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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家福：谢国桢、女儿谢纪青、女婿陆灏、外孙谢小彬。
全家福：谢国桢（前排左一）、女儿谢纪青（后排左一）、女婿陆灏（后排中间）、外孙谢小彬（前排右一）。 「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谢国桢，字刚主，祖籍江苏武进，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四月十一（1901年5月28日），生在河南安阳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长辈们都以做官为荣，他倒好，甘愿做个被视为家族异类的「 ”书呆子”、「 ”大傻子”。 受到家庭矛盾的牵连，谢国桢没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幸有温良贤淑的祖母朱氏的疼爱，经常在夜灯下给「 ”大保”（意为「 ”宝宝”）讲故事、念古文，从《西游记》《聊斋志异》，到《诗经》《唐诗三百首》。如谢国桢日后所言，「 ”我所以爱读文史，或者导源于此吧。”（《谢国桢全集》自述）后来，父亲找了一个讲授四书五经的家庭塾师，但是水平不行，谢国桢吃了不少苦头， ... 被打得鲜红。祖父谢仲琴也在无意间扮演过启蒙者的角色，他的藏书《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让处于求知萌芽时期的谢国桢吸收了必要的文史「 ”营养”。 祖父谢仲琴传下来的《文心雕龙》 1919年，18岁的谢国桢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求学之路。从安阳到北京，迷茫的未来、潦倒的生活，水土不服的状态像极了现在的「 ”北漂”。英文、数学一窍不通，只会背诵「 ”子曰”、「 ”学而”的谢国桢进入北京汇文学校补习文化知识，这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个中转站，谁知连续考了三年都被梦寐以求的北大拒之门外。 哀哉，莫非做学问的抱负真是「 ”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从理想跌落现实的谢国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路过北大校园，「 ”望红楼以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我的治学经历》）。彷徨犹豫之际，谢国桢跟着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吴北江学习诗文古辞，并在对方的推荐下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半工半读，温饱不愁。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25年的夏天，谢国桢以头名的身份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国学大师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同期拜入门下的学友包括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等人，「 ”皆以英年有为，发奋自强，学有所长”（《记清华四同学》）。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谢国桢的知识涵养大有长进，其间还发表了具有科学观点的论文《明季奴变考》。「 ”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文末的这段话，亦是其终生在治学之道上的领悟与实践。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谢国桢的榜样是倡导维新变法、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少时，他问家塾老师「 ”我学梁启超好吗”，得到的回答是：「 ”你怎么配学梁启超呢？”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奇妙，年纪相差28岁的两人最终在清华园结缘，耳濡目染加之言传身教，充满传奇色彩的梁任公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谢国桢的人生。 从清华结业后，谢国桢跟随梁启超前往天津「 ”饮冰室”，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在迈步历史科学的同时担任梁思达、梁思懿（梁启超子女）的家庭教师。茶余饭后，谢国桢最爱听梁启超讲述学问与典故，在潜移默化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多年以后，谢国桢对于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时方三鼓，炎热初消，日映微云，清风徐至，二三子侍吾师梁任公先生于中庭，从容问先生少年时事。先生兴之所至，娓娓而谈，二三子听之欣然忘倦，不觉狂蹈，回视河汉，时已微曙……”（《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初出茅庐的谢国桢感到「 ”腹中一无所有”，而梁启超是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如何「 ”得”之还得讲究一定的 ... 。「 ”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的治学经历》）有一次，梁启超谈起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引用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诗句——「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让谢国桢感到一头雾水，遂向先生请教。梁启超并无不悦或耻笑，而是当场讲述宋代元祐党争的故事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 ”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与谢国桢的师徒情谊，先生的谆谆教诲让他念念不忘。谢国桢之所以终生痴迷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实是一种精神与意趣的传承。「 ”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谢国桢在晚年回忆学术生涯时，感叹「 ”皆由先生启迪之也”。 次年，梁启超把子女送到了南开中学，谢国桢也跟着去那边教书。临别时，梁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写有题字的影印本《淳化阁帖》送给学生，另有其他两件字画礼物作为纪念。同年，谢国桢还得到了另一位清华老师王国维的绝笔扇面，上面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两首七言律诗：《即目》与《登南神光寺塔院》。