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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汝窑研究误区刍议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人们研究它、赞美它是很自然的事。这显然是汝窑研究中的误区。有关科学测定显示，文庙、张公巷窑汝瓷胎釉成分的稳定性、烧制温度的控制、施釉的精细程度及釉面呈色的稳定性，都比清凉寺窑要好。汝窑与各窑口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毫无疑问，清凉寺窑是烧制汝瓷的众多窑口之中最好的窑口之一，但不能说，汝窑就是单指清凉寺窑，不能以偏概全。
汝窑研究误区刍议
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人们研究它、赞美它是很自然的事。但从一些研究文章、鉴赏文章以及拍卖图录说明中，却给人一种印象：汝窑=清凉寺窑、清凉寺窑=汝官窑（或“官汝窑”）、汝窑=北宋官窑。这显然是汝窑研究中的误区。
误区之一：汝窑即清凉寺窑
汝窑是一个窑系，是汝州宋代所有窑口的泛称，而非专指清凉寺窑。前几年，笔者曾先后两次到河南汝州市就汝窑的有关问题进行过考察，并特地请教著名汝瓷研究专家朱文立先生：宋代汝州市周围有多少烧汝瓷的窑口？朱文立先生说，有一百多个，现已发现的文庙、张公巷窑生产的汝瓷比清凉寺窑生产的还要精美。有关科学测定显示，文庙、张公巷窑汝瓷胎釉成分的稳定性、烧制温度的控制、施釉的精细程度及釉面呈色的稳定性，都比清凉寺窑要好。随后，他带我们去一个离清凉寺窑比较远的古窑址考察，该古窑址现在已是麦地一片，然而笔者仍然有幸捡到了几块具有代表性的汝瓷标本。可见历史上汝州附近制瓷业十分兴旺，可以说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由此可知，汝窑是汝州宋代所有窑口的泛称，而不是专指，是多元而不是一元。汝窑与各窑口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毫无疑问，清凉寺窑是烧制汝瓷的众多窑口之中最好的窑口之一，但不能说，汝窑就是单指清凉寺窑，不能以偏概全。明确此点十分重要，可以避免鉴定判断上带来偏差。须知古代的窑工也会“人才流动”，技术也会传播、转移，各窑口之间也会存在竞争，在胎釉配方、形制、工艺上会各有千秋。假如出土文物或传世品中出现了与清凉寺窑汝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青瓷器，你判定它不是清凉寺窑汝瓷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判定它是赝品，则会产生“冤假错案”。我们应该从历史时空的高度和广度来看待汝窑，而不能固守“汝窑即清凉寺窑”的狭小偏见。
误区之二：清凉寺窑即“汝官窑”（或“官汝窑”）
清凉寺窑即“汝官窑”（或“官汝窑”），这一提法是给清凉寺窑“加官”定性。现在很多研究文章、鉴赏文章以及拍卖图录，使用“汝官窑”（或“官汝窑”）这个词比比皆是，显然是不妥的。查从宋代至明、清有关历史文献对汝窑的论述，从未出现过“汝官窑”（或“官汝窑”）的记录。尽管汝窑生产的青瓷宋代就已很出名，被选入宫中使用，也戴上了“汝窑为魁”的桂冠，但却从未加封过清凉寺汝窑为“汝官窑”（或“官汝窑”）。它的性质只能说是“贡窑”。从《汝州全志》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幸清河郡王张俊第，进奉汝窑”瓷器十六件的事实，也足以说明汝窑是贡窑。这与宫中“选美”的性质是一样的，民间长得美丽的姑娘虽然被选入宫中当“宫女”，但她的出身家庭却并非“宫家”。同样，不能因为清凉寺窑向宫中进贡了一些精美的青瓷，就“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汝官窑”（或“官汝窑”）。假如向宫中进贡过瓷器的窑口可以封为“官窑”，那么越窑、定窑、钧窑、耀州窑、龙泉窑、建阳窑等一些曾经向宫中进贡过瓷器的窑口，是否也要封为“官窑”呢？按说官窑，应是朝廷投资，由专门机构、专职官员进行规划、运筹、管理、设计、监造、检验并严格监控的。其产品只能供皇宫内使用，下臣必须由皇帝赐给方可使用。可我们从未看到过相关的历史资料，证明清凉寺窑是朝廷直接投资管理的“汝官窑”（或“官汝窑”）。
给清凉寺窑定性为“汝官窑”（或“官汝窑”）是上世纪80年代清凉寺窑被发现发掘以后的事，这样给清凉寺窑定性，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严肃、严谨、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不是随便可以任人摆布、梳妆打扮的小姑娘。汝窑就是汝窑，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汝官窑”（或“官汝窑”）。
误区之三：汝窑即北宋官窑
