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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代如何防范审判出错？ 案子都是由人来查、人来审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如果有人营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中就曾提到过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谒请...
古代如何防范审判出错？
案子都是由人来查、人来审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如果有人营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中就曾提到过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谒请说情，即所谓“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如果法官行为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会造成判罚不公。
就追责来说，先秦时期的惩处力度相当大。为了防止官官相护，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享受相应物质待遇。
因为有一系列严格的追责制度，先秦时代司法人员大都能严于律己，依法办事，捍卫法律尊严。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自杀偿命。在现代司法界也评价甚高的春秋时期的李离，是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的狱官，《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因为误听误信，错杀了人，李离十分自责，自己拘禁了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虽然当时的国君晋文公重耳都替他脱罪，李离仍拒绝赦免，伏剑自杀。
在追责制度外，先秦时还有一套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
《周礼·秋官》中记载过，有一个职位叫“禁杀戮”，这是周代“掌司斩杀戮”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专门负责纠察官民擅自动用斩杀刑罚的行为，监察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挠他人投诉的法官。
古代为何会出现刑讯逼供？
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除了法官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贪欲私心重外，还与相应的刑侦制度有关。
对于案件侦破、嫌犯捕获，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据《唐律疏议·盗贼》记载：唐代对盗窃、杀人犯等，要求事发后30天内必须抓获归案。如果在30天规定期限内抓不到，破不了案，事发辖区内相当于今公安局长或刑警大队长的责任人要被治罪。
这一严格的破案规定，为以后各个朝代所继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盗贼捕限”条规定，“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时，主管官员要被扣工资，“罚俸钱两月”。
在这个破案规定之下，很难排除为在规定期限交差而错抓人、抓错人的可能。如何让被抓者“认罪”，不可避免会使用“刑讯逼供”这类手段取证，不然被错抓的人绝不可能认罪，过去民间俗称此为“屈打成招”。
刑讯逼供，是古代对付“大胆刁民”和歹徒、惯犯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属于非法取证行为，但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合法的”，系一种例行程序。
刑讯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到秦汉时期，则成为普遍选择，随后的南朝，在这方面又玩出新花样。《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一种为官方认可的刑讯手段，将在押人员大饿3天之后再审，反复饿，称为“测罚”；南朝陈则有“测立”，将在押人员拷打后，逼其站到一个约一尺高、仅能容双脚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刻”，约100分钟，循环进行。
在隋唐以后，开始以法律形式规范刑讯逼供行为，但在事实上，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刑讯逼供。
如宋代，所使用的招数，仅从名字上看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记载，有“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多种酷刑，其中“脑箍”法，系用绳缠紧犯人的头，再加钉木楔，犯人头痛欲裂。
古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没有几个人能不“老实交代”的。
东汉永初年间（107年—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当时，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审核，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办案的洛阳县令被逮捕并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官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为后来历代沿袭，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
古代如何惩治超期羁押？
明代以酷刑著称于史，但同样禁止刑讯逼供，不止一位皇帝亲自作过批示，不得严厉拷打犯人。
《明史·刑法志二》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曾于嘉靖六年（1527年）下诏，“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当然，古代在惩罚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时，也会考虑是故意还是过失。宋朝规定，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拷讯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杀论，处斩。如果是过失行为，则减轻罪行。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减故杀罪一等；如被拷打死者是有罪之人，则减故杀罪三等惩罚。
除限制刑讯逼供，古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超期羁押。
在问清细节，被告已认罪又无需再询问的情况下，不只证人，连原告也应即时放回，否则相关法官要被处罚。
古代“断错”了案如何处置？
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等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
所谓“同职公坐”，是指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
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有罪者判无罪，无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反坐制度”继承了先秦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汉代已施行，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零陵太守刘康，因为“坐杀无辜，下狱死”。
法官依法审案，“援法断罪”，否则问题很严重。据《商君书·赏刑》，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王法令，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着他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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