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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将金石付斯人——黄易济宁访碑行踪考论(仅以此文纪念金石学大家黄易移居济宁240周年)王立强/文[编者按]这是一篇发表在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2017年9月号上的学术文章。该文对清乾嘉时期金石学大家、“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进行了系统研究，考证了黄易在济宁的访碑活动，是...
天将金石付斯人——黄易济宁访碑行踪考论
(仅以此文纪念金石学大家黄易移居济宁240周年)
王立强/文
[编者按]
这是一篇发表在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2017年9月号上的学术文章。该文对清乾嘉时期金石学大家、“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进行了系统研究，考证了黄易在济宁的访碑活动，是一篇关于黄易与济宁的新作。因为黄易的存在，乾嘉时期济宁就已是金石学研究高地。240年前，乾隆戊戌年春天，黄易为官运河，由杭州移居济宁，从此居家济宁长达25年。今年，当又一个戊戌年悄悄来临之时，已是黄易移居济宁240周年。从一个从九品小官到正五品运河同知，黄易一直生活、工作、研究在济宁。济宁成就了黄易，黄易也传播了济宁。希望本文能向咱们济宁传播一些黄易的信息，同时，也期盼这篇文章能给“文化济宁”建设增添一抹新的靓彩。
作为有清一代重要的艺术史人物，近二十多年以来，西方和中国大陆学界对黄易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不少成就，可喜可贺。然而，纵观整个研究现状，对于黄易在济宁行踪的研究，尚显薄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黄易为官、居家济宁20余年，济宁对于黄易的影响、意义和价值，都是值得深度关注和研究的。下文试图通过对黄易在济宁访碑行踪进行考察，并加以系统梳理，从而使学界对黄易多一份深入了解和鲜活认知。这对当下以黄易为代表的金石学个案研究，进而为突破此领域的研究瓶颈，将研究引向深入，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自官山左恒在济宁
黄易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书画篆刻家，“西泠八家”之一，也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五家”之一。
【图1】黄易画像
黄易，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清乾隆九年(1744)十月十九日生于浙江钱塘武林门外，清嘉庆七年(1802)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山东济宁，享年五十有九。清戊戌年进士、陕西监察御史潘庭筠撰有《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塘黄君墓志铭》，详述其生平。黄易虽出生于杭州，但有生之年的大半时间都游历在外，十五岁时跟随兄长客游他乡。乾隆三十年(1765)二十二岁时，在河北固安开馆授徒。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十岁，结束八年教书生涯，开始为郑制锦做幕僚。乾隆四十一年(1776)郑制锦为黄易循“川运例”报捐；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入京师候选，得官运河，以从九品捡发东河，同年由商丘调任阳谷主薄。为官运河，黄易向以廉能著称。乾隆五十年(1785)黄易升任河南兰仪(今河南兰考一带)同知，次年调任卫河通判。《郑季宣碑》侧面有黄易刻跋：“《汉魏氏令郑季宣碑》正面向壁，其下久埋土中。翁詹事方刚欲显其文，属卫河通判黄易升碑向外。乃与知济宁直隶州事刘永铨、州判王所礼成其事。碑字复全殊可快也。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黄易题记，李东琪同来。”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亦有载：“属卫河通判黄易升碑向外”。可知是年黄易所任为卫河通判。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月，黄易始任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住济宁。或曰济宁同知，当时济宁属兖州府。《济宁直隶州志·职官表》有载可考。黄易亦在《访碑图轴》跋曰：“自官山左，恒在济宁。”
