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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尼克松正式訪華前的1972年1月3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帶18人抵京，與中方商討禮賓、安全、住房、電視轉播等所有細節。其中遇到了很多難以解決的分歧和問題，有些牽涉到國家主權，有些甚至需要中國總理和美國總統親自來解決。美國總統專機不得在中國領空飛行雙方的之一個分歧便是尼克松的專機問題。美方堅持要求，尼克松在華訪問期間—包括還要訪問上海、杭州兩個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專機，既是安全考
尼克松正式訪華前的1972年1月3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帶18人抵京，與中方商討禮賓、安全、住房、電視轉播等所有細節。其中遇到了很多難以解決的分歧和問題，有些牽涉到國家主權，有些甚至需要中國總理和美國總統親自來解決。
美國總統專機不得在中國領空飛行
雙方的之一個分歧便是尼克松的專機問題。美方堅持要求，尼克松在華訪問期間—包括還要訪問上海、杭州兩個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專機，既是安全考慮，也是他們的慣例。美方試圖向中國方面解釋：按照美國憲法，美國總統是唯一有權在24小時內發佈戰爭令的人，所以總統無論跑到哪裏都要和白宮保持聯繫，他乘坐的專機也隨身帶有核武器密碼，可以隨時對核攻擊部隊實施指揮，而坐中國飛機是不能保證這一點的。
載尼克松訪華的“空軍一號”
中方則認爲，當時中美雙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專機飛到中國，但在中國境內則必須乘坐中國方面提供的飛機。“我們很強調自己的領空權問題，不能允許未建交的國家從自己的領空飛過”；而中國方面的伊爾-18飛機，是周總理出訪時乘坐的，安全方面絕無問題。“如果你們擔心，我們的總理也可以陪你們坐”。
雙方僵持了很久，互不妥協。最後據說是尼克松親自出面，美方作了讓步。關於總統座機，最後達成這樣協議：總統專機先飛到上海，上海飛往北京時，不必轉乘中國專機。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組帶領一名領航員登機—於是這便有了中國外交部的唐龍彬等登上美國專機的經歷。“七人小組有點兒代表國家主權的意思。”唐龍彬說。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爲“空軍一號”擔負領航任務的，正是基辛格祕密訪華時爲巴基斯坦飛行員擔任領航的飛行大隊長徐柏齡。
而尼克松在中國境內的訪問—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則由周恩來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爾-18飛機。在提及這一段時，也有文章稱從杭州到上海的航行，周恩來上了尼克松的專機，以示還美國人一個面子，唐龍彬很堅決地否認了這種說法。
美國人一直強調的通信問題是這樣解決的：“尼克松帶兩個通信人員上我們的飛機，他們的‘空軍一號’跟在總理的飛機後面飛，這樣總統的信息隨時可以通過通信人員傳到後面的飛機上。”從技術手段上保證了總統在特殊情況下發動戰爭的可能。“尼克松後來也感謝我們提供的方便”，唐龍彬說，當時對這方面瞭解不多，後來才知道美國總統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要乘坐“空軍一號”，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的確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國的誠意。
堅決不讓總統專車來中國
空中交通工具解決了，地面的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個分歧。“他們一定要自己運防彈車過來，我們堅決不讓。它一運來，汽車裏面裝了什麼，我們很難預料，而且也不好去檢查”。中方堅持尼克松坐中國方面提供的車。美方最後也讓了步。唐龍彬回憶，當時中國只有兩輛蘇聯產的“吉斯”牌防彈車，一輛是毛澤東的，另一輛曾屬於“第二把手”林彪，爲了尼克松訪華，這兩輛車都被調用過來。
尼克松夫婦在北京與中國工作人員合影
不同意美方警衛單獨偵測現場
美國已有的一套完整而系統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未免覺得有些霸道。“無論是談判還是參加活動，美方都要安排他的警衛到現場打個前站，帶上先進的工具去測試”，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堅決不允許他們去。當然最後的結果是雙方的安全人員同時出現在現場，不過那時候，中國方面似乎還是靠“人海戰術”，四處遍佈便衣；美國人則在技術方面擁有無可爭議的優勢。當時陪同美國記者的接待人員資中筠回憶，尼克松在杭州遊園時，經常會發現美國安保人員拿起一個黑色小盒子在說什麼，“聽他的通話，他是在通知另一個警衛：現在總統走到什麼地方了、他身邊都有誰。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警衛是那麼做工作的。”資中筠也是後來才知道，讓她覺得“挺新鮮”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話機，“那時中國人根本沒見過這種東西”。
拒絕翻譯尼克松的致辭
在中國盛大歡迎晚宴之前，尼克松遇到了一個麻煩。不過這個麻煩跟中方無關—美國國務院來的外交官傅立民拒絕上臺翻譯尼克松的致辭。
