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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时代但凡是个官都和富贵联系在一起，官僚阶级给后人的直接观感便是锦衣玉食，钟鸣鼎食。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时代但凡是个官都和富贵联系在一起，官僚阶级给后人的直接观感便是锦衣玉食，钟鸣鼎食。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以官场最为 ... 的清代而言，先富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很多大清公务员是「 ”被富贵”了。 在普通百姓眼中，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一品大员还是七品芝麻官，都是出有车，食有肉，住有厦，穿有衮，个个满脑肥肠。从实际情况来看，大清官员还真是有不少日子过不下去的。戴璐其在他的《藤阴杂记》中说：有一个工部官员叫张衡，级别是司局级，每日三餐上顿不接下顿，「 ”贫不能举火”。 著名文史学家，晚清时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的李慈铭在京城时，也是天天叫苦，自称靠典当度日，他还有一个同事比他更穷，境况是：「 ”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如果说官场之人的描述多少还有点夸张的话，那么民间对官家的描述应该还是可信的。《都门竹枝词》专描京官：「 ”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诚亦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这说的还是当朝一品大员。对于那些普通京官，民间更有谣唱：「 ”上街三大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这三类人都是令人讨厌的。 那么作为京官中的精英分子翰林们为何会让人讨厌呢？这是因为翰林官们收入最低，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所以坐不起车，但官架子依然放不下，走在路上磨磨蹭蹭，给跟在后面的人添堵。 上面说的这些京官们贫穷已经是十分窘迫了，但有人却说：「 ”京官寒苦……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殆皆饿死”。这话会不会太过夸张了，难不成京官还有饿死的吗？ 张之洞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在京为官经历，他算过一笔账：京官用度繁巨，日需一金，岁有三百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说是在京官员一年下来，省着花一年也得要三百多两银子，那么普通京官工资收入又是多少呢？ 以曾国藩为例，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是个七品京官，年俸45两。从乾隆元年以后，为了改善京官的工资待遇，给予双俸，加在一起就是90两。另外，在正俸之外，又支米45斛，这样算下来大概全年的收入是125两，即便是这个收入，离「 ”日需一金”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些京官们如果没有其他的收入，那么无疑就会饿死。我们知道嘉庆帝有一个十分信任的老师叫朱珪，他去世后，众大臣前往府上吊唁，有人描述他家的情况是：「 ”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处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朱珪身为帝师，又是当朝大学士，如此身份都能穷到这个份上。 大清官员们一些人在九重天，一些人在十八层地狱，造成如此贫富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想来只有三个，一是权力差，二是级别差，三是岗位差。 权力差和级别差这就很好理解，毕竟握有实权的高官有人钻营，如果不是立志要做清官的，断不至于会落到贫穷的地步。关键是那些上不上、下不下的中低级官员，岗位不同，待遇也就又天壤之别了。 中央六部之中，在兵部任职是最清寒的，礼部次之，工部油水也少。各部之中，只有户部为优。按照大清的公务员工资制，除了正俸和禄米外，在京文官还有一些生活补贴，其中饭食银差距最大。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记载：兵部可领的饭食银是448两，礼部67两，户部最多，是1075两。 户部除了正当收入外，还有其他进项。晚清时期，捐纳之风大盛，所有买官者都得先向户部交钱，王文韶任职户部时，光是分卖官所得之肥，一次性就拿了24123两。这笔钱，就是岗位差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 同样都是京官，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是惊人的，这也造成了同级别的京官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油水多的衙门毕竟是少数，而且清代又有照顾满人的政策， ... 能得肥缺者是少数，因此，大多数 ... 京官成了严重「 ”拖后腿”的那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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