【图2】道光尊经阁藏版《济宁直隶州志》职官表·黄易
黄易自官山左，与济宁结下不解之缘。除在河南短暂任职外，黄易的仕途生涯都是在济宁度过的。黄易虽不是济宁出生，但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到运河做官，直至嘉庆七年(1802)卒于济宁运河护理道台任上，他与济宁结缘前后长达25年之久。乾隆四十三年乃戊戌年，黄易有两枚印章边款可证他此年已到济宁。《心迹双清》边款：“戊戌春初，钱塘黄易刻于济宁节署之平治山堂。”另《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之章》边款：“乾隆戊戌二月，钱塘黄易谨刻。”黄易任职河东河道，初到济宁人地生疏，曾托顾芦汀人情铺垫，订交于王宗敬。王宗敬有《我暇编·黄小松》可证。
【图3】心迹双清 黄易
济宁比邻孔孟故里，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曾长期作为军事要地。然而，作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处山东西南部传统农耕经济区的济宁及其前身任城在明朝之前的多数时期只是县治一级的基层行政中心，其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卓越成就则出现在明清漕运和运河贸易的黄金时期。康熙《济宁州志》引录已经佚失的万历《济宁州志》中著名济宁籍士大夫杨洵(1592年进士)撰写的序言，其中谈到永乐年间会通河的疏浚修复对济宁崛起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济自是商舶流通，文物浸盛，而汶、泗诸水得交汇，萦绕其间，灵气秀钟，人文蔚起，即概诸兖属莫敢望焉。”济宁在明清时期是一个闻名遐迩的运河旅游胜地，这自然是由于它的风物景致和人文氛围，但更重要的是士绅将他们对地方文化精神的感知和理解物化到城市的影像中，并演绎出特有的社会关系，增进了城市特有的吸引力。如同明代江南城市苏州、杭州，济宁的园林之多、之美使其赢得了“江北小苏州”的称号。郑与侨曾在《名园记》中慨叹：“不出园，而济可知；不出济，而天下可知。”
济宁，亦称“运河之都”，交通便利，文化昌盛，南来北往的运河对黄易影响至深。其实，黄易所出身的家族本是一个船只设计和精于河防的世家，自其七世祖黄汝亨以至其父树谷皆精于造船与河防之事，所造船只皆见于志。他曾刻《自度航》边款：“先少参寓林公造湖舫，董文敏公题曰：‘浮梅槛’。东升公亦造船，名破浪。樊榭山人《湖船录》载其事。船今无，家藏‘破浪船子’一印尤存，仲文所刻也。筱饮解元营自度航，《明湖韵事》他年续录必传，余是印亦不朽矣。”得职运河，自官山左，黄易亦是承袭家学。潘庭筠《黄易墓志铭》载：“松石公尝著《河防私议》，君取其法，悉心讲求。”
黄易居家济宁，得金石挚友李东琪，嫁长女黄润于济宁，母亲梁瑛仙逝济宁，本人亦病逝济宁运河道任上。黄易一生娶妻两房。元配陈氏，封宜人，无子女；侧室项氏，生二男二女，以子贵封孺人。长子元长曾任南河县主薄，娶钱塘名儒陕西监察御史潘庭筠之女；次子元礼，儒生，娶山东福山县典史王元浩之女。长女润(芳六)嫁给济宁望族兵部职方司郎中李大峻；次女，幼未字。孙男一人，名珍。外孙六人，皆有功名。外孙李璿，字白楼，秀才，清代画家，世居济宁城里西马道街。黄易与济宁人李作霖结为亲家，李作霖诰封朝议大夫，其次子李大峻，字此山。李璿即李大峻第五子。黄易的长女黄润就是李璿的母亲。黄润字芳六，诗书俱佳，颇富文采。李璿天资聪明，诗、画皆得黄氏家传，有黄易遗风。
乾隆六十年(1795)闰二月五日，黄易母亲梁瑛卒于济宁，享年八十九岁，亦有孝名，是著名的女诗人。黄易丁忧辞官，夏携眷抚柩南返。黄易为母亲守孝期间，未仕。次年二月，黄易北上济宁。六月黄易在济宁南郭临《赵君碑轴》，“汉围令赵君碑，钱竹汀少詹得一本，易得一本皆宋拓未剪也。临寄竹桥先生正画，嘉庆元年六月十三日，钱塘黄易时在济宁南郭。”是年秋天，黄易从济宁出发，完成了人生两大访碑壮举。两次访碑均留下了日记和国画游历图稿，收获之丰实属罕见。