据谢国桢《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载，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由清华校园乘车到颐和园，独自徘徊，又临时折回学校办公室，用墨笔将扇面上的「 ”兄”修正为「 ”弟”，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到鱼藻轩前，效法屈原，慨然自沉。 梁启超赠予谢国桢的对联 王国维的绝笔留在了送给谢国桢的这页扇面上 王国维的强毅坚忍与一丝不苟，深深触动了谢国桢，这段典故至今让人百感交集。两年后，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又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谢国桢受惠于先生的交情，前往北京图书馆工作。起初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在梁启超纪念室整理馆藏金石碑版，从事明清史研究。当时馆内人才众多，比如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在自由而活跃的学术环境下，谢国桢砥砺学问、仆仆风尘，完成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晚明史籍考》。 承胡适与傅斯年的介绍，谢国桢于1932年赴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讲师，利用早年积累的史料撰写《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本打算赴河南大学史学系任教授，但因故未能成行。「 ”七七事变”导致北平沦陷，他跑到长沙，在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工作，据说生活上不习惯，思家心切，没过多久回到了北平图书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让他后悔的决定。 局势复杂动荡，谢国桢受周作人之邀进入伪北大史学系，无所顾忌地谈论祖国历史和「 ”华夷之辨”。他一厢情愿地认为「 ”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勒令他辞职。丢了工作，生活没有着落，谢国桢找傅增湘帮忙，去川帮私营大中银行司笔札之役。「 ”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掩耳盗铃而已。”（《谢国桢全集》自述） 1945年，抗战告捷，国家渡过危难，谢国桢也结束了个人的混沌期，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或是命运的安排，或是现实的考验，此后一段时间，几乎隔年就会变换工作与生活场景。1946年，父亲病危，他返乡省亲，途中偶遇范文澜，受其委托去上海为华北大学采购图书；1947年，供职于上海大中银行，兼在开明书店编写书稿，校辑《鲒埼亭集校注》，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1948年，由钱穆推荐，远赴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9年春，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秋至南开大学讲授明清史、目录学与历史文选。 反右运动掀起后，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在历史研究所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继续明清史的研究。其间陆续发表了《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与《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并完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但他还是用「 ”懒惰成性，没有抓紧时间”来检讨自己。 一场前所未有的「 ”文革”浩劫让无数知识分子陷入悲观和绝望，谢国桢被打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在屋子里停职反省，后发配至河南息县明港干校。在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收集史料，笔耕不辍，利用两年时间写就了不同于明清研究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噩梦醒来，更觉时不我待。谢国桢年近80岁，本该是安享天年的时候，他却没有流露任何退意。在社科院带研究生的同时，谢国桢还兼任 ... 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不辞辛劳地去各地鉴定古籍，《江浙访书记》就是晚年的成果之一。1982年9月4日，在京住院治疗的谢国桢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去世。「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始终铭记先师梁启超的遗训，临终前的日子里，还在病床上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 美食家·「 ”谢三元” 类似于编年体的上文，大致回顾了谢国桢的个人奋斗史，但是有关老人生前的趣事与轶闻，还需要身边人的回忆和讲述。 谢小彬是谢国桢的外孙，从1978年调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过世，祖孙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建国门外的永安里。「 ”里里外外堆满了书，由于地方小，除窗户外的三面墙壁都被挡了起来，”谢小彬说道。在他的记忆里，外公喜欢在看书时点一根烟，因此屋子里经常是烟雾缭绕，由于看书太过投入，他的布衫上、裤子上全是烟灰掉落时烫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两室一厅，面积不大。在老伴离开人世后，谢国桢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间，把里屋的大床让给了外孙。「 ”也许是担心睹物思人吧。”这么想来，谢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这番好意。虽说有血缘之亲，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谢国桢往往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么写文章、做剪报，要么见访客、谈事情。 除了遍布京城的饭店，让文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厂东街恐怕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动不便，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阅读访书、打听行情。