忍痛割爱的，公开认定了吐蕃的既得利益，是一个兵临城下之盟。亦如史书所讲：“此时'中国'疲于兵，彼固有以窥唐唉，盟无益也”。盟约还规定：“……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蕃兵马处蕃守，汉有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这一弹性协议本身决定了和平不会太久。
公元784年冬，吐蕃出兵助唐平定朱沘叛乱，公元786年秋，以“未获赏”的借口，大举入侵，清水盟约化为泡影。吐蕃占领了盐、夏诸州，屯兵围困灵州。第二年，又上书请和，要“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并请求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到清水主盟。吐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计谋引起唐朝将领的警觉。李晟指出：“深入塞而求盟，此必诈也”。由是唐朝以“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为理拒绝了，派浑咸为盟使，并屯兵二万于清水，以备不测。吐蕃又把盟所改到原州土黎树，神策将军马有麟劝说唐德宗：“土黎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但急于求和的唐德宗听取张延赏“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之言，派崔汉衡前往会盟。果然不出所料，吐蕃数万精兵掠盟而去。唐朝由于夏、盐两州失陷，灵州被困，军事上处于困顿固守的被动之中。双方相持到6月，吐蕃占领的盐、夏诸州因“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也”，加之久围灵州不克，只好“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之后，吐蕃放还崔汉衡并多次上书请和，均遭唐朝拒绝，以后三十余年双方再没有会盟，灵州一带狼烟不断，烽火连年。在外交上，唐朝取得了北结回纥，南和南诏的优势，孤立了吐蕃，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公元792年9月，公元793年8月唐朝联合回纥共同击退了吐蕃对灵州大规模进攻。公元794年秋，吐蕃分兵两路，一路重围灵州，一路攻克盐州，盐州陷落，唐朝“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灵州，侵扰鄜坊”。为了收复盐州，解灵州之围，唐朝北结回纥，又“发兵三万五千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一举收复盐州，“由是灵、夏、河西获安”。到公元九世纪上叶后期，唐蕃两大政权都处于日薄西山之际，唐朝内部割据林立，不相统属，农民起义蜂起云涌，吐蕃王朝亦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奴隶反抗斗争如火如荼。双方都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对外战争，两大政权共同的境遇决定了她们最后一次会盟--长庆会盟（公元821年）。双方共同表示“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廊然消踪，追踪舅甥囊昔结授”。长庆会盟后，双方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灵州之争也伴随两大帝国的崩溃而宣告结束。
二
纵观唐蕃灵州之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灵州所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得天独厚。
俯瞰整个西北地区，高原相连，山脉横亘。唯独“三秦之腋，两河之唇”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自然条件独秀一隅。河套平原“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宜复城邑，事耕屯，灼灼明矣……”。宁夏平原“黄河中流，毡帷北列，河西以贺兰为隘，河东以长城为界”。“其民勇干，其资耕猎，渠通美利，土尽膏腴，兵食足矣”。“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因此“有丰年而无旱潦”，“有塞北江南之称”。同时，“宁夏当陕右西北之边，西据贺兰之雄，东临黄河之险，历代为西北重镇”。因此，在历史上，“地险固，地肥美，屹为要会”的朔方一带向来是西北游牧民族梦寐以求的秣马厉兵之地。历代中原王朝亦在此积极屯田构塞。早于周代，“城彼朔方，赫连南仲，玁狁于襄”；秦王朝西陲括地，倾吐西戎八国”，开拓“新秦”，“徙民充之”。在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括北逐匈奴，沿河“筑城以拒胡”，灵州城就是其中之一，汉王朝“暮兵徙者十万口，筑城构塞”；隋王朝亦“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城，……绵历七百里，以遇胡寇”。唐王朝利用“河朔之间，丰有水草”的优越自然条件，推行羁縻政治，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灵、庆、银、夏四州境内有“羁縻府州”--二十三府，七十九州。先后有突厥、铁勒、回纥、党项、吐谷浑等民族。唐王朝的羁縻统治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分而治之，以“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另一方面又令“诸道军城，例管夷落”。从而达到了“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的目的。唐蕃灵州之争中，这些列置在朔方之地的游牧部落，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外交上是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总之，不论从纵的追述，还是横的对比，都可看出，历代中原王朝深知河朔作为“关中之项背，一日无备，则胸腹四肢举不可保”，一但失去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是犹厚积薪于曲突，而割肉养虎以候其猛，张空拳以博之也”；“是委河套于敌，而自遗腹心忧”。这一点，是唐蕃灵州之争的根本原因。
