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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近代史中，有一个散发着古怪气质的「”历史标本”，这就是美日关系。从1853年马修·佩里叩开日本大门，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再到1952年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美日关系始终在争执与合作中踟蹰徘徊。经历了残酷的二战，美国与日本重建了外交关系，二者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形象始终是动态的，从熟悉的敌人，变成了陌生的朋友，认知的变化其实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忧虑。黑
在世界近代史中，有一个散发着古怪气质的「 ”历史标本”，这就是美日关系。从1853年马修·佩里叩开日本大门，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再到1952年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美日关系始终在争执与合作中踟蹰徘徊。经历了残酷的二战，美国与日本重建了外交关系，二者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形象始终是动态的，从熟悉的敌人，变成了陌生的朋友，认知的变化其实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忧虑。 黑船到日本 「 ”改过自新”与「 ”重新发展”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监督下，日本开始了重建秩序的社会再造计划。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从二战中的仇恨蔑视，变成了欣赏和支持。看法的改变，一部分归功于许许多多在日本愉快生活过的驻日美国人，而另一部分则归功于那些和平主义者，以及他们为美国人所写的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 齐柏林飞艇乐队参观日本神社 到了20世纪60年代，「 ”重新发展”的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似乎完成了从敌人到重要盟友的转变过程。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这一事件象征着日本的再次「 ”成年”，在美国人眼中，日本通过「 ”改过自新”，从一个「 ”新生国家”成为了一个可以回归国际社会的「 ”成熟国家”。 日本借着第十八届夏季奥运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 ”新生”。为了办好亚洲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日本新建了大量基础设施、酒店、更新了东京的交通系统，希望以良好的社会风貌吸引广大国际游客。 日本申奥成功的消息 美国《商业周刊》曾经连篇累牍的报道日本的奥运计划，声称日本对于奥运的投资，就是要获取国际声望，也就是说日本希望其他国家对它换一种看法，不再是战争的发起者，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经济体。有一位美国编辑形容日本对奥运会的重视「 ”就像一个在物色饰品的女士，为了奥运会，手忙脚乱地试图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可人些。” 从结果上了来说，东京奥运会是成功的，不仅使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看法焕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美国《生活》杂志曾向日本派出了一批记者，驻扎近一年，发行了有关日本变化的专刊，大受欢迎。面对日本的成功，美国人似乎与有荣焉，仿佛一个为堕落朋友重新振作起来而感到骄傲的挚友。 然而事实恐怕不那么乐观，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还隐藏着不安的因素。一位美国记者曾反思自1945年以来日本的巨大变化，他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所有的历史记录中，很难找到与美日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关系相类似的情况，二者之间充满了极端的欣赏和仇恨、背叛和信任、合作与暴力。” 裂痕出现，看法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奥运会结束后，日本和美国被错综复杂的关系捆绑在一起，不管是贸易、防务还是制度，两国都有互相依靠的地方，而且两国文化似乎也在不断的融合渗透。日本在小心谨慎地「 ”美国化”，而美国则克制地吸收着日本的影响。 不过，即便两国在不断靠近，并在很多方面互相支持，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仍然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美国人对日本文化十分欣赏，尤其是日本人的静思冥想、条理有序，在静态美学上的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美国人对日本人也存在着难以言明的忧虑，认为日本人缺乏自主性、缺乏理性并且潜藏着敌意。 1970年5月22日，日本滋贺县的代表团访问美国 尽管和平主义者致力于宣传美日应该以宽容为主，但许多美国人仍然对于二战中日本的行为心存芥蒂，对日本人始终有一种恐惧感，认为神秘莫测的日本人和其他「 ”东方人”在本质上就和「 ”西方人”不同，所以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数年之后，当尼克松宣称日本是导致美国金融灾难的经济敌人时，美国群众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了。 尼克松利用了人们的偏见，成功地转移了舆论对自己的压力，比起承认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是因为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或是坦言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不断的对外战争，指责日本人显然要容易得多。把汹汹怒意推给日本，让不堪重负的尼克松喘了一口气，他并不担心这背后带来的连锁反应。 70年代的经济危机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日本「 ”经济泡沫”尚未破灭之前，相比于美国，日本似乎一直处于上升期。日本人善于仿造，且精明能干，在美国的地盘上和美国人竞争，他们将日本制造的车辆和电子产品大量输入美国市场，使美国企业节节败退，并且还高调收购美国地产和企业。这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反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很容易接受尼克松的说法，并且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他们自然而然地担忧：日本人曾对我们发动过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现在他们故技重施，似乎正在准备一场经济上的突袭？ 