那个年代的图书更新速度远不如现在，哪家店有什么好东西，谢国桢基本上了如指掌，而书店伙计也都认识这位隔三差五来访书的老叟，热情招呼着：「 ”谢老来啦！” 谢国桢习惯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饭配馒头，到了上午九十点才起身出门坐公交车。因为行动不方便，动作总是很慢，上下车都要人搀扶。到了琉璃厂，谢国桢双手拿着拐杖背在身后，优哉游哉地走在前面，谢小彬则拎着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这幅画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26岁的谢小彬也许会觉得闷，但现在，回忆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别号「 ”谢三元”，谢小彬都会喜不自禁。所谓「 ”三元”就是三块钱，谢国桢专挑便宜的书买，如果价格超过了三块钱，他翻完一遍就自觉地放下了。对于这种「 ”抠门”的说法，谢国桢的弟子、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商传的理解似有不同：「 ”老师眼力好，有本事讨价还价，而且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三块钱已经不算便宜了。” 琉璃厂的书商间曾经流传过一个关于谢国桢的笑话。有一天，老先生来逛书店，逛着逛着肚子饿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带钱。既来之则安之，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一家书店，跟相识的伙计要了一本不值钱的书，紧接着去了另一家店，跟老板讲一些关于这本书的典故，然后顺利出手，换来一碗炸酱面的钱。 如果在家吃中饭，裹着小脚的钟点工阿姨会擀制汤面或是包馄饨，有时买上两毛钱的肥肉，手脚麻利地做好一顿炸酱面。碰上在外访书、办事，谢国桢就会带着外孙或是学生下馆子，尤其是晚饭，基本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店全跑遍了。与现在的「 ”吃货”们相比，谢国桢对待吃的热情与虔诚一点也不逊色，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唯学问与美食不可辜负。 商传称老师为「 ”美食家”，这可是有事实依据的。谢国桢生在北方，但毕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传的母亲是浙东人氏，烧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这个爱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 ”喝了两口酒，脸色红润，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还摇头摆脑地哼起了京戏。”说起老师那晚的动作和神态，商传情不自禁地乐了。 另外一件难忘的小事，在今年历史所所庆时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时在外面吃饭经常要排队，谢国桢想了个办法，让年轻的弟子们先坐到桌上去，然后自己跑到队伍最前面，说：「 ”我八十岁了，让我先买吧。”服务员没什么意见，但是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不乐意了：「 ”让我们尊老没错，那几个等着吃饭的可都是年轻人啊。” 「 ”他就是这样的人，照顾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辈的感觉。”商传一直佩服老师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一门有趣的学问。「 ”我在这方面受到老师特别大的影响，不能把学术研究当成是任务，需要找一点乐子，否则日子会很苦。”对于谢老爱吃的解读，另一位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于商传：「 ”老师是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吃饱了才有灵感做学问，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细微处见精神，学生们看到了随性，而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对于谢国桢的印象是「 ”豁达”。他在《回忆谢国桢先生片段》一文中讲到「 ”文革”往事，当时与顾颉刚、谢国桢两位史学界的前辈关在一起，「 ”顾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一言不发”，谢先生则恰恰相反，「 ”关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没人时他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 谢国桢执著于吃，何兆武也领教过几回。在牛棚里，他描述了自己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换一遍酒，一顿饭下来吃了十几道菜，换了十几遍酒。「 ”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听了谢国桢的推荐，回到北京后，两人专程去西单商场的峨眉酒家去品尝「 ”传说中的美味”干烧鱼。 何兆武评价谢国桢「 ”具有老一辈名士风流佳公子的秉性”，虽然曾经因为购书吃回扣、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质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确信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就得到过谢国桢的帮助：「 ”建国后我馆有《中国丛书综录》之辑，承以所著《丛书考》寄示，提供参考，俱见其热爱 ... ，事无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风义之高，令人钦敬。”（《回忆瓜蒂盫主谢国桢教授》） 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谢国桢与顾廷龙、梁容若、常任侠同为古籍领导小组顾问。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历史所工作时担任过谢国桢的领导，「 ”谢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轻人去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定都会支持。”历史所以前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谢国桢的办公室了。每天人来人往，都是来请教问题的，他从不推脱，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时会亲手为对方翻书查阅，寻找资料。