嘉庆二年(1797)黄易丁忧服满，被临时借用捕河。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得大学士庆桂荐举，黄易再仕运河同知，次年正月到任。嘉庆六年(1801)十月时任济宁运河道道员策丹调离，道员临时空缺，黄易由运河同知护理道员。嘉庆三年(1798)的冬天，黄易曾在南旺(今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染上寒湿疾，虽越三年而未愈，就在他护理运河的第二年(嘉庆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病逝在济宁运河道任上，时年五十九岁。据挚友翁方纲与潘庭筠的相关记述，黄易性孝友，伯兄黄庭远戍塞外，事嫂谨，抚慰子女有恩，婚嫁以礼。又为季弟黄童婚娶，聚居官署，怡怡然十余年。为人诚信重然诺，戚友过山东者必留款尽欢，乡人流寓无归者周恤之。黄易逝世后诰授奉政大夫。嘉庆八年(1803)，长子黄元长载柩归里，十一月安葬在杭州西马塍上泥桥北东岸之原。
济宁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汉碑重镇，碑碣之富，甲于海内。济宁的水土，济宁的文化，济宁的繁荣，滋养了黄易。恒在济宁，黄易学术、艺术上辉煌成就的取得，亦得益于济宁得天独厚的人文学养与自然条件。
按志索碑武氏重光
黄易济宁访碑，第一大收获是对武氏祠的再发掘，武氏祠是经他发现、付拓、研究并驰名中外的。
武氏祠及其墓群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是我国东汉时期山阳郡的武氏家族墓地。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黄易就得到一部《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本》。所谓《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本》，经故宫博物院马子云先生鉴定，实为宋拓本。因朱彝尊跋内有“传是唐人拓本”，故一般称为唐拓本。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对其有著录：“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本，八分书。此拓明唐襄文公顺之收藏，流传海宁马仲安、扬州马秋玉、汪雪礓家。雪礓因易搜得原石以此见赠。”黄易因其“古香可爱，为之心醉”。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已任运河通判的黄易，途径嘉祥县，翻阅《嘉祥县志》，发现武氏祠，把湮埋数百年的武氏祠石刻发掘了出来，并在原址建室保护，榜曰“武氏祠堂”。其发掘经过被黄易记录在他次年所写《修武氏祠堂记略》里：“九月亲履武宅山，历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久碎为五：‘孔子见老子’一石；双阙南北对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见根脚；‘武斑碑’横阙北道旁，土人云数十年前从坑中拽出。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计七石，画像怪异，无题字；有断石柱，正书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石一。复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图残石三。此三种前人载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武氏祠祥瑞图’。又距此一、二里，画像二石，无题字，莫辨为何室者。”
文字之外，黄易还留下不少绘画作品，有《明伦堂升碑图》《紫云山探碑图》等。其中《紫云山探碑图》是一张册页，现藏天津博物馆，上有黄易题跋，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乾隆丙午秋，见《嘉祥县志》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拓是，乃汉敦煌长史武斑碑，及武氏祠堂画像。与济宁李铁桥、洪洞李梅村，南明高正炎往是，次第访得前后左三石室、祥瑞图、孔子见老子画像。得石得碑之多无逾此，生平至快之事也。同海内好古诸公重立武氏祠堂，置诸碑于内，移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于济宁州学明伦堂，垂永久焉。”黄易画完画之后，常会和他的朋友们共享，其中之一便是翁方纲。这个册页上就有翁方纲的题字，里面提到他当初在江西的时候，也曾经见到这样一幅作品，很喜欢，所以也请黄易画了一张给他。黄易寄给翁方纲的《紫云山探碑图》，已经没有流传，不过翁方纲在上面的题诗“题紫云山探碑图”，在他的文集中可以找到。诗很长，此取相关 部分：“武氏祠刻石，贤圣留形摹。千年秘原野，一旦共饱福。黄子官邹鲁，经义日耕锄。而我西江役，鄱阳涉匡庐。提携脚与跟，寤寐淮泗洙。荒荒寒园草，萧寥两马车。中有万古槐，避风秋雨余。倘应添画我，装轴压宝苏。黄子暨翁子，乐事不胜殊。”