傅高义（Ezra Vogel）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经济竞争，美国人为了找到同日本人一较高低的法宝，仔细研读了大量的资料，例如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1979）、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的《Z理论》（Theory Z，1981）。通过阅读书籍，美国人不仅没有钦佩日本在经济上的苦心孤诣，反而加深了对其的戒备心。这种戒备心仔细说来，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例如德国在同一时期也崛起为经济强国，但它的成功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关注或担忧，只有日本让美国格外焦虑。 对优势地位的担心 20世纪70、80年代，为了配合美国大众心理，大量电影表现出十足的「 ”攻击性”，比如在《滚球大战》（Brazil，1975）和《巴西》（Brazil，1985）这两部科幻片中，导演选择的反面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日本武士，这些反派像机器人一样受人操控，这种形象正适合日本作为科技强国的新地位，甚至还会让人联想起著名导演法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话：日本士兵就像「 ”同一张底片冲洗出的复制品”。 《巴西》中的日本武士 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四处出没的日本游客也成了一种力量展示行为。游客的「 ”露富”让美国人对日本人地位上的优势感到不适，加剧了对日本认知上的消极权重。 在日本经济衰退前，对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恐惧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中，这点从当时的畅销书中可见一斑，例如克莱夫·卡斯勒（Clive Cussler）的《龙》（Dragon，1990）和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升阳》（Rising Sun，1992）。小说中美国同日本的战争是比喻性的幻想，不是实际发生的战争，但也表现出了人们最渴望看到的东西。 日本游客在夏威夷海滩 日本人为了扭转美国人的担忧，不断发起宣传攻势，例如当时洛杉矶的广告牌上，常常能见到身着和服、举止优雅的日本航空公司空姐们，她们代表了日本友善、柔和的形象。但美国人还是对挥之不去的「 ”武士”形象忧心忡忡。 身着和服的友善女子，以及手持武士刀的凶悍战士，正好概括了美国人心中矛盾的日本想象，在美国人的意识中，日本人既友好，又危险；既选择合作，又有自己的小算盘；既是战略盟友，又是心怀鬼胎的敌人。 这种对日本人的双重看法在二战前就普遍存在，现在美国人仍旧可以信手拈来，解释目前的状况。美国对于日本的认知，视双方地位而定，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此消彼长，快速轮换。 前功尽弃的和平主义者 虽然和平主义者不断努力，想靠舆论转变美国人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说服所有美国人。一些人仍旧认为日本人狡猾可疑。但舆论的努力也影响了不少美国人，使后者具有了一种认知上的混合态度。 很多美国人最终都承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日本：总的来说，日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他们有优雅的女性、可爱的孩子，还有令人着迷的文化。 但是美国人仍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感到不安，因为日本实际上仍处于一个「 ”前现代”的社会中，有上亿人为生计残酷竞争，他们挤在一片相对贫瘠、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岛屿上，由于强烈的自尊心和羞耻感，他们随时可能进入歇斯底里状态，挑起另一次「 ”珍珠港”事件。 美国人对日本「 ”耻感文化”的印象，来自于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这本书详细描写了日本人的对羞耻的天生敏感性。本尼迪克特的个人观点已经进入了美国人对日本的主流观念之中。本来，本尼迪克特认为她的研究将有利于建立「 ”一个差异共存的世界”，但结果却将这些差异实质化、具体化、表面化，从而加剧了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的偏见。当时，像本尼迪克特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坚信，通过强调文化比生物特征重要，以及其他族群也有建立现代社会的潜力，人们会互相和解，并彼此欣赏。 《广场协议》重创了日本经济 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和平主义者尽管是出于好意，却在其他领域重新构建了敌对情绪。对于日本的负面看法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这一观念，最终导致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后者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二十年震荡期。 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转变的三大原因 美日两国关系从敌对（「 ”黑船事件”）变为友好（帝国主义时期），又从友好走向战争（太平洋战争），之后又恢复到亲善友好（20世纪60、70年代），而后再次进入竞争（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系。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始终处在一种积极和消极的矛盾变换之中，导致这种认知转变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第一、大相径庭的文化。美国的「 ”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跟日本的东方文化格格不入，俗话说：吃不到一个锅里的人，肯定不是亲人。文化的差异，有时候会彼此吸引，但更多时候是彼此戒备。 珍珠港事件 第二、伤痕累累的历史。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的太平洋战争，给美国人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创伤，这使得双方的互信基础总是不稳固。毕竟背后捅刀子的行为，总是让人们刻骨铭心。 第三、潜在能力的威胁。这是美国对日本形象认知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对于日本潜在实力的担忧，使得双方关系存在着巨大张力。对于先发国家来说，后发国家总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竞争。 综上所述，鉴于文化、历史和潜在实力的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停地改变，虽然二者从敌人变成了朋友，但始终「 ”同床异梦”，在保持友好的同时，一直小心翼翼地寻找彼此关系中最有分寸的平衡点。 参考资料： 《Z理论》威廉·大内 《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傅高义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傅高义 《菊与刀》露丝·本尼迪克特 《赖肖尔与美日伙伴关系1961-1966》臧扬勤 《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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