當時28歲的傅立民是美國國務院裏的一名外交官，“那時候白宮和國務院的關係很奇怪”，傅立民說。雖然國務院是主導外交工作的，但是基辛格訪華，國務院上到國務卿羅傑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員，全部被矇在鼓裏。雖然傅立民後來也參與了爲這次訪問而起草文章、備忘錄等工作，但“尼克松訪華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來”。
傅立民最終還是加入了訪華代表團，他和其他官員乘坐的飛機，在尼克松專機前20分鐘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來之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務是什麼”。 直到當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祕書（注：霍爾德里奇）打電話給我，說總統要我在晚宴上爲他的祝酒詞做翻譯。我說可以，但是你要先給我總統發言的書面稿。”霍爾德里奇的答覆是：沒有書面稿。傅立民堅持說肯定有。“他說他再去問問總統，回來後還是告訴我說沒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攤牌說這裏一定有鬼，因爲祝酒詞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歡迎晚宴上的周恩來和尼克松
傅立民急於要尼克松的講話稿，並不是因爲擔心自己的漢語水平—某次會談中，尼克松講到中美關係時，說雙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員將之翻譯成“平行”，而傅立民卻提出異議，說平行的意思是永遠不會相遇，他認爲尼克松的原意不是這樣的。周總理於是問他如何翻譯更體現他們總統的原意，傅立民說，應該譯爲“殊途同歸”。總理因此對他印象深刻，誇他的漢語底子好。
“我堅持要書面稿的原因，是我知道其中加進了一句毛澤東的詩詞。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說，那時“崇拜毛澤東是中國的特點”，爲了表示對中方的友好、對毛澤東的重視，美方特地在講話稿里加了句毛澤東詩詞。“詩詞是不好翻的，我必須知道哪一句，不然上臺把毛澤東的詩詞翻錯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總統方面還是在堅持沒有書面稿，於是傅立民就斷然拒絕上臺做翻譯。
無奈之下，美方只好求助於中方翻譯。傅立民注意到，上臺前，冀朝鑄和唐聞生手裏各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緊張地猜那幾句英文到底出自毛澤東的哪一首詩或詞。後來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講話裏果然有這樣幾句詞：“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傅立民記得，那天晚宴上他很是鬱悶—他後來被安排給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和羅傑斯當翻譯，同桌的還有 ... 。“ ... 副總理見我很不高興的樣子，就遞給了我一支菸來安慰我。”這是傅立民平生之一次抽菸，從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幾年前因爲氣管炎而戒掉。而很多年後，傅立民才知道 ... 遞來的那支與英國煙味道很像的香菸，是在中國很有名的“熊貓牌”香菸。
事隔多年回想起來，傅立民仍然覺得自己當初的拒絕是正確的：“如果我接受了這個命令，然後在歡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詩詞亂翻一氣，那纔是個大錯誤！”在尼克松怒氣衝衝的眼神下，傅立民覺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結束，但出乎意外的是，在杭州尼克松專門爲這件事向他道歉。事後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堅稱沒有書面稿的原因，是他的記憶力很好，講話稿過目不忘，想給外界留下一個即興演講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我到時候拿出講稿來對着翻譯，那就穿幫了。其實他不知道我的記憶力也很好，也能過目不忘。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傅立民幽默地說。
尼克松訪華登上長城
對於熱衷選票政治的政治家來說，對公衆形象的在意，顯然非同一般。中國外交部的章含之也曾回憶過一個有趣的細節—尼克松訪華期間她爲尼克松夫人做翻譯。某一天，尼克松向中方人員委婉地提出要換一個女翻譯，原因是站在他身邊的冀朝鑄身材太高大了。
美方隨行記者人數遠超中國底線
時任外交部新聞司處長馬毓真，剛剛在美國乒乓球隊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聞預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訪華記者團則讓他體會到真正的“實戰”是什麼樣子的。“黑格帶人來打前站時，（新聞司）陳楚司長和尼克松的新聞祕書齊格勒談新聞安排。”馬毓真回憶，中美兩國這麼多年沒有來往，他們對中國也不瞭解，一上來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訪華記者大名單。“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記者，我們的底線也就三四十個人，已經很了不起了。”