翁方纲曾撰写《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他认为黄易对武氏祠的再发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特别是金石学的历史上，有远远超过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这些宋代名家的地方。
【图4】《重立汉武氏祠石记》石刻 翁方纲 撰
【图5】“孔子见老子”拓片 黄易 题
武氏祠是迄今已知，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配置规律严谨的汉代画像石刻群，而且类型齐全，墓室、祠堂、碑、阙、画像石一应俱全，在全国五个画像石分布区中，是汉画像石艺术发展最高的第一区域。
武氏重光，黄易作为武氏祠再发现第一人，当之无愧；其处心积虑保护文物为后世着想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武氏重光，不仅我国专家对武氏祠作了大量研究，还引起许多海外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兴趣。如今，关于武氏祠在儒学和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研究，已经成为中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并呈现出方兴未艾和多元化的趋势。
得碑聚友知交四方
于茂阳先生在为杨国栋先生新编《黄易年谱初编》所作的序中指出：“黄易一生的交往甚广，他生在浙江杭州，在河北、江苏为他人做幕僚，后又在河南、山东为官，他的交游可以说以运河为纽带沟通了南北学术圈，其中又以金石学家、书画篆刻家、学者为主。”
黄易为官济宁后，在佐理河防之余，他的一大业余爱好便是寻访当地的汉碑。据震钧《国朝书人辑略》记载：“凡嘉祥、金乡、鱼台间汉碑，易悉搜出之。”黄易不仅勤于访碑，而且以碑聚友。王宗敬在《黄小松传》中坦言：黄易“在济所交如郑君鲁门、李君铁桥、郑君镇堂与余，皆济人。”
【图6】济宁市博物馆“黄易访碑”雕塑
黄易结交的济宁人，首推李东琪。李东琪，字铁桥，以金石之学世其家，是十八世纪后半期济宁汉魏碑刻的主要探访者之一，但其生卒年月不详。他与黄易最契，过从尤数，曾积极参与武氏祠的重建。在济宁市博物馆东院碑亭里有一方李东琪写的《公渡碑》，右上角虽有残缺，而书碑的岁月仍清晰可辨：“岁在癸亥夏四月，州人李东琪题”。乾隆四十四年(1779)，李东琪得《魏胶东令王君庙门断碑》，黄易为他作《得石图》，张埙有诗记其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黄易为李东琪绘《谷原诗意册》十三帧，连跋四帧，其一曰：“李铁桥寄素纸一卷，欲余作画已三年矣。金秋船窗无事，读王比步谷原丁辛老屋诗，喜其句中有画，因取其意为铁桥涂就数幅。旋赴都，席帽黄尘，无复清兴。腊月归来，扫除丈室，拂纸涤砚，亟足成之。画与书乐事也，强之则苦。回忆长安，贵人纷纷赖索，不得已而篝灯达曙，心力交疲，稍塞其意，比此时境味，大不如矣。然结构粗率，不免浙人面目。余薄书而外，勘碑为急，书画自不免草率。铁桥知余独深，且嗜碑过于书画，其工拙固不足深计耳。戊申季冬，黄易并识。”在李东琪协助下，黄易遍访济宁及邹鲁各地，诸如曲阜、两城山、晋阳山等地，考证发掘出许多佚失已久并有着重要价值的汉魏碑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李东琪访得《庐江太守范式碑》，黄易助其立于济宁学宫戟门下：“李铁桥继得断碑有碑阴，俱立于济宁学宫戟门下。宋拓本校新出断碑多一百八十余字，实海内稀有之迹，亟双钩付梓，以工同好。乾隆己酉十一月，钱塘黄易记于济宁官舍。”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钱大昕携其子东壁到济宁访黄易，并以《赵君碑拓本》示之，黄易与李东琪共题之。
