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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试述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本稿中的东北地区，主要是指今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材料也有所涉及。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流入到东北地区的金代定瓷器物群。这些特征，与定窑窑址以及东北地区以外出土的金代定窑瓷器有很大的相似。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定窑瓷器，反映了该窑当时发展的一般状况，是定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材料。2．土产白瓷与定窑白瓷相对应的是东北地区金代遗址出土的土产白瓷。
试述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
本稿中的东北地区，主要是指今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材料也有所涉及。时间跨度从金建国的公元1115年到蒙古占领如上地域的13世纪20年代前后，总共100余年。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墓葬、城址、窖藏、窑址等发掘出土的瓷器。
如上时空范围内出土的瓷器，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曾以金前期的陶瓷生产为题，作过非常简略的说明。其后俞永炳、刘涛等人的论文中也有个别涉及。国外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学者盖尔曼对俄滨海边疆区出土金代瓷器的介绍和分析。东北地区金代遗址出土的中原南方窑场的瓷器，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经济流通与文化交流，至于出土的东北地方窑场的产品，则体现了金代该地区陶瓷手工业发展的一般状况。
此外，根据盖尔曼的介绍，俄罗斯滨海地区瓷器出土地点(个别地点的瓷器系采集)主要有沙金斯克耶古城、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爱卡特诺夫斯克耶古城、多布罗泡耶夫斯克耶居址、乌苏里斯克工厂、诺夫哥罗德耶夫斯克耶城址、马斯克耶古城、波谢特湾遗址等。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器形可辨者共475件，以沙金斯克耶古城、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两个遗址出土数量最多。
由上表并结合盖尔曼对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分析，可以认为东北地区出土瓷器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定窑及本地窑场生产的白瓷(土产白瓷)、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瓷器、耀州窑风格的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器、黑(酱)釉瓷器、钧釉瓷器、翠蓝釉瓷器、三彩以及个别高丽瓷器。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定窑瓷器
由附表可以看出，在中原、南方地区输入到东北地区的瓷器中，定窑产品数量最多，为数不多的纪年墓葬中均发现定器。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流入到东北地区的金代定瓷器物群。这些定瓷中绝大多数为较精致的白瓷，器形有
瓶、碗、盘、钵、提梁壶、器盖等。碗、盘类器皿均为芒口，内底无支烧痕迹，外壁多装饰刻划的莲瓣，内底刻划或模印花纹，纹饰以萱草最常见。纹饰布局上分格布局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特征，与定窑窑址以及东北地区以外出土的金代定窑瓷器有很大的相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的带有“尚食局”铭文的定窑碗，它既可能如刘涛先生认为的是金代尚食局的定烧产品④，也有可能是金初被劫掠流播到东北的北宋尚食局的定烧器。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定窑瓷器，反映了该窑当时发展的一般状况，是定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材料。
2．土产白瓷
与定窑白瓷相对应的是东北地区金代遗址出土的土产白瓷。这类产品量多质粗，碗盘类器皿均系叠烧， 口沿施釉，内底有多处支钉痕迹。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出土及采集的白瓷器，也都具有这些特征。
3．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瓷器