这些琐碎的事，时间久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不耐烦，谢国桢却习以为常，看着后辈们有了进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谢国桢家的访客也是络绎不绝，五湖四海，长城内外，其中不乏慕名前来的年轻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建业在《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中记录了当时的见闻：「 ”1979年，我想写一部《李贽评传》，就冒昧地登门向谢老请教。没料到谢老是那样的热情和诚恳，毫无专家学者的架子，不仅积极地为我提供有关资料，还在治学 ... 上给我以教诲。有时还会毫无忌讳地谈起他的过去、家世，真是赤诚相见，无所保留。”日来月往，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与人为善、替人着想，甚至会把对方摆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场病，谢国桢在东直门的中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状况不见好转，诊断也迟迟没有明确结论。家人和学生不放心，就商量着把他转到协和医院去。那边的消化科只接待 ... 级别以上的高干，为此还惊动了陈云，做了特别批示。转院前一晚，商传在病房陪着谢国桢，天色还没亮，老人就坐起来了，说要跟学生说两句心里话。「 ”第一，我谢国桢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中医院对我不错，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转院？第二，你们不要做学问，都去做官，生病的话，住院比较方便。”这当然都是气话。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轮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开，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事情，只是闲聊似地告诉任道斌：「 ”以前招收你们做研究生时，就想着把你们带出来了就好。”说这话时，任道斌与商传已经从社科院毕业，正式接过了老师的衣钵。 谢国桢走了，骨灰安葬在无锡青龙山。「 ”我方愧恨自己对他的关心和了解实在太晚，也太少了。”（《怀念我的父亲》）女儿谢纪青为了纪念父亲，表达照顾不周的歉意，让儿子改姓谢，这就是谢小彬名字的来历。 「 ”学术研究就是要不弃瓜蒂” 谢国桢在79岁时对于个人学术生涯做过总结：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假若有同志问我怎么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 ”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除了跟弟子们谈人生、聊理想，他也很乐意分享治学的心得：「 ”我以为研究历史，或者是研究学术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识，把当日的情况融会于胸臆之中，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然后再细致地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 如何做好学术研究？谢国桢的立场是不能哗众取宠，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要以虚假作真实。「 ”先生都是论从史出，而非空论，属于比较传统的中国文人，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文笔好、情感深，读了他写的史书，就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时期的生活画卷。”任道斌脱口而出，他们的治学要求是小题大做、实事求是，在充分掌握前人史料的基础上再做学问。比如对于明代学者方以智的研究，谢国桢认为前人掌握的史料不够，在没有了解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就随便发表议论。「 ”他觉得不可取，就让我踏踏实实去做，编了一本方以智年谱，这也是梁启超教他的——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要把他的年谱编出来。”任道斌说。 多看杂书是谢国桢立下的另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光抱着一个课题自己看，底蕴不够，视野也不够宽，触类旁通的东西都不知道，”商传将老师传授的做法沿用到自己的学生身上，「 ”看了杂书，知识能够连贯起来，见识也就不一样了。”不过他也有遗憾的事，因为年轻时主意太大，觉得对明朝的典章制度不熟悉，研究起来可能有困难，所以一开始没有做晚明，主要还是围绕明朝前期的政治经济。「 ”后来等自己再想去做晚明的时候，老师已经去世了。” 做谢国桢的学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尤其是在他燃烧过青春的北图，报上老师的大名就能享受VIP待遇。任道斌说，当时北图只有一两台看胶片的机器，进口的，很抢手，他去了就可以优先使用。看管善本部的是一位脾气很厉害的老太太，别人来借书一般都不理睬，碰上死缠烂打的还会轰出去，但是见到谢国桢的学生来了，总是客气帮着一起找书。商传回忆道，有一次临近中午时分，老太太见任道斌只顾看书没有吃饭，就主动跑出去给他买来点心。「 ”这些都是老师的恩泽。” 谢国桢总爱称自己「 ”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可实际上，他的治学态度一点也不马虎， ... 上也是独辟蹊径、出奇制胜。为了研究问题，撰写专题论文，谢国桢收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自此养成了收藏野史笔记的爱好。在服务北图的近十年时间里，休息时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启超用过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张南父子垣事辑》。 不爱正史，单恋野史，这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谢国桢终生没有机会与鲁迅见上一面，但是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得到对方的高度评价——「 ”钩索文籍，用力甚勤。”此外，鲁迅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推荐过《清初东北流人考》，这也让谢国桢洋洋得意了好一阵子。 自称「 ”寒士布衣”的谢国桢一生收集明清以来各种野史笔记近两千种，其中不少是国内孤本，属于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部分是汉魏以来的金石砖瓦碑刻。从《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代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到《晚明史籍考》《明清笔记谈丛》，这些著作都要归功于谢国桢收藏的不起眼的零本小册子。