黄易任职济宁期间，访碑交友，结识当地名流戴栎岑。二人过从甚密，吟诗赋词，成为至交。有一年戴栎岑的好友孙芥圃家中腊梅盛开，孙芥圃邀戴栎岑、黄易等人到府中赏梅。时值隆冬，梅花争奇斗艳，北方本来少见，济宁孙家独此一株。孙芥圃设宴款待好友，戴栎岑即席赋词“调寄月华清”，黄易当场填阕“高阳台”。黄易《秋庵遗稿》中说：“芥圃所植腊梅繁枝丰蕊，得势争奇，任城无二本也。今年花放，芥圃邀史红亭、戴栎岑、李铁桥与余醉咏其下。栎岑有词记事，余复图写兼填此阕。”推杯换盏，诗词唱和，直至三更。此情此景黄易绘入画中。二人词作被后人收进《秋庵遗稿》。
黄易的访碑、鉴碑等一系列活动，有当时的学术环境因素，有一批同道中人均参与其中，相互切磋、互通信息、交流拓本等，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效应。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等著作多源自于黄易的基础性工作。故黄易在清代金石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台湾学者卢慧纹《汉碑图画出文章——从济宁州学的汉碑谈十八世纪后期的访碑活动》一文，对黄易和翁方纲等人的访碑活动有较深入的学术研讨，也对阅读《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有着了解学术背景的意义。在清代的碑学运动中，黄易实是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这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
得碑聚友，知交四方，是黄易济宁访碑的一大特点。施安昌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圈画了一个与黄易有交集的群体范围，云：“黄易的实践活动是与其他人共同商议、协作办成的。他固然有孤鸣先发的一面，同时也是一个群体——金石家、收藏家的代表人物。在这个群体中有翁方纲、钱大昕、毕沅、阮元、朱筠、王昶、李鹍、李东琪、董元镜、桂馥、吴玉搢、汪雪礓、张埙、郑际唐、孔继涵、孙星衍、江德量、李克正、赵魏、查慎行、潘庭筠、梁同书、赵怀玉、聂剑光、武亿等等”。“其中多数都有官职。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观摩品题，访碑寻古，传递书信和拓本，集思广益。”从这25人的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出，黄易一生交游甚广，从高官名宦到布衣学者，从地方望族到艺术家，而友人亦多为清代名家，他们的诗文著作与笔记中亦多有与黄易交往的印记。
清乾嘉时期，黄易与钱大昕、王昶、翁方纲、孙星衍同享“金石五家”之誉。钱大昕、王昶、翁方纲、孙星衍四人皆因黄易到访过济宁。在这个访碑群体中，黄易的中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如若以黄易为中心展开乾嘉金石学研究，不仅可以看出黄易与当时金石书画家的关系，同时透过他还可以窥见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的动向，进而能够通过黄易与金石学家的交往来研究这一时期金石学对书法篆刻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
兼收并蓄访碑壮举
黄易在济宁任上，为治理河防，遍查运河两岸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西岸河防状况及河道疏浚情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与运河的关系和综合治理的方案。黄易的访碑活动实际上和其所进行的水利河防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他必须深入研究当地地理环境及水利沿革、历史人文等情况。对地理的关注和专业的知识对其访碑工作非常有帮助。
黄易的访碑与治理运河是相得益彰的，这使得黄易在访碑济宁的基础上，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态度看待访碑一事，并以极大的探索热情酝酿出一个更大的访碑计划。
