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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蒋芷侪《都门识小录》：“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对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
无端世路绕羊肠，> > 偶以疏懒得自藏。> > 种竹旋添驯鹤径，> > 买山聊起读书堂。> > 开窗古木萧萧籁，> > 隐几寒花寂寂香。> > 莫笑野人生计少，> > 濯缨随处有沧浪。（《东堂新成》）> > 这首诗倘若不标明为严嵩作，短短八句，将归隐之心，山林之念，安贫之道，遁世之想形容出来，也还具有一点意近旨远，趣雅情真的境界，很难与1536年以 后的那个权奸巨贪的丑恶形象吻合到一起。由于严嵩是个被历史唾弃的人，他的著作也就随之湮没。如今，即使国图、首图，找他这部诗集，也是蛮费事的。> > 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严嵩，说他是个文人，是个诗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时，他纱帽翅上的 “缨”，还用不着“濯”。因为开国定都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设了一个稍小的，与北京却是同样设置的中央 ... 机构。但是，派到那里去做官的， 通常都属于非主流的二线人物，所以，在南京时的严嵩，很有时间游山逛水，吟诗作文，以风雅著称。> > 《列朝诗集》载：严“少师初入词垣， 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名满天下。”那时，他的人望和文声，很说得过去的。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 然后起伪，积伪然后君子。”凡极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会以伪善，骗得大家的良好印象。当时，京都人士，“以公辅望归之”，可见对其期望值之高。> > 次年到了北京，来给皇帝祝寿，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阁，纱帽翅上的“缨”，开始抖了起来，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渐暴露了。权力这东西，落在品 质不佳的人手里，便是一种恶的催化剂。于是，“凭藉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臣，溃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这时候，连“濯缨随处有沧浪”那种假姿态， 假清高，也没有了。> > 若是就诗论诗，以文谈文的话，对于严嵩此前的作品，应该说，既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坏，这评价大抵是相当的。 《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也是当时和以后的公论。他的诗集《钤山堂集》，其实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但修《四库全书》，就因人而否 定其书。“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以人废文”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甚至王世贞，尽 管其父王是被严嵩镇压的，但他对严嵩的诗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这位文坛领袖的公允评价，比之时下小肚鸡肠的作家诗 人，要有气量得多。> >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严嵩，发迹太晚，等到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年56岁。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 阁，受到明世宗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过花甲，高寿62了。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他不能不考虑到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 样抓捞，为时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 （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 严嵩没想到，他竟活到89岁，与其子 联手作恶的“贪龄”，打破中国贪官之最，这就是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论他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颐之寿”，“老而不死谓之贼”了。数十年间。钱财捞得 太多，坏事做得太绝，这两父子，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顶尖级权奸巨贪。《明史》描画这两个人，形象颇有点滑稽。一个肥粗，一个细瘦，一个矮矬，一个高挑，一 个是独眼龙，一个是疏眉目，怎么看，不是一家人。后读谈迁的《谈氏笔乘》，引赵时春作《王与龄行状》，方知“严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所以，严东楼为 严嵩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人DNA不同，品种上迥异，但聚财弄权，腐败 ... ，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坏，逐臭趋腥，竞利争权，渔肉良善，巧夺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灵感应。> > 一位朋友对我说，岂止如此，这爷儿俩写的字，也有类通相似之 处。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硕饱满的笔锋，非一介寒士能写得出来的。现在，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的“六必居”酱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鹤年堂”中药铺，那 金字牌匾，仍是这两位遗留下来的“墨宝”。据蒋芷侪《都门识小录》：“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严世 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 >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里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块匾额者，简直少之又少，独独严世蕃与他老爹的这几个字，甚至波澜壮阔的 “文革”，也未作四旧砸掉。于是，你不能不悟到，东晋一位大军阀兼野心家桓温所说过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对某些人而言，有其 一定的可操作性。此语见《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看 来，忘八蛋，忘到极点，臭大粪，臭到极致，也是一种求“不朽”之捷径。这也难怪当今社会，把不要脸压根儿不当回事。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到手，是 绝不怕下作 ... 的。诸如此类的货色，也是大有人在的。> > 我还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专门去这两处店铺“欣赏”了一番，果然也是如此， 二人笔墨，在阳光下居然熠熠生辉，毫无愧色。新建成的广安大街，气势恢宏，原来狭窄的菜市口丁字街，拓宽得已非旧时模样，如果不是夕阳余晖下，那“鹤年 堂”金碧绚丽的匾额，我都不敢相认了。此地应是严世蕃的毙命处，他的最后下场，《明史》说得很简捷：“遂斩于市，籍其家。”那是公元1565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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