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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说起流放，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那些苦寒荒瘴之地，流放人员的脸上，永远只是一副苦逼表情。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说起流放，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那些苦寒荒瘴之地，流放人员的脸上，永远只是一副苦逼表情。 其实，流放与「 ”发配充军”是不同的概念，被「 ”发配充军”，说明官府是不再理会你的生死了，但至于流放，统治者其实只是想给对方个惩戒，生命基本还是有保障的，而且多数还会有再度起用的机会。 古时候，根据罪犯的身份地位与犯案性质，大致会有三种等级的流放区域供统治者选择： 如果是重大「 ”不可恕”的类型，就流放发往交战区一带的边境区域戍边，属于有去无回但但性命大致无虞的类型，相当于今日的「 ” ... ”；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惩戒，就发往非交战区的偏远区域----尽管偏远，但还是处于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且流放期满后往往还有机会回去；如果是皇亲国戚被流放，那他们的「 ”流放等级”也会相当高，其实就相当于换个远离朝堂的地方继续安享生活而已，那些区域与「 ”苦寒荒瘴”是无关的。 流放不同于这类型的充军发配 此外，还有一种「 ”降职下放”，即贬谪，也是属于变相的流放；区别只是，他们的身份依旧是朝廷官员。在那些偏远地区，被贬谪者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那些被流放的人，在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之余，自己也是朝廷的惩戒对象之一。 根据历代疆域版图的变迁，流放地域也时有变化 普通百姓犯了大罪没被处死的话，其结果多半就是「 ”发配充军”，在战场上的死活就得看自己运气了；而「 ”流放”，是只有「 ”体制中人”才有的待遇：生命有保障，生活有着落(甚至过得不会差到哪去)，这就是体制带来的好处，到底是「 ”高人一等”，犯了罪也不例外。 由于历代王朝的版图多有变迁，古时边疆地域或偏远地区的范围也是常有变动的。比如汉朝时，往南最偏远的区域可达今天的广西合浦、越南中北部区域、往西北就到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宋朝时候，由于疆域大幅缩小，也就仅剩岭南区域可选了；而到了清朝，东北方向可达今日的黑龙江牡丹江地区(宁古塔)、西北可达今日的 ... 区域(伊犁)、南部可达今日的海南、西南部可达黔西、巴蜀和云南广西的西部边陲，东部则可达台湾省。 「 ”苦寒之地”宁古塔聚集的是大量清代名臣 由于元明清时候疆域过于广大，不看里程、光是指定这些固定流放地域的话往往难以执行----流放者往往还没走到目的地就在路上累死了。 于是清朝时开始划分具体的「 ”流放路程”：以案犯所在地为中心，按流放距离的等级指定最终目的地。比如以2000/3000公里为流放半径，就往相应方向选择一个该距离范围内的地点，通常误差会小于一百公里。 如此一来，「 ”流放地”就逐渐失去当初「 ”苦寒荒瘴”的意义了。比如台湾省府的案犯就只能往大陆发配(其余方位都是大海)，两三千公里范围的话，目的地大致就在广东湖南一带，其流放目的地往往比台湾省当地还要发达呢！ 从台湾省流放到广东，幸或不幸？ 由于以州府为单位的流放地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互换性，在以里程决定流放地的情形下，内地的可选流放范围往往就大得多。为争取较为舒适一些的流放地(甚至视流放如度假)，相关贪腐也就出现了，这在清朝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人文熏陶特性：被流放者的文人身份，对流放地的人文文化具有开拓性作用 古代最著名的流放者当属苏东坡，他一生经历数次贬谪(即下放)与流放，在其流放的路途上与目的地均留下了惠及千年的「 ”苏东坡文化”。 苏东坡在流放路上留下了大量「 ”东坡文化” 宋神宗时期，苏东坡曾先后被贬黄州(湖北黄冈)、杭州、颍州(安徽阜阳)、扬州与定州(河北)。那时期的他好歹还属于「 ”公务员”；，宋哲宗新任后，他继续被贬往英州(广东英德)、惠州、最后到达海南儋州(儋县)，直到宋徽宗即位才被朝廷召回，那时候的他就完全是一位「 ”罪官”了，已属典型的「 ”流放”。 苏东坡流放途经大量地域，在各地均留下了有关他的足迹与文化美谈，为当地赋予了大量人文气息。比如黄冈的「 ”东坡饼”、杭州的「 ”东坡肉”、颍州西湖、惠州西湖、岭南的荔枝文化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在苏东坡离开儋州之后，宋代也首次出现了来自海南的乡贡，这都有赖苏东坡在当地「 ”办学堂，介学风”，因而海南人一直将苏东坡视为儋州文化的开拓者。 韩愈也曾被贬官流放至广东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流放期间，韩愈重置乡校，延师兴学，使潮州的文风蔚然兴起，为潮州奠下了千年古城的文化基调，今天尚有「 ”韩文公祠”在纪念他在地方上的巨大贡献。 