嘉庆元年(1796)，归葬母亲后，黄易从杭州返回济宁，他决定利用丁忧之际，实施他的访碑计划。是年秋，黄易第一次远去河南洛阳、郑州一带访碑，历时近一月，遍访诸山，有《嵩洛访碑日记》和《嵩洛访碑二十四图》存世，可知此次访碑行动，计划周全，准备充分，收获颇丰。黄易《嵩洛访碑日记》：“初十日抵济，计嵩洛拓碑四百余，得旧拓本四十余，以副本分赠铁桥、梅村、镜古诸君子，大快事也。”十二月，黄易将所绘《嵩洛访碑二十四图》寄至京师嘱翁方纲题之，翁邀同仁集于苏斋共赏且题咏。嘉庆二年(1797)正月，仍在丁忧的黄易携其门婿李此山二次出行，遍游泰岱访碑，有《岱岩访古日记》传世，此次登泰山曾与孙星衍会合。同年七月，黄易在济宁作《岱麓访碑二十四图》记其事，跋曰：“嘉庆二年(1797)正月七日，余携女夫李此山游岱，自邹鲁达泰郡，淑气虽舒，盘道尤雪不及登山。遂至历下，与江秬香遍览诸胜。二月至泰山登绝顶，遍拓碑刻，夙愿始偿。遇胜地自留成图二十有四，并记所得金石以志古缘。七月二十七日钱塘黄易。”图前亦有孙星衍题小篆“岱麓访碑二十四图”，并跋。黄易此作《岱麓访碑二十四图》，有六图为济宁访碑，包括铁山、尖山、岗山、孟子庙、孔林、孔子庙图，也是对他多年济宁访碑部分成果的系统总结和记录，其文献价值非同一般。
黄易在工作之余，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考古、绘画、作诗和书法之中，他在晚年探访并记载了山东和河南的多处石碑，其访碑日记、册页和碑文拓片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黄易在离世前又将自己创作的册页展示给前来探望他的朋友们看，并寄去北京和杭州，而他所制作的400多件拓片也被广泛复制和流传。如果没有他的贡献，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可能就早已被遗忘在历史洪流之中了。
关于著名的嵩洛访碑和岱麓访碑，于黄易尺牍中亦有相关记载。这些涉及金石碑帖的黄易尺牍，不仅真实记录了当时文人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而且为乾嘉金石显学的时代特征作了有力的诠释。较之其他文献的鸿篇巨著、累累长文，尺牍书札以其短小精悍、掷地有声的第一手资料，越发为艺术史研究者所看重。
黄易研究专家秦明先生在《故宫藏黄易尺牍中的金石碑帖》一文中指出：“黄易嘉庆元年(1796)的嵩洛访碑、嘉庆二年(1797)的岱麓访碑，以及相应完成的《嵩洛访碑二十四图》《岱麓访碑二十四图》，是黄易金石学术成就的巅峰。以往人们对这两次访碑活动的内在联系并未有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将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廿三日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南还札》、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廿五日黄易致陈灿《嵩山札》、嘉庆三年(1798)七月初十日黄易致吴锡麒《锦帆札》等串联在一起进行分析，可知嵩洛、岱麓访碑实为黄易全面筹划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各有侧重，当视为一个整体。这是黄易晚年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学术总结，而且是在身体、家庭、经济、天气等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力行实施的。平日鲜作日记的黄易，居然为此有了《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传世。‘黄易在访碑时，拓碑、写日记。日后把所得拓片寄赠友人，并绘访碑图，请当代贤达题跋。文人的题咏使得他的访碑活动成为文化界的一段佳话，小松司马也在后世逐渐成为文化偶像。’黄易由此奠定了他在金石学界不可动摇的地位，完成了人生中一次华丽的转身。”
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至十八世纪“访碑”已是相当重要和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济宁则是当时访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乾嘉时期任济宁运河同知的黄易，与当地的探碑人士及其他金石学者一起，形成一个以搜寻古碑刻为主要目的的学术团体。经过他们的努力，济宁的汉碑数量在十八世纪末激增，并透过拓本、考释、题跋及图绘等途径而广为人知。
济宁州学甲于一时
济宁州学，对于黄易访碑具有重要的根据地意义。
济宁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古名任城，隋、唐、五代置任城县，元初改称济宁，又称济州，清时则为济宁直隶州。史上关于济宁(任城)学宫立有汉碑的最早记载见于十二世纪赵明诚的《金石录》。今天，在济宁市博物馆院内仍有一处“小金石馆”，始建于1929年。当年时任济宁县教育局长王大恕将存放于济宁州学明伦堂的汉魏碑刻移至现址建亭保护，名曰“小金石馆”。“小金石馆”现藏碑刻多数经过黄易之手得到保护。