谢纪青也提到过，父亲常跟家里人讲他如何从废纸堆里、残书碎片中发掘珍品，给它们以新的生命，使其有利于社会。「 ”那种激动愉快情绪，深深感染了我们。”（《怀念我的父亲》）谢国桢在不少藏书与拓本上都钤上了「 ”瓜蒂庵”印，据说这是著名金石家钱君匋所刻。为何取名「 ”瓜蒂庵”？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的序言中，谢国桢是这么解释的：「 ”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片断缣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 为了收集有价值的笔记和资料，谢国桢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先去新旧书店打探一番，得到有用的线索后，就会想尽办法去亲眼过一遍。碰到价格太高买不起，他就会毫不犹豫手抄下来，认真细致，无论是一页账单还是一张地契。「 ”学术研究就是要不弃瓜蒂，点点滴滴，一木一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汇成知识的宝库，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 「 ”瓜蒂庵”的比喻既贴切又形象，晚年时期，谢国桢还借此写过一首抒发个人情怀的诗：「 ”重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 一个专注「 ”拾瓜蒂”的人又怎会舍得「 ”虚岁月”？「 ”文革”爆发后，别人都在卖书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谢国桢却把微薄的生活费省下来买书，等到肚子饿了才意识到没钱吃饭了。对他来说，关起来「 ”靠边审查”提供了读书的大好机会，除了鲁迅的代表性作品外，还看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两汉史迹最基本的书籍，针对书中要点和尚未解决的疑点，全部分门别类做了卡片，以供将来研究时参考用。 「 ”十年动乱”让知识界蒙受了巨大损失，谢国桢的工作也受到了阻碍，他只能在参加劳动改造时挤出时间，收集资料、研究问题。从1977年至1982年病逝，谢国桢的学术研究在生命末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五年内先后出版了基于「 ”文革副产品”而形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与《两汉社会生活概述》，还完成了突出野史笔记史料价值的论著《史料学概论》。 除了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带转悠，谢国桢也会定期抽出时间去外地访书，大江南北，乐此不疲。1979年秋天，院里安排商传、任道斌随导师外出考察，在征得谢国桢的同意后，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江南之行。第一站是南京，寻完故都旧迹，便去图书馆、博物馆访书，还有幸看到了清康熙年间豹韦堂刻本的《白聋山人全集》与另一部珍贵史籍《后湖志》。接着是苏州。三十多年过去了，商传偶尔还会想起从苏州坐夜船去杭州的经历——夜凉如水，老式的木头船在河面上轻轻摇曳，「 ”老师给我们讲了张岱夜航船的典故，此情此景，就像是回到了晚明一样”。 回到北京，学生们发现，谢国桢的案上多了一叠叠毛边纸的文稿，那是他用墨笔小楷记下的访书见闻和体会。字体隽秀，既是学术文章，又是书法作品，后结集出版可补《晚明史籍考》之阙的《江浙访书记》。在《江、浙、成都访书观感》一文中，谢国桢写道：「 ”我以能有机会到江浙各地去采访阅读了各地图书馆的藏书，十分高兴。当然，像沈阳故宫所藏的满文老档及各种档册，日本占领时期满铁的图书，以及最近山西发现古本书籍，陕西西安发现大量的周、秦、汉、魏的砖瓦石刻，敦煌的壁画和晋、唐手写的经卷和遗物，也还应该去访问一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谢国桢在晚年时还想着去敦煌，考察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准备前往美国讲学,但因病魔缠身，终究没能如愿。临终前三个月，他不顾脚部肿痛，在家伏案撰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戏剧建筑的关系》，写累了就坐在沙发上用高瓦数的电灯泡热疗脚部，以达到减轻痛苦的功效。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却是他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广而告之。 谢国桢的「 ”遗产” 生活不曾抱怨、学术不知满足，这是谢国桢的一贯态度。在《谢国桢全集》的自述中，他是这么说的：「 ”我一生在良师益友教督之下，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历史。又因为在图书馆做事，就想学习版本学，尤其想学习为研究学问指明道路和提供资料的目录学……这六十年来，碌碌得很，只写了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文字。”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谈谈谢国桢的学术成就，看他的自我评价是否足够客观。首先是《晚明史籍考》，在这本80万字的皇皇巨制中，着录有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朱希祖认为这部「 ”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 ”一扩耳目，增益知识”（《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柳亚子将此书喻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 ”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作为学生，任道斌对于谢国桢的著作再熟悉不过了，《晚明史籍考》在他心中最有分量。「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体现了民族意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有了抗清仁人志士的奋斗，才让清 ... 的政策慢慢改变。”任道斌表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爱国志士对明末的人物非常崇拜，但经历了清代的文字狱，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待老师这本书出来后，柳亚子、鲁迅都非常肯定。后来郭沫若还题了字，但是没有署名，这里面有政治因素的考量——「 ”六十年代，蒋介石鼓吹南明抗清事迹，怕对号入座，产生不好的影响，只好内部发行”。 《晚明史籍考》涉及的是明清史料学，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研究的是明清政治史。