如果说“汝窑即北宋官窑”，那么北宋汝州附近上百个烧制汝瓷的窑口都是北宋官窑，这显然是荒唐的。如果说清凉寺窑即北宋官窑，显然是对历史文献的误解和对历史状况的误判。正确解读历史文献是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基础。许多专家学者都引用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一段文字“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大家都认为这段文献极具权威性，可信度高。笔者认为，这段文献讲了几层意思，一是“弃定用汝”的理由，定窑“有芒不堪用”，“汝窑为魁”；二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由朝廷自置官窑，即北宋官窑，说明北宋官窑存在；三是中兴渡江后“袭故京遗制”，设“内窑”，即南宋官窑。有人认为这段文字从“命汝州造青瓷器”一直讲到“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都是在讲汝州青瓷器，进而推演出“汝窑即北宋官窑”的结论。这显然是误解。要注意到，文献中的“命汝州造”和“自置”是有完全不同含义的关键词。“命汝州造”是朝廷下令，汝州受命，必须执行。汝州当局可以命有条件的窑口（包括清凉寺窑）烧造贡瓷，也可凭着朝廷“命造”的大理由采取行政措施从各窑口调集“精兵强将”在汝州城内，如文庙、张公巷等地设置窑口烧造青瓷器，以保证贡瓷任务的完成。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汝州新窑器”，很可能就是朝廷“命造”后，汝州新生产的贡瓷。“自置”是朝廷当局自己主动投资、设置、管理官窑的重大举措，与“命造”是两回事。关键是在什么地方“自置”，文献资料的前段没有明确。但我们从下文“袭故京遗制”表述中得到反证。就是说南宋官窑从选址及器皿形制、样式的设计以及管理、监制都是严格沿袭“故京”（汴京）留下的“自置”官窑的法规制度办事。从老虎洞、郊壇下等窑址的发现及挖掘，都证明，南宋官窑窑址均设在京城临安（现杭州）附近，由修内司监造。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宋官窑不但存在，而且也是在“故京”（汴京）附近设置，也是由修内司监造的。至于汴京北宋官窑窑址具体在什么地方，只能有待今后考古发现了。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
正确分析具体历史状况是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依据。持“汝窑即北宋官窑”论者认为，汴京（现开封）附近没有瓷土，靠从外地买入瓷土原料不合算为理由，认定清凉寺窑为北宋官窑。从研究汝瓷标本中我们知道，汝瓷为了获得似玉非玉的天青釉质感，采取了微生烧的技术，使汝瓷的胎质处于半瓷半陶的状态，胎质疏松，吸水性强，抗压力差。可以想像：汝州离汴京路途遥远，道路坎坷不平，靠肩挑、马背、车载，一路颠簸，送到汴京，自然损耗不会少。加上汝瓷“中看不中用”，“耐看不耐碰”，在日常生活使用中的损耗也不会少，“供不应求”的状况一定会常常遇到。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在京师附近“自置窑烧造”，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朝廷自置官窑，从外地调入窑工、原材料，也就是下一道圣旨而已，朝廷是不会计较什么成本的，一切以方便朝廷监造和使用为宗旨。我们不能以常人的心态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就一般常识而言，长途运送原材料造成的损耗要比运送成品瓷器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事实上也是很合算的。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由于历史上黄河屡次泛滥改道，已找不到北宋官窑窑址，无法考证，并认为北宋官窑是搭在汝窑烧制的。笔者认为，有存世品就一定有窑址，暂时找不到，并不等于永远找不到。因暂时找不到就否定它的存在，进而“张冠李戴”，显然是荒唐的逻辑。也许有人会说，元、明、清时期，朝廷不是在遥远的江西景德镇珠山设置官窑么，为何北宋不可能在汝州清凉寺设置官窑？朝廷在哪里设置官窑，那是朝廷的自由。我们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对存世品、文献记载及窑址出土等进行综合分析上。如果清凉寺有珠山那样翔实的资料佐证，谁也不会对它的“官窑”性质说三道四了。
摘自：《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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