【图7】济宁市博物馆小金石馆外景
中国的碑林最早约形成于十世纪，各地以孔庙或学宫为中心，有意识地集中保存古碑。济宁学宫即为著名碑林之一，济宁学宫亦称济宁州学，其碑林雏形可能成于宋代，但各碑经元、明数百年的忽略而残毁，直至十七世纪后半期朱彝尊、顾炎武、张弨、郑簠、褚峻、牛运震等人，或为考证训诂、保存地方史料、书法研究或拓片买卖等因素作实地访察，才再次受到重视，济宁州学的汉碑不仅集中于戟门内且罗列整齐，显然曾经刻意安排与保护。至十八世纪，济宁州学的碑林已是声名远播，声冠海内。其中，黄易对济宁州学的贡献尤大，因黄易的存在，18世纪的济宁州学已经成为访碑研碑活动最活跃的地点之一。
黄易在居家济宁的20余年间，结合当地原有的探碑人士及其他金石学者，形成一个以搜寻及研究古碑刻为主要目的的人际网络。经过他们的努力，济宁州学的汉碑数量在十八世纪末倍增前代，并透过拓本、考释、题跋及图绘等途径传播而广为人知。黄易堪称十八世纪的访碑代表人物，他在济宁的访碑并非仅是小地域间、少数学者的活动，不论就黄易个人一生的访碑旅程，还是清代整体的访碑风潮而言，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亦能清楚揭示十八世纪访碑的发展情形与相关问题。
王宗敬《黄小松传》言：黄易“集宋以上碑帖过五千种”，几乎涵括了已知乾嘉时期遗存、出土的所有汉魏碑刻。嘉庆五年(1800)黄易将其在济宁访碑所得金石碑版编撰成《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钱大昕为之作序。根据黄易另一著作《小蓬莱阁金石目》的记载，黄易收藏的汉魏碑刻拓本共203种，其中，“汉石刻”179种(含砖文10种，瓦文37种)、“魏石刻”18种、“吴石刻”6种(含砖文2种)。一些在当时已经损毁、佚失的，则得以其早期拓本(宋拓或明拓)弥补，愈显珍贵，“收藏之精，世所罕及”。黄易所鉴藏的汉魏碑刻，分布地域十分广泛。以河南为中心，北至河北，南到湖南，东抵江苏，西达新疆，重点则是山东。黄易收藏的汉魏碑刻精品，世人早已熟知，如《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收录的品种。黄易收藏的其他一些汉魏碑刻明拓本也同样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即使是清拓本，只要是黄易访碑所得或经其洗石精拓、升碑初拓的，也同样被后人所追捧。时至今日，“黄易鉴藏”就如同是一个知名品牌，本身就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价值。
对于访碑所得，黄易很少据为己有，而是就地保护或移至济宁州学交由官府保护。黄易在其著述、日记和访碑图中频频提及济宁州学。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载：“《胶东令庙门断碑》，八分书。黄初五年。在山东济宁州儒学。乾隆乙未，李铁桥得于古松下，移置明伦堂。”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旧拓范式碑跋》：“原石久失，崔墨云初得碑额片石，李铁桥继得断碑有碑阴，俱立于济宁学宫戟门下。宋拓本校新出断碑多一百八十余字，实海内稀有之迹，亟双钩付梓，以工同好。乾隆己酉十一月，钱塘黄易记于济宁官舍。”黄易《得碑十二图·济宁学宫升碑图》跋：“《尉氏令郑季宣碑》，在济宁学宫戟门之东，下段入土。淮阴张力臣释碑时，无力出之，深以为恨。乾隆丙午八月，翁宫詹覃溪趋余升碑，因与州刺史、别驾成其事，复得下段七十余字，以石柱夹立焉。”黄易《孔子见老子像》跋：“《孔子见老子像》载洪氏《隶续》。乾隆丙午冬，钱塘黄易得此石于嘉祥武宅山，敬移济宁州学。郑文宗、李东琪监立。”《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原为嘉祥武梁祠中诸画像石之一，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发掘并移置到济宁。画面布局疏朗，简洁明快，人物形象生动，细腻传神，雕刻技法娴熟流畅，是汉代石刻艺术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黄易发掘武梁祠时，同将《武荣碑》移置到济宁州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黄易在两城山访得“朱君长”三字刻石，移至济宁州学，并绘《两城山得碑图》。黄易访碑、研碑活动与济宁州学紧密相连，济宁州学既是其研碑、交游圈的根据地，也是其访碑所得的保存地。
