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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國時期，合肥是軍事要地與襄陽、祁山並稱，魏明帝總結稱:「”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磚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正如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合肥「”為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或許也正是因為軍事意義突顯，合肥的經濟功能更是漸次弱化。「”八王之亂”時期，亂軍控制漕運主干道（
三國時期，合肥是軍事要地與襄陽、祁山並稱，魏明帝總結稱:「 ”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磚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正如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合肥「 ”為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或許也正是因為軍事意義突顯，合肥的經濟功能更是漸次弱化。
「 ”八王之亂”時期，亂軍控制漕運主干道（邗溝、鴻溝、汴水），洛陽「 ”倉廩空虛”。西晉朝廷恢復江淮通道，將設於揚州的廣陵度支遷至合肥，南方米谷經濡須口、巢湖等至合肥周轉北上抵洛陽。
東晉南北朝分裂時代，南北政權以長江為界，江淮一帶成為戰爭拉鋸地帶。在東晉時期，為了安置北方流民，曾在南方僑置州、郡、縣，合肥則被僑置為豫州汝陰郡，南朝基本沿襲，略有更易。
此一時期的合肥與三國時期相同，仍是江淮地區的戰略中心城市，城市功能中軍事功能為主導，「 ”晉室既東，元帝以祖逖鎮合肥，於是又為重鎮。大興二年秋七月，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自是梁陳皆用為鎮以距北虜者，凡五代”。
南北朝時期劉宋與北魏對峙格局
東晉及其後的宋齊梁陳均以合肥為江北軍事重鎮，正是因為軍事功能成為合肥城市的絕對主導功能，這座昔日商業都會完全淪為軍事堡壘和營寨城。南朝梁太清元年（547年）七月，改設合州於汝陰（今合肥）。太清二年（548年），合州被東魏占領。東魏及北齊初，仍為合州，陳、北周仍舊制。
隋統一全國後，將今日安徽區域劃分為沿江、江淮、淮北三大區，淮北諸郡屬河南總管府，連接中原河洛地區；江南則建新安郡、宣城郡；江淮之間建置廬州，屬揚州總管府。這一行政變革，一直影響到今天，體現了安徽省域內淮北、江南、江淮三大區的特征。
隋文帝時期，全國地方行政為州縣兩級。北周舊城合州被改為廬州，擴其疆域，轄領合肥、襄安、廬江等7縣。大業三年(607年)四月，改二級行政建制為三級建制，即州、郡、縣，改廬州為廬江郡，郡治合肥，為二級行政區治所。
隋代的廬州或廬江郡的行政范圍包括今天的合肥及其西部的六安等，從此以後，合肥開始擁有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劃，合肥作為其政治中心，自隋以降直至清末，廬州行政范圍的核心區域一直較為穩定。唐朝武德三年（620年），唐朝廢除郡級建置，又改廬江郡為廬州，仍治合肥縣。
唐朝時期廬州屬淮南道
貞觀元年（627年），唐廷因山川形便，設天下十道，廬州屬淮南道。至於唐代，漢末劉馥所建合肥城早已破敗，而滿寵所建新城其規模和位置均不可能承擔州治的治民之所的功能。所以，唐貞觀年間重建合肥城，主持工程建設的是唐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唐代重修的合肥城位於時雍門西，即合肥小東門一帶。據《嘉慶合肥縣志》記載，「 ”今南半城，名金斗城。······蓋漢城既壞，改築土城於今所。”
盛唐時期，廬州為南北交通要沖，「 ”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道”。安史之亂後，唐廷對東南地區的財賦形成很大依賴，廬州「 ”郡米數萬石輸揚州”，再由運河輸送到東西兩京。隋唐時的合肥是貿易樞紐，其貿易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均為江淮地區各邑之首。
廬州本身的手工業也很發達，據《唐六典》記載，當時廬州所產的布、火麻的質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反映了紡織手工業的普遍發展。在采礦業方面，廬州下屬的廬江產銅，礦冶業很發達。商業發達，形成了繁榮的市鎮。在金斗城北門外的金斗河兩岸以及南門外圍繞同食館區域均形成了較為興旺的場所，金斗河兩岸尤甚，發展成為經濟繁榮的集鎮。
唐末亂世，廬州人楊行密成為割據江淮的龐大勢力。天復二年(902年)三月，唐封楊行密為吳王，楊行密先都廬州，後改都揚州，但以廬州為一級行政區淮南節鎮首府，後為德勝軍節鎮首府，又稱廬州節度使。南唐代吳(937年)後仍為德勝軍節鎮首府。合肥為後周所據之後，改為保信軍節鎮首府。
五代十國時期的合肥為南方政權在江北的防御重地，也是北方政權南進的軍事重鎮。由於楊吳、南唐政權的休養生息、保境安民的治理政策，合肥在五代時期雖處於江北前線地帶，城市經濟卻依然保持了發展態勢。
隋朝大運河路線圖
北宋至道五年(997年)，廬州改屬淮南路，熙寧五年(1072年)改屬淮南西路。合肥在這一時期均為二級行政區廬州州治。北宋合肥延續了唐代的城市地位和經濟發展，具備和唐代相類似的城市形態。
原唐代淮南道轄區在北宋被劃分為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兩個行政區，但其依然是中原王朝的主要財賦供應地。廬州所處的淮南西道經濟發達，「 ”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
金滅北宋之後，趙氏南遷。廬州仍為淮南西路轄區，合肥是淮南西路治所並兼廬州州治。迫於金朝的軍事威脅，淮南地區又成爭奪激烈的軍事對峙區，合肥遂成淮西路軍事重鎮，「 ”淮海之郡，廬為大。地大以要，廬為淮西根本。合肥號金斗，江北恃為唇齒，亦一都會。地有所必爭。赴巢湖，控渦、穎”。
為了更好地扼守合肥，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淮西路元帥郭振原唐代金斗城基礎上擴建城池，「 ”拓其北，跨河為城，名曰斗梁城”。郭振拓城，是將唐代金斗城大體沿東西方向截半，保留了原北半城，舍棄南半城，再向北擴城，將金斗河(即施水流經合肥市的一段)包入城中，成為內河。
被人忘卻的金斗城
元滅南宋之後，合肥行政區域沒有很大變化。至元十三年(1276年)，廬州屬江淮行省淮西道宣慰司，為淮西路首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廬州為路，仍屬江淮行省淮西道。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廬州路改屬河南行省淮西江北道。
然而，元代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進一步東移和交通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合肥的區域地位。元代之後的運河，並非如同唐宋一樣多枝形發展，能夠將中原地區、中部地區以及東部地區、江南地區均較為緊密地聯系起來是，而是呈一種南北向單一主干式線形發展，且僅局限於東部地區，聯系政治中心大都和經濟重心江南地區，合肥所在的中西部地區則被置於運河交通線之外。
此外，元代大興海運，起自上海終於直沽（天津一帶），合肥更遠離海運線路。從全國陸運交通格局看，自北京南行往江南的主要陸路交通線東移，為經山東、淮東南下至江南，合肥也距離此路線較遠。
元朝大運河
交通地位的弱化預示着經濟即將到來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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