（二）灵州“据诸路上流，纵横四出”的战略要好，屏蔽陕晋，扼控河陇。
“以州在河诸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云灵州”。灵州一名因其险要而来。其“南与固原边相接，灵州者，南北之喉舌也。灵州失，则宁夏隔为外境而环固危，环固危则陕危”。因此，作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的灵州，在我国中世纪史上，历来是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兵戎相见的争战之地。唐王朝为捍御北方，灵州“士马胜甲于诸镇”。贞观十九年，唐朝集原、宁庆等五州兵马于灵州，大城突厥。第二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坐镇灵州指挥，大败突厥，李世民在灵州建碑耀功，泼墨饮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唐天宝之乱，唐肃宗北逃平凉，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大臣杜鸿渐献策：“朔方天下劲兵，灵武用武之地，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容，长驱一举，此逆胡不足灭也”。唐肃宗绝路逢生，喜出望外，“灵武我之关中，臣乃吾肖何也”随之唐肃宗幸灵州继位，升为大都府。由此史称“唐灵武之兴，复两京而有余”。在唐朝灵州始终是朔方节度使所在地，是朔方精兵强将的大本营和军需重地，直接控制着整个西北战场的局势。这是吐蕃屡次争战灵州的直接原因，也是屡次不克灵州的原因所在。又如三足鼎立的三国时期，西夏与积贫积弱的宋王朝争夺灵州，宋朝部分主和派大臣建议放弃灵州，而部分主战派大臣坚决反对，指出：“欲弃灵州是中贼之奸计唉，且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扞御……但西夏终陷灵州，“遂成强敌，天圣以后，环庆关门不启，而东至鄜延，西至秦凤，亦皆残敝”。宋王朝却因“元昊割地，以韩范经营而不足”。因此，“灵州地方千里，表裹山河，为中外必争之地”。亦如清人所言：“故'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有之，可以扰'中国'”。
（三）历史上的灵州既是古丝绸之路的孔道，又是茶马贸易的要津。
历史上经过宁夏灵州之地的丝绸之路有三条。第一条是开辟于先秦延用到唐朝中叶，经甘肃省平凉市至安国镇入宁夏固原县瓦亭、开城，到坚固行署所在地，沿清水河谷到固原、海原县城，再经西安州、干盐池出宁夏界到甘肃靖远渡黄河。第二条是从陕西省进入宁夏盐池县，经灵武县、吴忠市、青铜峡市过黄河，再经中卫，干塘入甘肃。这条古丝绸之路从唐朝中叶延用到北宋初年。第三条是从甘肃省华亭进入宁夏的泾原县，越六盘山，经隆德县进入静宁县，经华家岭、定西、榆中，到兰州向西。或经西吉县出宁夏境，顺祖厉河而下，从靖远渡黄河到武威。这条丝绸之路主要在元、明、清三代畅通。宁夏灵州之地的交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很发达，宁夏境内开辟六条交通要道：第一条从赫连勃勃的都城--统万城进入宁夏盐池县，再经灵武渡黄河，越过贺兰山，穿过阿拉善旗到今甘肃省继续两行；第二条从宁夏的灵武经中宁县，从甘肃靖远县渡黄河达武威继续西行；第三条由今宁夏的固原越六盘山到甘肃兰州继续西行；第四条由今宁夏盐池县经惠安堡、预旺、李旺堡到固原向西，或由盐池县经惠安堡到今吴忠市、灵武继续西行；第五条由今甘肃省环县，进入宁夏吴忠、灵武继续西行；第六条由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市渡河入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银川市、灵武县、吴忠市渡黄河西行。显而易见，六条交通要道，其中五条必经灵州之地，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尤其到唐朝中叶，古丝绸之路改道，灵州直接成为丝路经要，又是西北民族地区茶马贸易的“和市”中心之一。商人“赍杂缯诸货”，“贸其马牛”。商业极为发达。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一文中指出：“灵州县有作为国际 *** 通城市、贸易城市而特别值得的地域性。”。三国时期，西夏陷灵州之后，不仅打开了宋王朝的西北大门，同时也截断了西北吐蕃诸部与宋茶马贸易的通道，凉州六谷部多次上书北宋，请求两家合兵收复灵州，宋王朝封凉州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使，灵州管内观察使，灵州西面缘边都大巡检使等职，但是多次用兵均告失败，收复灵州之策最终化为泡影。凉州六谷部政权也因为“灵州卖马路”的丧失而分崩离析。因此，作为“交通城市”、“贸易城市”的灵州，是唐蕃灵州之争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
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唐蕃灵州之争，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战争多于“会盟”维持下的和平。百年之争，大规模的战争达数十次之多，而会盟只有六次，其中前五次会盟所维持的“和平”只是昙花一现，甚至会盟成为一种为再次战争备战赢得时间的借口，或者成为一种达到目的--军事战争所没有达到目的的手段。二是季节上的周期性。整个灵州之争的全过程在季节时间的参照系上呈现出战争与会盟交替的周期性振福特点：