【图8】“朱君长”刻石拓片 黄易 题
黄易“历幽、燕、青、兖、徐、豫、荆、扬之城，凡遇名山大川以及残碑古碣，无不登临搜访。”翁方纲《黄秋盦传》评价黄易：“君北抵燕赵，南游嵩洛，又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无不就正于君，以是所蓄金石甲于一时。”黄易在济宁，完成了他一生的访碑和著述，不仅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金石目》《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传世；还有《小蓬莱阁诗》《秋盦词草》刊行；以及《黄氏秦汉印谱》《秋景盦主印谱》《黄小松印存》和《种德堂集印》。文字之外所绘访碑诸图，有《得碑十二图》《访古纪游图》《嵩洛访碑二十四图》《岱簏访碑二十四图》等传世。钱大昕曾讲：“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予先后定交者，盖廿余家，而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塘黄君秋盦。”此言可证乾嘉金石学群体的存在与其中黄易之中心地位。
“访碑活动虽不始于黄易，却在黄易的足下达到了高峰。”黄易是十八世纪后半叶金石收藏圈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擅长一整套经典化运作的机制，诸如发掘地的复原与题刻，拓本名家题跋的征集，拓本的翻刻、钩摹与出版，访碑活动的图像化与题跋征集等，这使得他的访、购活动及其成果常常迅速成为学术圈的焦点。一如钱泳所描述的那样：“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仅在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阮元《山左金石录》、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等金石学家所辑金石学丛书中所见，其得于黄易的金石拓本或有关信息就有数百种之多。
在时间跨度上，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嘉庆七年(1802)，这二十五年，是学术界公认的黄易金石学研究逐渐丰硕的时期，也是黄易为官运河，居家济宁，以济宁为生活中心的时期。黄易研究学者杨国栋先生认为：“黄易一生的大半时间活动在长江以北，尤其后来在山东济宁这个京杭大运河的重要中转城市做官多年，以济宁为中点往来于杭州与京师之间，再加上交游人群多集中于山东和京师一带，这对浙派印风的北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样，这对济宁州学的甲于一时和济宁汉碑的对外传播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中间黄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正如杨国栋先生所言，“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艺术家对艺术的贡献并不单纯的存在于创作，对艺术的传播、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也同样重要。”
济宁成就了黄易，同样黄易也传播了济宁。
作为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汉碑重镇的济宁，独享儒学、运河、汉碑三大文化资源。济宁深厚的人文滋养，成就了黄易的个性，也丰硕了黄易的金石学研究。正是因为济宁，黄易以其篆刻、金石学为世人所重，成长为清中期卓然自立、奋发有为的金石学家、学者、书画家，成为清代“金石五家”、“西泠八家”之一。黄易一生重视访碑，他以济宁为访碑中心，将实地勘查、椎拓、绘图、记录与鉴定、著录相结合，是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佼佼者。假以时日，若将“黄易与济宁”作为深度研究的切入点之一，进行时空拓展，有针对性地展开相关研讨，相信必将有助于黄易研究获得更多的发展、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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