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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军航空兵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挨打。到抗战末期，哪里有日军航空兵，哪里就是中国空军争先恐后进攻的目标，中国飞行员甚至是有点“盼望”着在天上发现日军飞机。 １９４０年５月，侵华日军制定“１０１号作战”计划，调集飞机数百架...
日军航空兵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挨打。到抗战末期，哪里有日军航空兵，哪里就是中国空军争先恐后进攻的目标，中国飞行员甚至是有点“盼望”着在天上发现日军飞机。
１９４０年５月，侵华日军制定“１０１号作战”计划，调集飞机数百架，以重庆、成都为主要目标进行攻击，为期三个月。在这次行动中，日军配置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其性能远远超过中国空军拥有的苏制、美制飞机。
５月１８日，５４架日机袭渝，拉开“１０１号作战”序幕。
据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５月２１日夜，我空军击落敌机１架。重庆《国民公报》报道，５月２２日我空军击伤敌机２架。５月２６日，空军及高炮击落日机２架、击伤１架。５月３０日击落１架。６月１０日，日机１２６架来袭，我空军前往拦击，击落１架。６月１２日，日军分三波轰炸重庆，第一波５４架、第二波２７架、第三波５４架。郑少愚率队迎战，击落日军９６式攻击机３架，击伤多架。蒋介石传令嘉奖参战将士２００００元。７月，击落日机１２架，一架敌机残骸被老百姓抬到市区示众。
然而，日本具有生产战斗机、鱼雷机、俯冲轰炸机、远程轰炸机的能力，月产量至少在５００架以上。中国不能制造飞机，连燃油也依赖进口，损失一架就少一架。尽管如此，中国空军将士仍争先恐后奋勇杀敌。
９月１３日，日本海军航空兵３６架轰炸机在１３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四大队起飞３４架迎战。按原有战术，待敌轰炸机返航时出击，双方在重庆以西璧山县上空遭遇。
恶战中发现，我军飞机完全不敌“零式”战斗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高又新和司徒坚被重重包围，形势危急。郑少愚单枪匹马冲进重围，杀开一条血路，率领高又新和司徒坚脱险。此时，郑少愚战机已经弹痕累累。高又新和司徒坚被救出后，各找目标厮杀。司徒坚被敌“零式”机击中不幸阵亡。陈盛馨座机被打伤８７处，操纵器失灵，左手也被击伤，仍驾机脱险。
半小时之内，我军被击落１３架、迫降１１架，剩余１０架撤退到川中遂宁机场。
作战中，飞行员杨梦青、曹飞、刘英役、何觉民、张鸿藻、司徒坚、余拔崴、黄栋权、康实忠、雷庭枝等１０人阵亡，郑少愚、陈盛馨、王桂谦、王广英、武振华、龚业悌、韩文虎、徐吉骧等８人负伤。
空战结束后，璧山县民团前往搜寻，到晚间２２时寻获烈士遗骸，清洗后以白布包裹，并赶制了１０口棺材装殓，上覆国旗。次日璧山县军民及空军代表举行公祭。１５日晚全体烈士遗骸移往南山山麓，埋葬在１９３８年冬季修建的“空军坟”中。
飞行员徐吉骧回忆说：“直至半年后才知当时遇到的是什么飞机。我军的俄制飞机和“零式”机一接触，就知我机的性能及马力及灵活度都比日机差太多了，虽知是如此我们依旧奋战不肯脱离战场，我见到我方的战机一架架坠落及有人跳伞。”
１４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举行的简报会上，副大队长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说：“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如日本，如今他们又拿出新的飞机来打我们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航空委员会下令报复，令尚可起飞的９架飞机飞往武汉，但在途中又命令中止行动，泊机广阳坝。因为最后的本钱要用于保卫陪都。
“九一三”空战乃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损失最大者，元气大伤，难以作战。航空委员会先任命刘宗武代理大队长，后委赖逊岩为大队长。又从苏联买进一批战斗机，补充四大队实力。飞行员们个个视死如归，头一天没被击落，第二天接着上天。
在此阶段，飞行员想得最多的，仍是拼死保护飞机，被击伤或在座机发生故障时放弃跳伞，拼命驾机开回基地以图修复。不少飞行员就是护机而死的。莫仲荣在梁山赴安康途中因飞机故障迫降龙王庙失事殉职。第五大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第六大队飞行员黄文模、高漠等人都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其中孤胆英雄高漠在一度清醒后，第一件事竟是汇报战斗经过。最为悲壮的要数曾击落８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袁葆康，他在起落架被敌人击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迫降，结果机毁人亡。
然而在数量、质量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空军已无法阻止敌机对重庆的轰炸，市民目力所及，天空中全是“膏药旗”。
据《国民公报》报道，１９４１年日机空袭最为严酷，共计空袭４７次，出动２５６７架次，平均每次超过５０架次，如入无人之境。全年仅以高射炮击落２架敌机、击伤４架。面对乌云般的敌机，民众悲愤地询问：“我们的空军到哪里去了？”
真实的情况是，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苏联与日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撤回志愿航空队。６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航空志愿队全部撤离中国，中方无法再得到任何援助。斯时美、英列强坐视远东战火置若罔闻，保持所谓“中立”，中国感到无比震惊和孤立无援。直到同年１０月美国“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不足百架，仅存的苏制飞机因没有零配件维修，听到防空警报便起飞逃离机场。这是中国空军最黑暗的日子，也是国人最为耻辱之时。
７月，蒋介石当面质问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依旧处境孤立。尽管美国一直慷慨地向中国表示同情和友谊，并且像英、苏两国一样向我们提供物资援助，但是中国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当战争结束时，能否保证其它民主国家不会疏远中国，并平等地对待她？”
为保存有限的实力，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不时转移。耳闻“飞机躲警报”的讥讽，空军将士咬牙切齿，等待报仇雪耻的日子。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在１９４２年新增飞机２７５架，重振雄风，与美国盟军“飞虎队”并肩作战。
１９４２年中，日军忙于太平洋作战，虽数次派侦察机前往重庆，但半途中即被驱逐。日军不敢来，中国空军便找上门去。１９４３年５月，中国空军及美国盟军猛攻汉口、沙市、宜昌等地，击落日机４１架、炸毁日机６架，破坏敌机场５处。６月６日，我军以Ｐ——４０机１３架，由继任第四大队长李向阳率领，向聂家河之敌进攻。返航途中在梁山机场降落加油时，日机多架侵入机场上空投弹。中队长周志开单机抢先冒险起飞，冲向日机群，左右开弓，一人击落敌轰炸机３架、击伤多架，创造空战新纪录。８月２３日，日机２７架前来投弹，我军出击，一举击落２架，击伤多架，其余作鸟兽散。此乃日军对重庆最后一次空袭，“膏药旗”从此不再出现。
１１月下旬至１９４４年２月，中国空军以第一、二、三、四、十一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美国十四航空队，连续出击，击落日机３９架、击伤１７架、在地面击毁１２架，予敌重创。
第四大队还先后参加中原会战、长衡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创造辉煌战绩。
日军航空兵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挨打。到抗战末期，哪里有日军航空兵，哪里就是中国空军争先恐后进攻的目标，中国飞行员甚至是有点“盼望”着在天上发现日军飞机，每发现一次都是一群中国飞机追着日军飞机开炮，日军航空兵见到中国空军常常是掉头便逃。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哀叹：“敌机如此猖狂，皇军几乎束手无策。”杨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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