三是显明的掠夺性。吐蕃发兵灵州，大都在五谷丰登的金秋时节，往往是“践秋稼而去”，表现出战争的掠夺性。灵州之争是唐蕃之争的缩影，这三大特点表明：战争成为唐蕃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会盟或者作为会盟最高形式的“和亲”对战争只起到了缓冲作用。唐蕃民族关系又是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的横截面，这一特点也揭示了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说民族关系是矛盾的复合体，具有对立与统一的双重性。在不同的阶级社会历史条件下，又有主次之分。在我国中世纪的民族关系中，战争与会盟、和亲，掠夺与茶马贸易并存，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对立与统一的反映。这二条线也是我们探讨中世纪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索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流的发展程度。这一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是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因此，民族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生产方式，同时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环境。正如列宁指出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它社会关系的发展”。在“亚洲大陆自古以来，就在西北的干燥地区形成了几乎没有农业因素的游牧文化圈，而在东南湿润地区形成了缺乏畜牧因素的农业文化圈。……正是这二元对立，成为造成亚洲特有历史现象的一个重大因素”。在我国北方，横亘万里的长城精确地成为这两个文化圈的共切线，也正是这“二元对立”造成了我国中世纪史上特有的现象--“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这一向心运动正是“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
受制于特定地理环境的游牧经济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具有很大的动荡性、不安全性和强烈要求的互补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西北游牧民族总是“力图掠夺和建立商业关系的理想对象”。这一“理想对象”的选择对于她们来说只能是定居的中原农业民族，因此，在我国中世纪史上每每崛起的西北游牧民族总是向中原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内向性。由于他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使他们“对文明国家商品的需要更甚于文明国家居民对游牧民族居民的需要”。所以“在有利条件下，游牧民族企图用武力侵占来代替以经商途径获得商品，和平商业往往让位于侵略和出兵征服”。这一有利条件就是“每当游牧人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平衡，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唐蕃灵州之争正是发生在唐“安史之乱”之际。灵州地处“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发达的农业经济对吐蕃有很强的引力和 *** 作用，而以游牧经济为主体的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薄寡，师无馈粮，以囱获为资”。其“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体现出了游牧民族历史运动轨迹显明的节奏感。因此，正是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决定了战争成为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间的“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造成了对立大于统一，战争多于和平的悲剧性的民族关系。尽管自汉王朝以后，民族间的茶马贸易没有中断过，甚至愈加发展，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茶和马甚至成为民族之间相互遥控的战争武器。所以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对抗性的社会里的民族关系。因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是和谐地开展，而是往往伴随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或者是通过民族冲突或民族压迫来实现的”。战争一方面破坏了生产力，带来了毁灭和残杀。但是，这在我国中世纪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悲剧。另一方面，战争又是我国中世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媒介，是“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并且对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起了一定的熔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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