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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本文摘自《马骏：晚清军事揭秘》，马骏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军事思想，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以忠君卫道作为建军宗旨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推崇封建礼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 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他在组建湘军时，其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就在他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表达得异常明确。曾国藩十分了解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的动员令，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在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 他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 ... 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2. 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他说，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若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这样，士兵也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对将帅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更是极力用仁礼忠信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 曾国藩还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曾国藩说，“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能够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他把“诚”与“信”相联系，还说“诚便是忠信”，“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曾国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鉴于湘军中普遍存在的骄矜之气，他对诸将帅还以“谨慎”二字相勉。他谆谆告诫部属，务必守个“谦”字“慎”字，戒骄戒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另外，曾国藩又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要求将帅对兵勇以“仁礼”相待的同时，还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他声称，“官不爱民，余所痛恨”，“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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