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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制与造假之区别针对书画名作进行复制的行为由来已久。“苏州片”造假做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清明上河图》了。以仇英之名造假的数量惊人，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像日本、美国等，都有所谓的《清明上河图》。广东造——清末至民国年问，广东有一批专门做假画的商人。复制品可以保存在民间，对中国艺术的推广有着一定的贡献作用。
复制与造假之区别
针对书画名作进行复制的行为由来已久。唐太宗 ... 酷爱王羲之书法，他广收天下所流传的王氏书作，许多人踊跃进献，一时鱼目混珠，真伪难辨，于是让褚遂良进行鉴定。可见早在唐代，作伪的现象已可常见，作伪的手段已很高明，非专门家已莫能辨。唐太宗还让当时的一些著名书家临摹他最喜爱的《兰亭序》，作为礼品赏赐众臣。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多个版本的千羲之《兰亭序》，显然是临摹与复制的功劳。此外，唐代的书法家孙过庭在所著《书谱》中，也曾谈到他故意假以前代缣帛、题以前贤名款为书而得到遗老们同声夸赞的情况。
唐宋以后，书画和其他古董一样，被广泛作为商品出售，好利之徒遂不择手段地大量 ... 赝品。赝品书画的 ... 不仅手法多样，且带有地区特色。后人在鉴定时为其取了相应的名称，如“湖南造”“河南造”“广东造”“苏州片”“扬州皮匠刀”等。
苏州片——明末清初，苏州地区有些具有一般绘画、书法能力的人，专以作假书画为生，大多仿造唐宋元明大名家的作品，缺乏创造，笔法虚弱无力，图式有明显的雷同感。“苏州片”造假做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清明上河图》了。不仅有张择端款的，还有大量仇英款的。北京故宫藏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是最典型的。以仇英之名造假的数量惊人，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像日本、美国等，都有所谓的《清明上河图》。
广东造——清末至民国年问，广东有一批专门做假画的商人。“广东造”主要以绢本设色人物为主，兼做少量山水、花卉。多半伪造宋以前画史上的火名家，如吴道子、尉迟乙僧、张萱等人的人物画。用很重的胶矾熟绢，绢丝毫无骨力，通过作旧，显出貌似很古的深茶锈色。又因其以水作旧，因此，作品大都脱裱，作品开卷时有刺鼻的霉味，绢本表面有红斑，以蒙骗鉴定经验不足的人。
山东造——山东潍坊有个谭子猷，原是一位木匠，是郑燮在潍坊做县令时的门人，画竹石学郑燮，常作郑氏假画。郑板桥曾在自己画的《兰石图卷》中说到他创作的步骤和习惯：“先勾石，次写兰，次衬以竹，此画之层次也。”又云：“石不点苔，惧其浊吾画气。”确实，现今确认为板桥真迹的作品中，都没见在石头上点苔的。谭子猷所作板桥伪品，石皆点苔。
近现代以来，临摹作假之风更加盛行，著名的例子是张大千，他临摹的古画甚至骗过了当时众多的书画大家。而近些年，随着书画市场的热度升高，规模化、集团化、专业化的，纯粹以牟利为目的的造假事件屡屡出现，在有些地方，书画造假甚至形成了产业链。对于有些人来说，总是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因此假画的市场冲击了真画的需求。无名的或小名的画家期待市场造价，以哄抬市场和画家；当代书画创作缺少技术的难度，便于造假；许多成名的画家创作数量过多，缺少内涵，降低了艺术质量，许多作品与假画无异；中国书画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鉴定的难度；书画真假鉴定的权力话语，成为一种牟取利益的手段；市场上缺少符合市场规律的鉴定组织机构，使鉴定形同虚设；书画市场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打击乏力；藏家的素质低下，造就了假画的市场需求；书画造假司法诉讼的难度高于一般的诉讼，书画家畏于诉讼，助长了造假……这些都是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
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书画复制的团体，日本二玄社、美国乐志堂、我国台湾省戴胜山房是三家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书画复制机构。近几年在国内，北京故宫的书画复制经过各方专家长达5年的刻苦攻关，从原材料、油墨、机器设备、技术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使作品的仿真效果达到了令专家满意的程度，被相关专家称为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书画仿真 ... ”。复制品可以保存在民间，对中国艺术的推广有着一定的贡献作用。
同样是市场，同样是商业行为，艺术品的市场可以不保真，听起来有些没道理。因此一提起艺术品的假，总是喊打者多。书画打假的事情说了至少有20年，20年内打假的呼声也从来没有断绝过，研讨会也开了数遭，可似乎一直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来源：《收藏》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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