美國記者素來以尖酸刻薄、挖負面新聞而著稱，對此，中方人員自然心存忌憚。但“說句老實話，我們嫌他人多，還是因爲我們在接待上有很多具體困難”。時隔多年，馬毓真回憶。20世紀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賓的酒店屈指可數，而能提供的設備也很簡陋。
雙方差距實在太大。美國人再三解釋，尼克松訪華在美國新聞界是大事情，必須要報道，請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國媒體衆多，對這次採訪機會，大家爭得一塌糊塗，美國 ... 都得應付討好那些媒體，不敢擅自拒絕，怕得罪他們，“他們爲了這件事來回折騰了好長時間，說我們怎麼也擋不住，怎麼着也得來，二百多也算是最少數的了。”
報告打到周總理那裏，他的批覆是儘量讓他們來。“總理的意思是他們已經罵我們罵夠了，他們到這兒來總得報道尼克松訪問、怎麼談判，非得客觀不可。他們回去怎麼報道，也比他們以前對中國的形象要好一些，所以儘量讓他們來。”資中筠由衷感慨周總理的氣度。
馬毓真說，幾經協商，最後達成這樣的協議：文字記者和報紙、廣播、通訊社的記者80多人，電視系統包括記者、攝像、燈光師、製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聞司和廣電總局負責接待。
“房子怎麼解決的呢？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中央一句話：民族飯店騰空！於是那裏從1972年1月就騰空專留給記者。美國的其他工作人員，釣魚臺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這兒。那時候我們中國只有上海牌轎車，天津出的一種透風的麪包車也都調來支持我們的工作。”
還有不到兩個月時間，需要組織接待人員。“新聞司的英文工作人員不夠，就決定從學校、文化部、體委、友協等有涉外工作的單位借調工作人員”—原本屬於友協的資中筠就是這麼來的。
在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難對付而聞名的美國記者，在中國卻似乎收斂了許多，“他們大概內部也有交代，比較守規矩，挑剔性的問題不多，也沒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不過，當時爲了製造“友好氣氛”，我方也做出了不少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國方面爲美國記者安排的採訪之一，是參觀西單菜市場。“我們已經約法三章：要自然。他們還是不聽，結果那天擺出的肉，又新鮮又瘦，還叫他自己的員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隊去買；青菜也是更好的，原價一塊變成了五毛。結果外賓前腳走，後面新鮮的肉就收到冰箱裏去了，青菜也恢復了價格，‘顧客’們買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兒童醫院參觀，所有的兒童都換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換了新的，連院長、護士都換上新白褂子。”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婦登長城那天，零下好幾攝氏度的天氣，路邊卻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婦手挽着手經過的時候，至少應該站起來一下嘛！”回想這一幕，唐龍彬無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緊張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下棋人”仍低頭下棋，對總統夫婦“駕到”無動於衷。尼克松說了一句“這是做給我們看的”。
情況報給周恩來，總理知道後很生氣：“這是誰安排的？”後來在與尼克松會面時，他很坦率地說：“我們有些做法比較虛假，是形式主義。”
美方竟然要在中國建一個地面衛星站
馬毓真回憶，在美國乒乓球隊訪問期間，中國沒有地面衛星站，那時候和民航總局達成協議：每天由民航負責把美國電視臺的電視片空運到廣州機場，廣東省外事辦公室派人在機場等候，拿到片子後朝深圳口岸趕。“飛機到了廣州已經是下午了，那時候也沒有高速路，全是輪渡，他們連夜開着車，過三條擺渡，到了羅湖橋邊，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邊，美國電視媒體從總部派人到香港，在羅湖口岸對面接下片子—用這種比較原始的方式，總算把那次的電視新聞採訪給應付過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這麼處理，畢竟來的記者少，但尼克松訪華可是比這重要幾倍的大事情，當然得保證美國民衆在最快的時間看到啊！”馬毓真回憶。美國方面提出：必須得有地面衛星站，他們可以在首都機場附近建一個。但是在沒有建交、沒有任何協議的背景下，“把美國地面衛星站建到中國來是不行的”。
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到了解決辦法。“周總理指示我們租他們的地面衛星站，這樣主權就算我們的了，然後再租給美國和其他國家記者們用—大家都不給錢，你不收我的錢，給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錢”。這樣，美方將圖紙給了中國，中國方面按照他們的要求，不到一個月就在機場附近修了一個衛星站。美方來了一架專機，裝好設備，這樣，美國方面每天都能看到從中國傳回的新聞畫面。這個大問題總算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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