如任道斌在《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一文中所言，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一直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褒贬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议论流于简单化。「 ”先生指出‘党’是‘士大夫阶级活动的运动’,‘社’是‘一般读书人活动的运动’，澄清了把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对明清之际一些正直的读书人、老百姓反对封建 ... 势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此外，《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明末清初的学风》《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等均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明末清初的学风》为例，文章解剖了明末清初「 ”天崩地坼”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当时学者们在这场痛苦变革中复杂的思想情感，阐述各种学术形成的原因，论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这与「 ”假、大、空”的不良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到了正面示范的效应。 任道斌曾对谢国桢的学术研究内容进行过总结：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二、明代经济史；三、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四、南明史；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六、汉碑、汉画和汉代社会生活。「 ”综观先生的治学成就，可以用 ‘博’、‘约’两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约’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相与规律”。 在《谢国桢全集》出版后，李学勤也以他的所知所晓，概括了谢国桢的学术贡献。「 ”首先，谢先生是史学里面一个重要分支——晚明史的奠基人。”他认为《晚明史籍考》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由于这个题目是梁启超出的，这也说明谢国桢继承了梁的新史学传统。「 ”我读高中时对晚明感兴趣，就把书找来看了，后来跟着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更加体会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李学勤直言，尽管没有缘分做谢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晚明知识都是从对方那里得来的。 其次，谢国桢是公认的版本目录学大家。上世纪20年与清代的时间距离很近，晚明算是禁区，管得严，没法研究；另一方面，只有极其熟悉版本学才能做得下去。「 ”谢先生有能力、有见识，可以用好这些资料，换个人就做不到，到哪去找这些书？”李学勤以今昔作比较：「 ”现在写的提要往往都是虚的，犯了很多错误，但在那个时候，谢先生把书里面每篇文章都完整读过，严谨得很，这就是学习和研究的意义。”谢国桢在版本方面的眼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李学勤举了个例子，今天的旧线装书一本就能卖出2000块，可当时完全不是这样，价格很便宜，因此尤其要具备精准的眼力。 第三，晚年对于汉代的研究。由于「 ”文革”时期的条件限制，加上谢国桢的年纪也大了，导致文章没有深入地展开，但内容很精细。「 ”多年以来，他一直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李学勤提起上干校时，自己待了一年零三个月，郭沫若就把他调回来编《中国史稿》，谢国桢年老多病，也被允许回北京休息。「 ”那段时间我为了编书稿找谢先生，他的胸怀特别坦荡，很支持我们工作，要看什么都可以，特别是汉代的一些材料。”李学勤介绍，在新版《中国史稿》里面，有一些插图就是从谢国桢处得来，特别是汉代部分。「 ”比如《杨量买山记》，这是四川的一个石刻，拓本集很少见，但他就收藏了一本。” 在李学勤的讲述中，也透露出遗憾和无奈，因为谢国桢很重视汉代的文物研究，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可惜没能大展其才。「 ”学者每每如此，想做什么事不一定都能做到。”翻看着《谢国桢全集》，他说自己很怀念谢先生：「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谢先生没能竭尽所能、发挥所长，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他的成就与贡献一定会更大。” 谢国桢留下的「 ”遗产”并不局限于著书立说，还体现在他的心系后学与大公无私。任道斌眼中的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国，热爱学术的人，提出学术要变成天下公器。谢国桢花费毕生精力、省吃俭用，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收集了大批珍贵史料，包括明清笔记稗乘、别集杂史及汉晋碑帖、砖瓦拓片。信奉「 ”物尽其用”的宗旨，他在1979年察觉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就给社科院写信，表示要把自己的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 ”以上这些图书非我个人所能私有，必须献给公家妥为保存，以便科研利用。”后又于1981年将获得的3万元奖金捐出，「 ”作为增购此项书籍资料，提供明清史组研究参考之用，以期成为明清史研究资料中心”。 在谢国桢逝世后，社科院历史所曾专门开辟「 ”谢氏瓜蒂庵藏书室”来保存他的大部分书籍史料，牌匾由顾廷龙题字，李学勤则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编写书目。后因办公场所的调整，这间兼具研究和纪念意义的藏书室不复存在了，所有书籍都被转移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善本部，所有权仍归历史所。 安静的房间里，还有侯外庐与熊德基两位老先生捐赠的藏书，而谢国桢的书籍最多，摆满了整整两排书柜。随意翻开几册书的扉页，上面都能找到落款为「 ”刚主”的题跋。小楷写得一丝不苟，纸面泛黄，但黑色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辨，仿佛抄录、书写都是昨天的事。 顾廷龙题写的牌匾 谢国桢捐献的藏书存放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 谢国桢的藏书上几乎都有他字体隽秀的题跋 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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