今日的韩公祠 相互融合特性：相向的流放行为，带动了遥远地域之间的知识文化融合 两千年来，我国历史上流徙不断，名人名臣们的贬谪流放固然充满着「 ”悲歌与血泪”，但他们终非寻常普通人一个。 在流放期间，这些名人志士们普遍积极传播先进文化、为当地带去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地方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贡献无疑是不可忽视的—--若非成为「 ”流放地”，这些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本就难有互通，更别说迎来这些文人泰斗了。由此带动的地方发展虽非统治者的本意，但这却是历史演变与生俱来的力量。 林则徐也是著名的被流放名臣 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期间，除大力发展当地的屯田与水利之外，期间还「 ”西域遍行三万里”，根据实地考察整理出的关于南疆的地理信息资料，对后来新疆的国防建设及经济开发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样地，汉唐明清以来被流放到中原的西域人员，也为中原各地带去了西域作物的种植技术及驯兽技术(如驯化狼狗、养马等)，这类易地的相互流放，本质上已成了一种行政本意之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方式之一。 满清入关中原，本身已为中原地区带来了东北文化；而清初时成千上万被流放到宁古塔的 ... ，也同样为当地带去了「 ”宁古塔文化”。 渤海文化、金元文化和宁古塔流放文化，为今天黑龙江三大历史文化亮点，这都是得益于「 ”易地流放”无心插柳而形成的，它们都具有典型的「 ”跨地域”文化融合特性，地方人文上包罗万有、具有豪迈奔放的壮阔特点。 雅俗相融特性：皇亲国戚的集中流放地，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文氛围 动耶上万人的皇亲国戚流放队伍 除文人名臣外，皇亲国戚也是历史上巨大的被流放群体之一。巴蜀及湖北的房县，历史上曾流放过大量帝王及皇亲贵胄，这些宗室达官们在被贬时也是动耶上万人的随行队伍，简直就是一次大规模的举家搬迁！所谓「 ”流放”，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挥霍作乐而已。 据考证，数千年间光流放到湖北房县的帝王或贵胄之后就多达22位，其余级别的高官更是有五六十人，堪称我国流放史上的一大奇观！流放到房县最著名的人物当数唐中宗李显，因为他的一家子人都当过皇帝，他自己也是两度为太子、两度为皇帝，他这样级别的流放者可谓空前绝后了。 空前绝后身份的流放者李显 房县古称房陵，所处的湖北省西北部居于历代政权的核心地带边缘，既远离朝堂又方便当权者对他们的控制。秦、汉、隋、唐等朝均曾将重要的朝堂人物流放此地，比如吕不韦家族、嫪毐家族、隋文帝太子杨勇、唐高宗太子李忠、唐中宗李显等。 由于这些宫廷人物在此长期居住生活，这个「 ”四水围绕、四山围合”的地方竟也孕育出了具有独特高贵气质的文化。 当地人重礼仪、讲孝悌，「 ”民多秦音、俗尚楚歌「 ”，为国内仅有的秦楚文化混合之地，历史底蕴非常浓厚。帝王们将「 ”推杯换盏”的宫廷礼仪习俗也带到了房县，如此的山野「 ”桃源之地”融合了如此的「 ”宫廷文化”，这正是今日房县独有的魅力所在。 房县文化，与数千年的「 ”皇室流放地”息息相关 无论是文人墨客在流放过程中带来的耳濡目染的「 ”熏陶”、还是遥远地域间的互补融合，这样的经济文化特性形成本是一种本能之举。 作为文人或官员，他们在流放到当地之后总要有所作为，为当地传输教化、互通生产技术的有无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除此之外，他们其实也干不了别的事情，总不至于跑过去种田吧！ 作为帝王贵胄，即便是被流放了，他们的生活规格却并不会因此降低多少，这等于就在当地”复制「 ”了一处皇亲国戚的生活居所而已。 寻常山野百姓本是无缘感受这样的宫廷气氛的，”李显们「 ”在当地呆久了，地方上自然也就受其感染、融汇出雅俗共存的地方文化。 谁能想象，这样的地方是昔日帝王「 ”流放”出来的 我们说「 ”任何历史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或多面性”，在流放这事情上，这样的多面性是体现得最明显的了。 流放本是一种惩戒行为，由于它牵涉的人物太多、范围太广，这就好比招蜂的花一样：所经之处必会引致蝶飞蜂舞，而这朵花却只能说：「 ”我就是路过的！” 这朵花说得没错，流放终归是流放，我们仅是从今日的历史角度看到了它所带来的「 ”意外惊喜”，但就相关的当事人来说，他们的脸上或许布满乐观，内心却难免还是苦逼的，毕竟被「 ”炖冬菇”，怎么说都算不上是光彩的事情。 「 ”坊间五千年”将坚持内容100%原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若存疑义联系即删)，持续为大家输出选题丰富的原创文章。本号文字均亲自码出，观点为个人见解，绝无任何映射行为，欢迎订阅转发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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