白地黑花瓷器出土数量不是很多。齐齐哈尔梅尔斯砖厂墓出土的白地黑花瓶，原发掘简报认为是辽代遗存，但此瓶形制、装饰均与观台磁州窑址金代堆积出土者类似，应为磁州窑金代产品。巴林左旗王家湾金墓出土的三系瓶、碗，则与缸瓦窑出土的白地黑花器相似。应当指出的是，东北地区出土的一些白地黑花瓷器的年代尚需辨析。如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出土的瓷碗，内底黑花“王” 字，碗的造型及装饰都与旅顺甘井子对面沟所出者类似 ，其时代应为元代，可能是标明子午方向的针碗 ，该遗址应包含部分元代遗存；长春市郊南阳堡出土的1件黑釉剔花飞凤纹罐残片 ，与北京良乡等地出土的元代磁州窑瓷器
近似，也应是元代产品；黑龙江兰西县双榆树屯出土的四系瓶，一件腹部黑花书写“清酒肥羊”，多被视为金代瓷器 ，但是按照此类四系瓶的编年，其时代也应为元代。
4．耀州窑青瓷
耀州窑青瓷出土数量不多。林西县温都村窖藏出土的鼎式香炉造型、纹饰俱精。西丰凉泉2号窖藏出土的青瓷碗、盘，绥滨中兴M7出土的青瓷碗， 内底纹饰均与耀州窑址发现的盘雷同。耀州窑青瓷，早在11世纪初就流播到辽宁朝阳，如1008年的常遵化墓，其后的例子可举奈曼旗陈国公主墓 (1018年)、朝阳
耿延毅墓 (1020年)、巴林左旗床金沟辽墓、扎鲁特旗浩特花辽墓M1 等等。由此可见，东北金代遗址耀州瓷器的出土远没有辽代普遍。
5．青白瓷器
东北金代遗址中，景德镇窑场生产的青白瓷器出土数量很少，仅在朝阳马令墓出土青白瓷印花盏及菊花瓣盘，农安窖藏出土印花方注壶。与辽代晚期遗址青白瓷器大量出土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
6．釉陶与三彩
出土数量不多。农安窖藏所见绿釉陶鼎，溜肩鼓腹，肩部贴塑三个铺首，三足作兽蹄状。此类釉陶鼎，在辽代遗址中绝少发现，在内蒙古地区的元代遗址却很常见。三彩器以敖汉旗小柳条沟金墓出土的兔纹瓶、前郭后沟子窖藏出土的花卉及寿桃纹盘为典型，前郭塔虎城仅出一件牡丹纹碗底。这些三彩器釉色均为黄、绿、白三种，与辽三彩相近，然其装饰技法均为刻花填彩，与辽代印花施彩有别。
7．黑(酱)釉瓷器
这类瓷器出土数量颇多，在一些黑釉器上还有以铁呈色的酱斑或条纹。笔者2002年发掘的吉林敦化永胜金代遗址，还出土了精致的油滴黑釉盏片。这些黑(酱)釉瓷器，多数还是来自缸瓦窑、江官屯窑等东北、内蒙本地的窑场。
8．翠蓝釉瓷器
仅见朝阳马令墓翠蓝釉长颈瓶及德惠揽头窝堡六号房址盘，数量虽然不多，但仍为金代中原地区窑址这一创新品种的流布提供了新材料。
9．高丽青瓷
东北地区高丽青瓷多出土在辽宁辽阳，如北园M5出土的粉盒、北园M6碗、石灰窑村枕、庞夹河M1的碗。这些产品均有以镶嵌技法装饰的黑白花纹。类似的高丽镶嵌青瓷，仅就东北地区来说，在内蒙古敖汉旗元代宁昌路故城、哈尔滨水田村元代窖藏@均有发现。根据高丽镶嵌青瓷的编年，辽阳出土的此类产
品，其时代最早也只能上推到金代末年。
三
上节主要分析了东北地区金代遗址出土的中原和南方地区烧造的产品，至于东北地区金代瓷器的烧造情况，似可总结如下。
辽代创烧的赤峰缸瓦窑在金代仍持续生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发掘结果表明，缸瓦窑窑址金代堆积较辽代晚期厚，发现的馒头形窑炉规模也比辽代晚期大，窑门呈八字形，圆形烟囱。此外还发现建有滤泥池和炕的作坊。在装烧技术上，碗盘类器物金代前期沿袭了辽代晚期的叠烧法，以泥珠或细砂粒间隔；金代后期则普遍采用了涩圈叠烧，对口套烧的技法也比较常见。在釉色品种上，金代早期与辽代晚期相比，虽然仍以烧造粗细白瓷为主，但发生了不少变化，如三彩及黄、绿釉单色釉陶基本绝迹，开始烧造花纹简单的白地黑花瓷器等等。及至金代晚期，一方面白地黑花瓷器大量涌现，且见有釉下黑花“泰和拾年” 及“长命富贵” 等纪年或吉祥语铭文，金末还发展了白地剔花填黑彩等复杂的装饰。这些装饰技法显然是受到河北磁县磁州窑的影响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该窑产品中黑釉、酱釉瓷器显著增多，且偶见油滴等窑变器。在器物类型上，金代缸瓦窑以碗、盘、罐、瓶、壶、盆民间日用瓷器为主，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地等遗址出土的白地黑花及黑釉瓷器，应该是缸瓦窑金
代产品。
江官屯窑在辽阳市东30千米江官屯村。窑址在太子河南岸，多处堆积因为河水的冲刷破坏严重。江官屯窑址历年来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粗白瓷、黑釉和酱釉瓷器、白地黑花瓷器 ，器形主要有碗、盘、瓶日用瓷器，也有不少小型玩具。烧造技法既有以泥珠间隔的明火叠烧，也有涩圈叠烧，这些特点都与赤峰缸瓦窑金代的状况类似，但江官屯窑址尚未发掘， 目前还不具备对其产品分期的条件。
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提及江官屯窑址曾出土“石城县” 款陶砚一方⑨。按辽石城县在南京道，为滦州属下；金石城县为东京路辽阳府属县(元废)，故此陶砚可能和该窑金代的生产情况有关。辽宁省博物馆曾征集到一方瓷质买地券，釉下黑彩题写的券文内有正隆五年(公元1160年)“东京辽阳府辽阳县辽阳乡
瓷窑务” 的字样 。按五代、北宋以来，在手工业发达的地点及商品集散之地普遍设置务以征商税，瓷窑概莫能外 。商税机关的务往往演变成地名，在《辽史》中即有此类记载 。此券的发现无疑为进一步探究江官屯窑金代的烧造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
来源：北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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